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與防作弊，曆來是考場之重。猶如貓鼠遊戲，敵我態勢反複不定。
    彼時對懷挾的管理極為嚴格，有舉子改寫了當時市井之間一首非常流行的《侍香金童》詞，描寫懷挾的士子們的緊張模樣：“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著。內臣過得不住腳，忙裏隻是、看得班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想度，隻恐根底、有人尋著。”可謂十分形象。
    除了懷挾，考試中還有一種作弊行為稱為“傳義”，即在考場上遙相傳遞文字。朝廷對傳義行為的懲罰基本上與對“懷挾”行為一樣嚴厲，一經發現，立刻將犯規考生清出考場，永遠取消考試資格。
    懷挾、傳義之外，終宋之世，在諸多作弊手段中，公認害處最大的是代筆行為。
    代筆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考生與替考者同時入場，替考者可能用“已死姓名”投遞家狀應試，或者用“弟兄親戚同鄉姓名”，答卷完畢之後，設法交換試卷，操作類似上麵提到的“傳義”。有些考生甚至全程讓替考者代為答卷，“身不入場，榜出高中”。還有考生是在考場上通過傳遞，獲得代筆者所作的文章，“至有門外假手，遞稿入院”，或者“內外通同”，“將見成卷子傳入填納”，或者是通過小吏記住考生名號，在考卷的糊名、謄抄階段借機塗改、調換。士子在試卷開頭需要抄寫自己的家狀，所以有些代筆者是通過小吏改換卷首達到目的的。
    凡此種種，皆監考官嚴防死守之所在，但終究是防不勝防，法網恢恢必有所漏。
    對此，王棣表示理解，“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嘛。因為有市場所以有存在，世間萬物皆是如此，有因方有果，有果是有因。
    科舉製度在宋朝有了很大發展，也在不斷的變化中逐漸走向成熟，選拔出了無數人才，使士子們“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即使是始終沒有通過省試的舉人，隻要積累到一定的舉數和年齡，也可以通過“特奏名”製度，由禮部特予奏名，參加殿試，獲得出身，因此舉人們不至於徹底絕望，成為造反的黃巢、王仙芝。故而，許多人淹滯場屋，“英雄豪傑皆汩沒其中而不自覺”。在這樣的氛圍中，若是難以克服早日蟾宮折桂、金榜題名的誘惑，行險作弊，乃至於無孔不入，也是人性弱點所必然導致的吧。而考官們與小吏們無論是出於情分，還是畏懼權勢，或者為了金錢，以各種方式開方便之門，就更加不難想象了。因此，雖然自宋以降，科舉製度逐漸趨於完備，朝廷也無法完全革除科場中的作弊行為，不論場中還是場外，各種作弊手段仍然層出不窮。
    這般胡亂想著，很快輪到了他搜檢。
    他將浮票交給監考官，注意到對方微不可察的點了點頭，似乎在傳遞某種善意。呃，許是這監考官認識自己吧，大小也算是江寧名人哩。
    為防止“槍替”，也就是槍手，宋代開始施行浮票製，相當於後世的準考證。浮票上寫有考生的詳細信息：姓名、年齡、體貌特征，包括身上的痣，都要寫明。
    當然，在沒有攝影技術的宋代，浮票上所謂的“詳細信息”究竟怎樣詳細便可想而知了。
    搜檢的官差也隻草草了事的搜查一二，便讓他提著考籃通過。
    這其間的信息量倒是不小，需知當場主考官乃是本府通判李節。且不說李通判是鐵杆舊黨，早前很是“不畏權貴”的與新黨打擂台，會對王安石後輩以禮相待？再者，李通判之子李之問與王棣不對付，為了聶勝瓊很是有些矛盾衝突，整個江寧圈子都知曉此事，李節就沒想過為愛子出出惡氣？又或者，李通判本就是個高風亮節、公私分明之人，不屑如此。
    想不通就不想，他沿著甬道向前走去，忽聽隔壁上元縣檢錄處傳來嘈雜聲。
    “哼哼，藏在穀道就以為搜不出來了……將這敗類叉將出去，枷起來……”
    接著，二名差役叉著一名三旬上下的考生出了甬道，將考生往廣場一摜，又將枷鎖往這倒黴蛋脖子上一套，啐了一口：“讀書人呢……”
    待檢的考生不由得心中戚戚，科場作弊被枷號示眾的便是被列入了黑名單，再無下場科試的資格，十數年苦讀，到頭來如此收場，著實可憐。
    其中更有數個考生當即變了臉色，猶豫片刻，從身上極為隱秘處掏出小冊子丟開，而後尷尬的對身邊的考生笑笑，盡在不言中。
    對於考生的這些小動作，監考官悉數看在眼中，隻當未覺，心裏卻是在回想當年自己的科試場景，何其相似的一幕啊，這也算是傳承啊。
    王棣倒是沒注意這些，經曆過前世監控最嚴厲的高考，哪還會想作弊這種事？再者言，若要靠作弊方能過關，那也太o了。
