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不誤砍柴工。
    首場經義兩篇加起來不過千字，這對王棣來說，著實沒有絲毫壓力。
    這麽多年來，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寫字，且效率不俗，五百字的命題作文最多也就是一個時辰便可完成。沒必要急於一時。
    又坐著休憩了一會兒，直到將最後一絲困意都驅除殆盡，他方整理好考案，注水入硯，慢條斯理的磨起墨來。
    這一幕恰好被二樓的主考官李節收入眼裏，他細不可察地眯了眯眼，唇角掠過一抹厭惡。
    本朝發解試的有國子監發解試、開封府發解試、諸州府發解試和各類別頭試。州府發解試由各州府）通判任主考官。
    作為江寧府鄉貢主試官，李通判做的中規中矩。他的命題並未涉及邊防機密，又未斷章取義，絕非文義不通的“關題”。
    所謂關題，是指考官將經書中相關的兩處或多處經文合為一題的試題。
    嗯，到了明清，即更為喪心病狂的“截搭題”，彼時的八股文題例出《四書》之內，用一句、數句或一節或全章為題，其後為避免蹈襲，采用割裂經書文句，截斷牽搭作為試題，故名。明丘濬《大學衍義補》：“近年初出題，往往強截句讀，破碎經義，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而提學憲臣之小試尤為瑣碎。”又有長搭、短搭、有情搭、無情搭、隔章搭諸體之分。
    例如明代就有以“好古敏以求之者”為題，就是將《論語述而》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截取成題。
    考生需要從這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中，迅速的找到其出處，從中找出內在聯係，並言之有理，這種難度可就成倍的增加了。但這種截搭題相對而言，隻能算作較為簡單的題型，因為隻要是熟記“四書五經”的考生，往往可以迅速的恢複原題並進行破題。
    如果碰到題目是“皆雅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這樣的，那麽就是任你才高八鬥也隻有傻眼了。其中“皆雅言也”是《論語述而》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的後半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則來自《論語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人將至雲爾”的首句，這種全無邏輯聯係，相互完全不存在的聯係的題目，則被稱為“隔章無情搭題”。
    考生不僅需要迅速的識別題目的所在，還要找出相互之間的內在聯係，並在極短的時間裏寫出一篇言之有物，符合製式的八股文章。這種題型的難度可想而知，對考生而言幾乎稱得上是摧殘。
    針對截搭題的難度，明朝一位飽受其苦的進士就曾寫詩感歎道：
    縣考難，府考難，院考尤難，四十二年才入泮；
    鄉試易，會試易，殿試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
    這麽縱向比較，大宋考生實在是算幸福的了。
    值此時分，王棣居然還有心情胡思亂想，這也是沒誰了。
    二樓的李節冷眼旁觀，見王棣雲淡風輕的磨了兩刻鍾的墨。從他的角度沒法看清那個江寧少年才子的表情，但那從容自若的神態卻讓他有些不舒服，忍不住輕輕哼了聲。
    他並非氣度狹隘之人，乃是正兒八經的進士出身，始終未忘讀書人的君子之道。王棣與李之問的些許矛盾摩擦，隻是年青人血氣方剛罷了，為青樓名ji爭風吃醋並不是齷齪汙髒之事，哪來的仇恨怨懣？
    說到底還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因王安石之故而恨屋及烏。
    他李節是不承認熱衷黨爭的，開初還頗為敬重王安石這位天下文宗，但王半山主導新政用之太急，必以失敗告終。
    在李節看來，王安石變法是從理財入手並逐漸涉及軍事的。是以，新法在理財上有不同於流俗的觀點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不增加農民的賦稅負擔。這與王安石在未執政之前“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想法是相同的，把增加政府收入的著力點放在開發自然資源上。但實際上，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過程中，除農田水利法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有直接關係外，其他都是賦稅改革的內容。而這些措施除方田均稅法多少減輕農民“產去稅存”的一些額外負擔外，其他不論是青苗法、免役法，還是均輸法、市易法等等，都因加重對人民的剝削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了種種弊端。
