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日是道教的中元節，佛教稱為盂蘭節，民間俗稱為鬼節，江南則多稱作“七月半”。
    薦新祭祖，是這個日子的核心價值。道教說這天是地官赦罪日，佛教說是佛歡喜日。民間不是按照文獻生活的，不想那些，隻知道是祭祖悼亡的日子。
    在江南，清明、中元、除夕這三日都會祭祖。
    王棣七月初二從杭州動身，一路舟車勞頓，七月十一回到江寧。
    四月去杭州時走走停停，遊道沿途美景，返途卻是未作停歇，行程縮減了一半，卻也未有多少疲憊。
    這趟杭州之行變故多多，數度遇險，幸好安然無恙。王安禮等親長自是知曉其中艱險，獨獨瞞了老夫人。畢竟王吳氏已經年近七旬，等閑受不得太大刺激。
    好男兒誌在四方，行千裏路讀萬卷書，對於王棣能不辭辛苦外出遊曆，王安禮是樂見其成的。
    說到底，王棣還是他的親孫，王安石去世後，他愈發有責任嗬護他成長。不過，令人“惋惜”的是，王棣的成長速度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恍惚他已教無可教。
    在同輩中，三郎是最為早慧的，縱便與普天之下的同齡人相比亦是出類拔萃，方有“半山小神童”之譽。有王雱之例在前，王安石深恐慧極反傷，是以要壓三郎一壓，臨終遺言讓王棣墳前守孝、潛心讀書，拳拳愛護之心令人動容。
    數年光陰倏忽而過，王棣再度“出山”，饒是予人從容內斂之觀感，畢竟是錐處囊中難掩其芒。
    王安禮從其平日的讀書筆記及順手寫下的種種文字中仿佛看見文壇新星正冉冉升起，《清平樂.村居》、《鵲橋仙.七夕》、《青玉案.元夕》……這些詞皆可流傳千古，卻都出自一個少年人之手，這……給王安禮的衝擊可想而知。更讓他瞠目結舌的是，王棣居然在注解經書？！
    王安禮看的隻是極少部分手稿，但其中的信息量已讓他久久難以平息。他實在無法想象，以王棣之齡怎麽敢、如何能做這樣的事，這是多少大儒窮其一生也不敢觸碰的事，他怎麽敢？
    宋代科舉基本上沿襲唐製，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但這帶來很多弊病，或者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或者隻要求強記博誦，學而無用。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對科舉考試的內容進行了改革，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隻限於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並用經書中的意思去發揮。王安石對考試內容的改革，在於通經致用。神宗熙寧八年，神宗下令廢除詩賦、貼經、墨義取士，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和論、策取士。並把《易官義》、《詩經》、《書經》、《周禮》、《禮記》稱為大經，《論語》、《孟子》稱為兼經，規定為應考士子的必讀書。
    元佑四年，進士科分為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兩種。考試內容有所變化。唐代以詩賦為重，宋代則重策論、經義。策與論的區別在於，策即唐代的策問、時務策，針對現實結合朝政提出問題並作回答；論則從經史中出題，展開議論。經義則是以經書中的句、段為題，要求考生闡發其精神義理，采用議論散文形式，與“論”體相仿。
    此時的進士科，經義已重於詩賦。而所謂“經義”的“經”，便是儒家經義書籍。
    在此之前，《論語》與《孟子》隻是科試兼經。而王棣則是將這二書及從《禮記》中抽離出來的《大學》、《中庸》並稱為“四書”，且著手集注。
    漢以後，《論語》的聲譽日見高漲。魏晉時期《論語》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經和經相等。《隋書·經籍誌》已把它列入經類。
    《孟子》、《大學》、《中庸》直到韓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韓愈和二程都竭力闡發和宣揚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書的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不僅如此，韓愈和李翱對《中庸》和《大學》的思想也給予了充分重視，如李翱的《複性書》將此二篇的部分觀點加以融合、發揮，建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係，開啟了宋代理學大門。二程沿著這個方向，尊奉《中庸》，並把《大學》與《論語》、《孟子》並提。
    此時的二程洛學，是新儒學經過舉創而走向繁榮的北宋時期的最高階段，也是其時的主流學派。
