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行已近一月，這些個日夜過的可真夠……充實啊。
    種種變故讓王棣頗覺猝不及防，暗歎自己果真不是羽扇綸巾、運籌帷幄的料。倒也說不上有多沮喪或者氣餒，有些事情需手熟，有些事情需天賦，自己的天賦在於“才情”嘛，謀略權術啥的著實生疏的緊。沒關係，有時間去學習磨練。
    患亂紛呈的局勢已然平歇，蘇太守籍社倉之由勸捐。
    此時的“勸”與半月前糧價飛漲時的“勸”效果迥然不同，應和者無數。隻是，杭城此回損失慘重，光營建災民安置房的款項便是天文數字，饒是有朝廷撥款，且多方募捐，仍是有不小的缺口。
    此事很傷腦筋，李格非便有些忿然：“都道咱大宋經濟昌盛，稅賦並不輕，天災人禍之際不正應還之於民麽……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千民。”
    蘇軾咳了聲，道：“文叔，慎言。”
    李格非微微“嗯”了聲，心下卻不以為然。
    他適才所言後一句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取之於民的多，用之於民的少。話中之意便是指朝廷救災、賑災不力，應當全力支援災區重建事宜，而非不痛不癢的撥款萬貫、度碟五十，杯水車薪，無濟無事。
    蘇軾心知與自己僅有一半師生之誼的李格非為人脾性，真真是見不慣官場蠅營狗苟的，是個適合搞學術研究的正人君子，論起實務遜高文恭遠矣，更遑論是少年妖孽王三郎。
    災區重建刻不容緩，與其和朝廷討價還價到頭來收效甚微，還不如趕緊想辦法籌措款項。
    蘇軾一方麵以杭州官府之名向豪商富戶借貸，另一方麵加大募捐力度。還有就是除了匠工的工錢，材料瓦石、木梁等）款盡量先行欠著，當然也需盡快結清。如此三管齊下，款項缺口基本能夠填上。
    這期間，王棣又想起銀行之事，似乎值得操作一番。
    需要說明的是，唐玄宗開元初年出現了“櫃坊”，憑證有相互約定的實物，即具體的一樣東西，較多的則使用“憑貼”、“書貼”、“文券”、“券契”等，為單紙或折紙式的單筆往來的記錄。
    “櫃坊”算是銀行的雛形，是替別人保管銀錢的商戶。和銀行要付給存款人利息不同，櫃坊不僅不付息，存放者還要向櫃坊繳納租金。但櫃坊的存在使得原來長安的生意人不必攜帶大量的銅錢，方便了遠方客商的貿易活動。
    但到了本朝時，櫃坊中人勾結富家子弟，從事賭博、盜竊等活動，是以官府將其與賭局、詐騙、盜竊等同列為“遊手奸黠”一類，常加取締。
    金融業，絕對是一本萬利的行業，值得搗鼓搗鼓。
    王棣並非愣頭青，自然曉得其中牽涉太深，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實力不允許啊，暫時擱置，列為可行計劃。
    這些天，他親身經曆了許多事，心中無由的想起一句話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很奇怪的念頭，完全不搭界的事兒，卻讓他聯想到了一起，這思維實在夠跳躍。
    但畢竟是適逢其會，也在盡量出些力，不敢說拯萬民於水火，終究是見不得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的慘狀。既無法眼不見為淨，那便能幫則幫，無愧於心吧。
    事實是，這雖然是“人吃人”的時代，但也不乏為仁向善之輩。國難天災之際，總會有人挺身而出，身體力行地行善積德。其中便有聶勝瓊與蔡雲英。
    今歲江寧花魁大會，聶勝瓊技壓群芳一舉奪魁。聶花魁之名迅疾傳揚開來，待得她自贖其身受聘為半山園王府琴師，其名不墜反盛，便是遠在杭州亦是廣為人知。
    至於蔡雲英，其名卻是知者寥寥，畢竟“琴操”之名太盛，坊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琴操”二字原出自蔡邕所撰的《琴操》一書，以琴操為名，可見琴操的才氣也絕非一般。琴操雖說是ji，但冰清玉潔，賣藝不賣身，紅極一時。
    去年蘇學士知杭州，聞琴操之名，及至見時，憐其才情，遂有往來相交。
    據稱，東坡好友佛印便稱琴操撫琴為“百年難得一聞”。
    東坡欲勸說琴操脫籍從良，乃戲曰：“予為長老，汝試參禪。”
    琴操笑諾。
    東坡曰：“何謂湖中景？”
    答：“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
    又問：“何謂景中人？”
    回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髫挽巫山一段雲。”
    再問：“何謂人中意？”
    答：“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
    還問：“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
    東坡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哪曉得一語驚醒夢中人，琴操雲：“謝學士，醒黃梁，世事升沉夢一場。奴也不願苦從良，奴也不願樂從良，從今念佛往西方。”
