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的身份，蘇軾並沒有刻意去披露，一則這段日子忙於政務，往常的文人雅集無暇與會；再者，王安石雖逝去數年，但在轟轟烈烈的“倒王運動”大勢之下，王棣的處境有些尷尬。
    若無這暴雨成災，蘇軾原是想著可領著王棣參加參加文會，多結交名士、積累人脈，算是為王三郎引引路、搖搖旗。
    事實上，正月金陵花魁大會，王棣輕飄飄地拋出的《鵲橋仙》及《青玉案》兩闕詞，仿似在大宋的文壇投下了兩快巨石，以金陵城為中心點，餘波四下擴散，到二月便傳到了杭州城。
    當年，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放蕩逍遙、恣意尋歡，且到煙花巷陌裏，倚紅偎翠，尋環肥燕瘦之柳三變，是為“白衣卿相”。
    這二月來，“纖雲弄巧”及“東風夜放花千樹”唱響大江南北，其聲勢之烈令人咋舌。
    王三郎出道即巔峰，無論是《鵲橋仙》的婉約蘊借、餘味雋永還是《青玉案》的語言精致、含蓄婉轉，皆為詞中翹楚，得其一可受用一生。
    蘇軾寫“明月幾時有”，人稱“《水調歌頭》出，再無中秋出”，及王棣此二詞出，亦是將七夕、元夕詞寫到了極致，時人且言“再無七夕元夕）詞也”。這是將王棣與蘇軾相提並論了，單以此二詞論，王三郎是當得起的。
    蘇軾何許人也，開豪放詞風，餘者如詩、散文、書、畫等方麵亦是成就極高，是為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之後的一代文宗。王棣能與之並論，後起之秀而鋒芒畢露也。
    即便王安石之孫的身份較為敏感，王棣之名仍是隨著那兩闕詞傳揚開來，很有些“天下無人不識君”的聲名。
    若是杭州城州、縣二級衙門官員知曉那深受蘇大學士器重、溫潤如玉的翩翩少年便是近來名聲大噪的王棣王三郎，怕是要大跌眼鏡的。
    當然，眼下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救災一事，其他的皆為末等。
    災後第四天，除了幾處低窪，洪水皆已退去，官府組織人力清淤治汙，街麵上便顯得熱鬧起來。
    災後第五天，危機出現。
    每遇旱、澇大年，必會出現糧荒，元佑五年的杭州水災也如此。入宋以來，年年有災，凡水災、早災、火災、蝗災、鼠災、疫癘、風災、地震與山崩、兵災等十餘種。其中，自然災害占了絕大多數，主要有八種水、旱、雹、風、蝗、饑歉、疫災、霜雪。其中水災居第一位，其次為旱災。這二者就占了整個災害的七成之多。
    旱災雖然較水災要少一些，但旱災對農作物的危害程度卻比水災為大。因為水災過後，隻要持續時間不是太長，總能留下一點莊稼，或者可以補種一些作物，不至於來年絕收。但旱災往往使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顆粒無收，甚至連人畜飲水都會發生困難，危害極大。
    北方水災大部分因黃河決堤而起。
    嘉佑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芻槁不可勝計。水死者數千萬人。
    嘉佑六年七月，河複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已醜，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淮，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南方多雨，且多受颶風侵襲，往往風災、水災相伴而至。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無為軍大風，造成折木、壞城門，軍營、民舍，壓溺者千餘人。
    此次杭州水災乃是久雨成澇，河水倒灌導致水漫全城，而城外臨山處又引發泥石流、山體滑坡等次生災害，全州自州治錢塘以下，凡仁和、餘杭、臨安、於潛、昌化、富陽、新登、鹽官九縣，近八十萬人受災，溺死、失蹤初步統計逾萬，倒塌房屋數萬間，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不計其數。農作物九成被毀，頭季水稻無法播放，蔬菜瓜果所存無幾。
    這場水災來勢洶洶，雖百般防範，仍是損失慘重。
    其實，喪生水災者絕大多數是“機會主義者”，官府三令五申仍不肯搬遷，似乎是咎由自取，然而，逾萬人死亡，蘇軾等官員定會被問責。
    這些都不是眼下該考慮的，當務之急是將災害影響降到最小。
    災後第五日，杭州市十座城門口忽然排滿了進城人員，絕大多數衣衫襤褸，麵帶菜色。
    守城巡檢司兵卒哪見外這陣仗，當即稟報上官。
    一番詢查之後得曉，城門口這些人都是周遭房屋衝毀、無處安身的鄉民，成群結隊的來城裏避難。
    幸好，“救災委員會”昨日便商定了災後救助事宜，對於災民湧至城郭已有預案。當即分派人員安撫民心、搭建臨時木棚、發放清水口糧，將災民暫時安頓下來。