    如青苗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是王安石參照起其在鄞縣“貸穀與民，立息以償”的經驗並著重參照了李參在陝西貸錢還穀的經驗製定並頒布的。其目的據王安石稱是“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出，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但這樣一個說來是為民興利的好法卻產生了嚴重的弊端：首先，青苗息錢遠超出二分利。按青苗法規定，對貸者二分取利，年息四分，這已經不是什麽薄利，況且有的地方多達三分，年息高達六分。其二，借時給糧而糧價高，還時折錢輸納而糧價低，利息在無形中增加了很多。其三，官府收息錢過急，農民深受其害。如山陰縣，“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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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其初衷是為國為民的，但在新法實施過程中自上而下層層偏差，導致了悖離原軌。更可惡的是，拗相公聽不見任何反對的意見或建議，不論好的壞的，統統一棍子打死，實在是……太霸道了。如此弄權專權之人，又怎能俘獲天下民心？縱然其有天縱之心，在李節看來，也是天下之敵。
    李通判兀自出神，忽而瞥及王棣斯斯然坐下，鋪好稿紙，提筆懸肘轉腕，一瞧那姿勢，便是個長期浸淫於書法之道的。
    夠沉得住氣的，李節頗感意外，這王家三郎才十六歲吧，養氣功夫倒是不錯，還生了一副好皮囊，較之乃祖更為順眼。這二年來，王家小子聲名鵲起，儼然成了江南文壇年輕一輩的領軍人物，卻也不算太過驚世駭俗。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僅文才而言，舉世皆譽，到了王棣這，若是泯然眾人，那才是叫人意外呢。也罷，國家掄才試舉，怎可公器私用，且看這小子的真才實學如何。
    半個時辰後，王棣擱筆，拿起稿紙看了看，似是在吹幹墨水，而後輕輕放到一邊。
    這是……寫完一道題了？答的是大經題還是兼經題？
    李節看了看沙漏，從王棣抬筆到擱筆，的確隻有半個時辰。他平素寫字時，若是心無旁騖，半個時辰倒是可以寫上好幾百個字，但多是用的行草。可科舉答題是不允許用行、草的，隻能是用楷書，那小子能寫這麽快？
    科舉自隋發展至今，可謂是漸趨成熟，有了一套相應的完備機製，但在試舉答題時相對寬鬆。
    請注意，隻是“相對”。方正、光潔、烏黑而大小齊平但缺乏個性的“館閣體”“台閣體”）並未問世，但唐宋科舉也是規定了需用楷書答卷，這是為了方便謄錄。
    所謂“謄錄”，就是抄寫試卷，是宋朝用於杜絕舞弊的方法之一。舉子的親筆試卷稱真卷，譽錄後送歸封彌官存檔；譽錄的卷子稱草卷，送給考官評閱。謄錄與封彌合稱彌封謄錄製。
    早年，某些考生通過在試卷上做標記、寫暗語等方式，提醒閱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現象仍然存在。為此，科舉考試又實行了“謄錄法”。閱卷者隻能看到謄抄過後的試卷，徹底杜絕了通過字跡、暗語等給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樣，謄錄法也經曆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推行過程。景德二年，謄錄法初行於河北舉人的殿試；大中祥符八年，行於省試；景佑四年，最後用於州試、開封府、國子監和別頭試。
    元佑三年，蘇軾知貢舉，其門人“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廁身舉子之中。蘇軾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對參詳官黃庭堅說：“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於是將其列為第一。拆封以後，才發現是章援蘇軾政敵章惇的兒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後，蘇軾和黃庭堅都曾寫詩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詩，三人對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運氣”的意味。
    這便是“彌封”與“譽錄”所帶來的公平、公正效應了。
    李節又胡亂想了一通，對王棣之舉給了“狂妄”的評價，且看這小子如何“作”下去。是要一個時辰完成兩道經義題，然後第一個交卷謀取名聲？小子，太嫩了，鄉試三天，頭兩天是統一收卷的……
    李節心下不喜，靜等王棣出糗。
    哪知道，接下來的三個時辰，王棣未再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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