    這期間的理學奠基時期的代表人物，為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和司馬光六先生。當其時，六大家並世而立。周敦頤創濂學、張載創關學，邵雍和司馬光有其象數學，二程洛學一時與諸學並存。
    但是，曆史發展，鬥轉星移，諸學發生很大變化。周敦頤、邵雍之學，為社會潮流所裹挾，成為新儒學由草創到繁榮的中介橋梁；張載關學也由興盛趨向衰落，其著名的氣說、人性理論，則被洛學改造後吸收。相比之下，唯獨洛學雄風剛健，在諸學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學草創期的積極成果，又融會了並世諸學精華。因其深刻的內省精神和頗為精致的邏輯體係，滿足了北宋社會的需要，而形成為北宋理學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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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學說主流其時，其尊奉的《論語》四書自然也被天下文人奉為儒學圭臬。
    彼時亦有大儒為這四部儒家著作注解，終究未能形成係統。而王棣則是首次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在序言中言稱《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大學》、《中庸》中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注釋集合了眾人說法，稱為“集注”，是為《四書章句集注》。
    王安禮雖未能窺竟全書，但僅閱讀了一小部分，心下便已似生起驚濤駭浪：“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這樣的年齡，做這樣的事，讓王安禮心驚不已。他有心阻止，卻又覺是扼殺了某種可能，太矛盾。
    原本，王安禮還想等等看，有自己看著三郎，總不能讓他行差踏錯，關鍵時刻可提點、指正一二。但上月朝中已有旨意頒下，加他為資政院學士，轉知舒州。
    要說起來，曆任江寧知府短則二、三月，久則七、八月，獨獨他王安禮知江寧三年有餘。這是朝廷恩旨啊，王安石故去，其遺孀、後輩仍居於江寧，朝中讓王安禮久知江寧府，不正是讓他可照拂兄長一脈麽？
    現而今，他要轉知舒州，老嫂子定下了要投奔女婿蔡卞，他放心不下王棣，臨走前要與他談談，若是能跟隨一道去舒州，那是再好不過。隻是，王棣幼年過繼給王安石一脈，這事操作起來……於禮不符……
    果然，王棣聽王安禮“含糊其辭”的說起這事，婉言謝絕了叔祖的好意，言道隻在江寧靜心讀書，好生備考今科秋闈。
    王安禮不好多說，隻稍稍囑咐幾句。進士科分經義和詩賦二科，在他看來，王棣是必可鄉試過關的，即便是省試也無大礙。
    他終究還是提及了《四書章句集注》，欲言又止的說了說，話裏話外透露的意思是讓王棣“低調”些。
    王棣聞弦歌而知雅意，當然曉得王安禮為何而憂。不過，他倒是沒想著這麽早讓《四書章句集注》問世，“德不配位”嘛，怎麽的也得等到科試過關才拿出來。有些事情需要在一定的位置才能做，譬如想避免“靖康之恥”。
    王棣的從善如流讓王安禮很是欣慰，在這位“從孫”身上，年少輕狂、誌得意滿這些表現是沒有的，如此，甚好。
    七月十五這日一大早，王安禮便領著後輩去玩珠峰拜祭。
    這片陵墓雖算不得王氏祖墳，卻也是落了香火情。祖孫三輩十來人焚香燒紙，鋤草清掃，無有喧嘩嘻鬧，肅穆恭謹。
    這片山，王棣自是再熟悉不過的，隔了數月再來，心境有了些變化，大概是杭州之行經曆了此前十餘年未曾有過的遭遇，融入感愈來愈強，置身事外的念頭自然越來越弱。
    達叔似又蒼老了幾分。王安石人格魅力強大，影響了一大批人，張安達便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去世，這位老卒便結廬守陵，了此殘生。王棣，算是他“苟活”的因由。
    老少二人再見，言語不多，在王安石墓前練了一趟拳，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動作身法一模一樣，從起手勢到收勢，毫無花哨華麗。
    練完拳，王棣泡了壺野外山茶，陪著老人坐在藤子椅上慢慢的喝著，有一句沒一句地說了會話。
    而後他起身伸了個懶腰：“練字去嘍……”
    老人看了一眼少年的背影，渾濁的眸子裏有了一絲暖意。
    三年多，這些便是老少二人相處的日常，寧靜如水，溫涼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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