    前世的他，四書五經固然讀的不深，隻是粗讀而已，但靈魂穿越過來已有十六個年頭，在此期間可謂是苦讀不輟，大部分時間都在讀讀寫寫。有著一個成年人的理解思維，又有著年輕人的記憶力，若這樣還通不過科舉，那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這份自信還是有的，至於能考到什麽時候名次，那就不得而知的，需要些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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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考座號，他不緊不慢的找到了玄字三號房，稍稍鬆了口氣。
    因是新建之故，考舍還算整潔，隻是實在逼仄了些，七、八平米的樣子，剛好能擺下一張床。說“床”並不準確，用磚壘了七、八十分高作為床腳，上麵擱了一大一小兩塊木板。王棣這位科場初哥得到提點，曉得上麵那塊木板支起來便是考桌，想想後世的考場環境，實在是天壤之別。不過，一人一舍倒是更益於規避考場作弊。
    想到今後三天便要蝸居於此，不由得搖頭苦笑。這真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呀。也罷，唯苦中作樂爾。
    將考籃放在床頭，支起考桌，筆墨一一擺好，看看離考試還有一段時間，他幹脆坐下閉目養神。
    也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中聽得有人在說話，這才把他從半夢半醒之間拉了回來。
    一個國字臉、相貌堂堂緋衣魚袋的中年官員正立於二樓環顧四下，說了一番勉勵之詞，又告誡考場一應規矩，盞茶工夫後宣布本科江寧鄉試開始。
    王棣認得這官員便是本屆鄉試的主考官、江寧府通判李節。
    嗯，聽說李通判之子、李之問也參加了本次鄉試，不過考的是“別頭試”。
    所謂別頭試，就是主考官及其相關官員的子弟、親戚、門生，一般是另立考場，別派考官，即“別頭試”。可以說這屬於是一種回避製度。
    太宗趙光義在雍熙二年有詔：“凡考官）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從此以後別頭試成為一種製度延續下去。
    稍頃，有差役逐個發放稿紙，又有差役高舉木牌從各個考舍前慢慢走過，不時提醒考生看清木牌上寫的字。
    王棣走到考舍門口，看那木牌上寫了數列字，便是經義題目了，心中默念了兩遍，記了下來。
    那題目隻有寥寥數字，差役步子緩慢，若有考生沒記住題目，那也怪不得人了。
    嗯，考場嚴禁喧嘩，也不允許向主考官或監考官提問，若是沒看清考試題目，那真是活該。
    元佑朝進士科又分經義和詩賦二科取士，二者皆考策、論，不同之處是首場一考經義一考詩賦。
    王棣選的是經義科，也就是摘取經書中的一句話試論之，議論文嘛，字數不得超過五百。
    神宗朝時，王安石變法關於科舉作了大幅度的變動，規定參加進士考試的，任選《詩》、《書》、《易》、《周禮》、《禮記》中一種，謂之“本經“或“大經“，並兼論《論語》、《孟子》，謂之“兼經“；考試共有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第二場試兼經，外兼大義十道。這兩場考試，隻要通曉主旨大義即可，不必局限於注疏講說。
    元佑朝初，司馬光盡廢新法，《三經新義》被取消，有時考詩賦，有時考經義。去歲，又將進士分為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兩種。經義科隻考一場，本經與兼經在同一日完成。
    不過，關於“本經”與“兼經”，這些年似乎有模糊甚至顛倒的趨勢。《論語》與《孟子》愈來愈被文人士子重視，這也正好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如此大環境下，科舉的題目也相應有了變化。此次江寧府鄉試，李通判出的經義題中，八道備選題中，《論語》與《孟子》赫然占了三道。
    看清了考題，王棣無可無不可的抿了抿嘴。
    他可是要“寫”《四書章句集注》的，三道兼經題自不消說，五道本經題中有兩道摘選於《中庸》與《大學》。
    感覺有點欺負人哦。
    他笑了笑，呃，還是有些犯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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