    搶險已到了尾聲，接下來便是賑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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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賑災是有經驗可循的，大致是勘災情、賑濟、蠲免減征、緩征、移民、借貸，撫恤安輯等。隻要應對得當，賑救及時、手段充分，“災後綜合症”還是可以有效抑製的。
    隻是，從一開始，就沒人預計到災情會有如此嚴重，首當其衝的糧食危機。
    兩浙農田廣袤、土地肥沃，氣候適宜，一年兩季水稻一季小麥，頗多豐收，北方的粟、麥、豆等也陸續傳到南方，可謂是農作物豐富。水稻品種則有引進時間不長的占城稻和黃粒稻。
    占城稻，本是占城人培養出一種良種稻，本朝初年傳入中國福建地區。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因江淮、兩浙地區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達三萬斛，分別在長江、淮河以及兩浙地區推廣，並命轉運使張貼榜文“……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
    此稻種性早蒔、早熟、耐旱、粒細，宜於高仰之田，與晚稻配合成為雙季稻，使穀物產量大為增加。
    杭州，盛產水稻，常平倉、義倉稻穀盈足。
    糧倉自是建於幹燥高處，設計之初便考慮到了澇害因素。怎奈此次水災百年難遇，城內民居悉數被淹，糧倉也難逃其劫。
    待官府欲開倉濟糧時，統計存糧，竟是十不存一。官倉都已損失慘重，更勿論民間存糧。據戶曹司初步估計，全城的稻米存量不足平日一成，最多可供杭州軍民半月食糧。還有城外安置的數萬災民等待賑濟，且災民源源不斷地匯集而來，糧食，成了最大的危機。
    民以食為天，饑餓能摧毀人的意誌，也能催發人的魔性。
    這麽多災民，處置不當，極易引發騷亂。
    杭州城，岌岌可危。
    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口，皆需之鋪家。同時期，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什麽意思呢？僅杭城一日口糧就需三、四千石。換算成後世的重量單位，則是四十萬斤一石一百二十斤），驚人的數字。
    糧食緊缺，最直觀的表現是糧價。
    災後第三天，杭州最大的米鋪開門售米，米價為一石八百五十文；
    災後第四天，米價為一石一千文；
    災後第五天，全城各大糧店的米價為一石一千四百文。
    其時，京東西、湖北、淮南、兩浙、江南糧價比較便宜，皆物價中平；陝西、河東、荊湖、福建、廣南土薄物賤，糧價更低；川蜀四路糧價最貴。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東、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路都獲得大豐收，官方報告每鬥米的價格為七至八文，即每石七十至八十文。
    天聖八年，範仲淹說道：“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錢。”當時全國糧價一般為每石三百文。與前相比，增長四倍左右。熙寧元年以前的十五年間，即皇佑後期至治平年間，全國的平均糧價是：“貴價每鬥七十五文，平價七十文，賤價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即中等價是每石七百文(九十八陌)，合六百八十六文足。是天聖八年的二倍多。
    元佑元年，知樞密院章惇言：“凡內地，中年百石斛鬥，粗細兩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錢，若是不通水路州、軍，不過直十四五千而已。”內地廣大地區正常年景的糧價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價格明顯回落。不過，在汴梁、金陵、杭州這等繁華都會，米價並不低——
    元佑初，右司諫王覿上奏，請求提高京師常平米糶價。當時開封諸倉出糶常平米，價錢是每鬥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認為雖“有以見朝廷不惜虧損官本，而惟以利民為務也”，但“官糶甚賤，非所以致商賈也……京師之民，舊多食麥，而今多食米，以米賤故也。使旁郡之米、麥人京師者浸少，豈長久之策哉”。他希望“京師常平米，一鬥其價，以百錢為定”。將官方糶價提高到每鬥一百文省。也就是大約一千文一石。杭州與金陵的米價相差仿佛，均在一石七百五十文左右。
    也就是說，杭州災後的米價猛漲，僅三天時間便翻了一番。可以預見的是，在外埠糧食抵達以前，米價還會再漲。
    這，便是杭城麵臨的最大的危機，亟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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