平抑糧價，是有先例可循的。
    如汴京、杭州這等大城市依賴商品糧的人很多，因此常有商人投機的情況發生。為此官府積極介入調整糧價的例子很多。例如，大中祥符二年，“戊申，詔司農寺，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鬥減五錢。自是訖六月，凡糶九千餘斛，京市物價以故稍平”。神宗熙寧七年，開封“時米價鬥錢百五十，已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平其價至鬥百錢。至是又減十錢，並至官場出糴，民甚便之”。
    地方亦有對付商人利用商品的季節性和地域性進行囤貨居奇采取的措施的著名案例為，皇佑二年，“範蜀公記範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鬥錢百二十。公遂增至鬥百八十，眾不知所為，公仍命多出膀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
    熙寧八年，吳越地區逢旱災，於是趙扡“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通過擴大供給之策，穩定了糧價。
    元佑五年的杭州，與皇佑二年那次饑荒較為相似，正可借鑒。
    平抑糧價一事，蘇軾臥床統籌，由司戶參軍負責，李格非、王棣輔之。
    操作這種實務於王棣而言，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好在這方麵的操作流程大抵是依循先例，也無需他去殫精竭慮拍板定奪，隻跟著打打醬油。這是蘇軾在著力培養他，這樣的曆練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五月十七，城內外遍貼官府公示，粗粗地說了杭城的困局：
    因澇害導致杭城糧價狂漲，已飆升到一千五百錢一石；災民太多，官府常平倉難以為繼，希望糧商能為國為民做做好事，如踴躍捐糧、配合官府平抑糧價；鼓勵附近州縣糧商運糧至杭城，共度時艱。等等。
    這樣的方略，於糧商而言，一樣的配方，同樣的味道。即便在王棣的建議下，多了一條“勒石記功”，不也是同樣的套路？
    某豪邸，恭恭敬敬的送走李格非與王棣，大腹便便的中年、本地最大的糧商嗤笑：“賑濟使？一個迂腐書呆子，一個毛頭小子，傻乎乎的上門忽悠某？真真好笑。捐糧？表表心意唄，獻上個三五十石算是大方的了……不就範文正那套麽，怕是沒那麽好使嘍……”
    同樣的一幕在各大糧商宅邸重複上演：
    “皇佑二年的糧價上漲是旱災引發，範太守出奇招立奇功。此次可是不同，官道毀壞，水道淤塞，外埠糧食進不來，想借外力消弭糧荒？談何容易……”
    “勒石記功？倒是誘惑人哪。不過，為了那些微虛名而放棄唾手可得的豐厚利潤，孰輕孰重？大概誰都知道該怎麽選吧……”
    李、王二人一次次失望而歸，相視苦笑。
    東漢將軍竇憲率領漢軍及南匈奴、東胡烏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後，封燕然山，勒石記功。
    本朝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
    刊碑勒石，以為頌揚美德，銘刻傳承。
    王棣拋出這一手，原想著或許能有奇效。
    本朝是有史以來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本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本朝立國之初，太祖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製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
    雖然如此，但商人的地位仍是不高，“士農工商”，商為末等，自古如是。
    不過，商人既富，自然想提升社會地位，通過贈物施藥、收恤孤獨、安置病老、濟婚助喪等方式對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救助，是宋代商人參與社會慈善救濟最基本的形式。
    諸暨商人張緒，平居固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窶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靳，嚐大雨雪，寒泫積日，府君登樓憑眺，有至脯西無炊煙者，然發困分贍，所全活甚眾。
    成都以商致富的劉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貧病死徙叩門丐貸，無戚疏高人，皆實而歸。