    蘇學士遂為之落籍。
    不過，琴操也終究未削發為尼，而是閑居杭州——王棣弱弱地想，蝴蝶效應哪，原本蘇軾與琴操之間會有些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兒，而琴操最終會於玲瓏山別院修行，正是杭州城少了個名ji、玲瓏山多了位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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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已從良落籍，“琴操”之名自不可再用，西城竹園方有了“蔡姑娘”。
    琴大家淡出，但江湖間仍有關於她的傳說。事實上，坊間時不時便會傳出她即將複出的消息，令無數人一次次心生希望複又失望。
    一入青樓深似海，誤入煙花風塵之地的，吃的是青春飯，短則三五年，長則十來年，再風光的也如曇花一現。入了樂籍，此生休矣，若不願孤苦伶仃，便祈禱著能遇良人脫離苦海。雖然，為人姬妾未必能幸福，但總好過賣笑賣身。
    蔡雲英及聶勝瓊是不幸的，卻也是極其幸運的，因蘇軾與王棣之故而重落良籍，亦無那紈絝權勢之輩使用陰險下作手段逼迫侵淩。自由，總那般美好，叫人孜孜追求。
    此次洪澇災害引發的一係列禍患，蔡雲英也被卷入其中。驚恐自是有的，倒不至於後怕。似乎這些年經曆的足夠豐富，已可處亂不驚了。
    但，這種時候，應該能做些什麽，算是一盡綿薄之力。
    議題其實是王棣提起的，倒非有意為之，而是想到他那個時空，每遇天災，如地震、洪災之類，明星公眾人物自發組織各種慈善義演，號召粉絲捐款捐物共度時艱。
    慈善義演？蔡、聶二女相視而笑，一拍即合。
    於是，琴操姑娘於某日某地“複出”的消息不脛而走。另，江寧花魁聶勝瓊亦會參與琴姑娘的複出表演。
    哇哦，琴操與聶勝瓊，杭州與江寧的兩大花魁同場競演，太吸引眼球了有沒有？
    這個極具爆炸性的消息一傳出便迅速占領了“頭版頭條”，十兩銀的入場券不算貴，琴操尚在江湖時可是得需三十兩茶水錢方能聆其一曲的。況且，這是慈善義演，演出的所有收入都會捐獻於賑災事宜。花魁，義演，二者合而為一，自是吸睛無數。
    雙劍合璧，天下無敵。
    據事後統計，二姝聯合義演十二場共籌得十三萬兩銀，悉數捐用賑災。
    人們讚歎江南富庶，更對這二位青樓名ji讚賞有加。此等美事迅速傳揚、發酵，最終驚動朝廷，太後以“義女”二字褒揚，令二女名聲愈盛。
    隻不過，這二位名ji皆已贖身從良，終是無法江湖再見，而成絕唱。
    如此多方籌措，杭城災後重建經費終算可勉強支撐。
    澇災前後被錄入杭州縣治，蘇軾、王棣、聶勝瓊、琴操乃至於李格非、高俅皆“榜上有名”。當然，都是正麵評價。
    千年之後，有史學家在研討這段曆史時，欲將高俅與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等六賊並列，遭致高俅後人嚴詞反駁甚至要與之對簿公堂。
    其後人列舉其種種為善之處，如：他除了與劉仲武家保持密切關係外，對他原來的主人蘇軾一家也頗為照顧。一些野史上記載他“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恤甚勤。”
    且他與當時權傾朝野的大奸臣童貫、蔡京等也非一黨。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軍渡過黃河後，便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靖康要錄》記載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後，童貫、高俅也趕到與之會合，一時間又組成了一個徽宗的親信小班子。不久，童貫與高俅發生衝突。童貫護從徽宗等人繼續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後高俅以生病為由，回到了開封。
    蓋棺論定，時人對他的評價是大節無虧，總體上尚算是一個好人。
    金聖歎在評《水滸》時說過：“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作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於是，眾口鑠“金”，高俅在小說《水滸傳》中扮個醜角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受過也就不足為怪了。
    而元佑五年的杭州澇害發生當時，高俅更是四處奔走，為賑災之事盡心盡力。杭城能迅速度過災期，他在其中功不可沒。
    更何況，高俅與王棣頗有淵源，值得大書特書。
    顯然，高太尉是沾了王棣的光，這是王棣始料未及的。不過，在王棣看來，高俅的確算不上大奸大惡之人。
    人無完人，何妨拉他一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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