    揚州高郵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眾。
    徙家京師，賣藥自給的陳靖，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嚐有所蓄。
    在災荒之際，不乏商人本著向善樂施、積財能散的好義精神以糧食減價出糶或無償賑濟，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豐城人管迪嚐載粟抵他郡，歲適大饑，穀價翔踴，眾商皆意得，公獨低價以糶，僅不至折閱。比辛卯歲大旱，有司勸督富室移粟賑濟，人多賄吏求免，公獨發廩輦運，不憚勞費，糶溢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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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岩人黃原泰，性樂施予，歲歉，貿粟於閩浙，損半直以濟邑人。
    饒州人張潛，春夏之交，大發倉廩，率減市價十之一，小歉則散之，如是者三十年，環旋數百裏聞，穀價不踴，細民賴之，雖甚饑無流徙者。
    修水人談資也曾因往歲民艱食，君置廩諸鄉，貴糴賤糶，率以為常。
    廬陵吉水人王公權善於經營，閭裏資產至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穀皆前此費去，而君家廩庾相望所至，皆完實……於是，悉發所藏穀為平其直，不當價之十七八，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
    凡此種種，說明“奸商”中亦有樂善好施之人。
    可惜的是，杭城糧商並無管迪、張潛、王公權之流，便是許以刻碑勒石，也隻募糧三百餘石，杯水車薪罷了。
    除卻經營糧米的豪商，其他如布商、酒商等合計捐糧千餘石。未牽涉到切身利益者，反倒更爽利些。
    畢竟，米價不可能一直居高不下，最多也就二旬時日，水道一旦暢通，外麵糧食即可抵達本埠。家裏存糧富裕的大戶，在保證自家食用的前提下捐獻餘糧，是對官府示好，有利於日後行商，且可獲取積德行善的好名聲，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現狀是，戶曹司統計官倉及募捐所得糧食共計六千石弱，需賑災民僅城外便有近四萬，以每人每日半升米計算，可維持一個月。問題是城內存在的不確定因素。
    杭州城百萬人口，受災逾九成，家中素不存糧，米價狂漲，東城、南城的富貴人家尚好，吃得起高價米，西城、北城的中、下人家呢？三、五天還好說，時日稍久便會無法承受。這近八十萬平民若是全靠官府救濟，六千石糧食能維持幾日？兩天，最多三天，便再無一粒糧食用以賑災。
    冰冷的數字，殘酷的事實。
    李格非嘴唇起泡，實在想不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既著急又愧疚。作為蘇軾的門人，不能為先生排憂解難，何以心安，何以心安呀。
    “人在隻喝水不進食的情況下可以堅持七天，體質強健之人更久。”見“合作夥伴”萎頓頹喪，王棣覺得應該給他點希望。
    “真的？”果不其然，李格非聞言一震，見王棣點頭確定，長長吐了口氣：“外麵的糧食半月後可到，再想想法子，或許可以不用……餓死人吧……”
    悲天憫人的文人啊，遺憾的是，隻適合專研學問，這等勞心費神的實務是力有未逮的，倒是高二精擅此道。
    想不餓死人？難哪。
    關鍵點在高俅。
    城裏的米價若無外力介入，短時間內非但不會下降，還會持續飆升。後果便是有錢人吃著高價米，貧民們望米生歎餓著，能忍饑挨餓幾天？看造化吧。
    賑災指揮部幾乎生搬硬套了範仲淹當年平抑米價的方法，可這種事顯然是可一不可二。一則外麵糧食進不來，二則本地糧商有前車之鑒，學乖了，也學精了，又怎會輕易入坑？隻能多管齊下，盡人事聽天命。
    李、王二人負責募糧，兩日裏拿著豪商巨賈名單，逐家換戶上門勸捐，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苦口婆心的說了個口幹舌燥，卻被那些個明麵上恭謹有加的糧商們搪塞了事。好一番太極雲手啊，駕輕就熟，避重就輕，四兩撥千斤，輕飄飄地擇身事外。金錢重利麵前，良心可不值幾個錢。
    重利忘義麽，曆朝曆代都不缺這樣的商人。
    王棣倒沒怎麽氣憤，隻是有些失望。這些人，畢竟是目光短淺了。說到底，短時間的暴利總不如細水長流的好。有時候，名聲的確是重於金錢的。
    隻希望，高俅那邊順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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