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自是沒有胼足而眠，但秉燭夜談卻是有的。
    長談過後，孔若虛長歎道：“介甫公後繼有人也。”
    不得不服啊，弱冠之年便有如此才學、如此見識，假以時日那還得了。
    他終究是接受了王棣的“四書”之說，並詢問有無撰寫完稿。
    王棣心下鬆了口氣：終算是搞定了。
    他執意要繞道山東，便是為了仙源縣之行。再說的透徹些，他是要走一趟衍聖公府。
    既然決定要做某些事了，就找條最快捷有效的途徑。
    相較於原本的曆史時空，他讓《四書章句集注》提早了百多年問世，並不會顯得離經叛道。
    儒學大行其道，而“四書”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四書”相對於“五經”是較晚出現的。這個晚，不是文本創作得晚，晚的是“四書”一稱。
    近年來，隨著理學的地位越來越重，理學大家們的論點也漸為世人所接受。
    所謂理學，乃是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等人創立的新儒學，傳承於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學。
    二程竭力闡發和宣揚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書的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不僅如此，韓愈和李翱對《中庸》和《大學》的思想也給予了充分重視，如李翱的《複性書》將此二篇的部分觀點加以融合、發揮，建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想體係，開啟了宋代理學大門。二程沿著這個方向，尊奉《中庸》，並把《大學》與《論語》、《孟子》並提。
    也正因如此，縱然司馬光曾大肆指批孟子，即便這些年他的門生子弟仍是對《孟子》口誅筆伐，但有著日益強大的理學中人大力宣頌，“四書”之說已是初見雛形。
    嗯，王棣適時推出四書注義，算是應勢而為。作為王安石之孫的他，無論如何，身上新黨的烙印是磨滅不了的。既如此，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唱對台戲，不是理所應當的麽？
    於曲阜孔氏，大抵是樂見其成的。
    《論語》自不必說，記載孔子及其主要門弟子的言行。《大學》，雖非孔子親手所著。所謂“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但可算是孔子遺書。《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受孟子。”也就是說，《中庸》乃子思所著。
    這三本書都與孔子有關。
    而《孟子》則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王棣如是說：“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
    很顯然，他是主張將這二書並列的。
    對於王棣此言，孔氏能表示反對麽？顯然不能，作為儒學本宗，當然得大度大度再大度。更何況，孟子與孔子頗多淵源，他拜孔子之孫孔汲的門人為師時姓曾名參，後更改名軻。嗯，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參，即曾子。
    可以說，孟子應該叫孔子為祖師爺，孟子是孔子的鐵杆粉絲，孟子一生以傳承孔子的思想為己任，孟子係統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說，孟子應該叫孔子為祖師爺，孟子是孔子的鐵杆粉絲，孟子一生以傳承孔子的思想為己任，孟子係統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他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認為孔子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其實，孔子也是個“追星族”，孔子最崇拜上古時代堯舜禹、周文王、周公等那樣的聖賢，而孟子則認為，堯舜禹和孔子比，還差了一點，孔子是古今“集大成者”，是真正的大聖人。所以，孟子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意思是說，自己是孔子的“鐵粉”，他想拜孔子為師。
    而《孟子》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流傳後世，影響深遠，亦為儒家經典著作之一。
    是以，孔子後人能鄙夷孟子或《孟子》麽？
    既定肯定了“四書”之說，那便得支持王棣。
    王棣說的好啊：“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無論如何，他都是在宣揚、吹捧孔孟思想的，得好生支持才對。
    況且孔若虛是真看重王棣口中所言之《四書章句集注》，詳細地問詢了相關事宜。
    王棣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極其誠懇而謙遜地說了“一己之見”，如是說：“竊以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大學》、《中庸》中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注釋集合了眾人說法，稱為‘集注’。是為《四書章句集注》。”
    他取了幾套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書呈奉給此間主人，封麵上端端正正地寫著幾個字：四書章句集注。乃是他親手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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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狂悖，還請前輩不吝賜教。”
    賜教？如何當得起啊。
    次日，衍聖公府發帖遍邀左近名儒，座間特推此書。
    奉聖公孔若蒙親臨，歎曰：“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
    離析穿鑿，是漢唐以後儒學的最大弊端。離析，就是經典的繁瑣化、複雜化、學究化；穿鑿，就是解釋經典的牽強、附會和泥古不化。唐太宗命孔穎達修《五經正義》，固然有搶救學術之功，但儒家的經典被定於一尊，從此化為國家的意誌，被固化、被封閉、被教條從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另外漢以後的儒學主要的興趣和關注點在章句訓詁之間，所謂“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對儒家經典義理的探究與闡釋卻“晦盲否塞”。這就使儒學的真諦被淹沒，儒學的精神就此迷失。
    奉聖公乃拊掌讚曰：“日後人言王三郎學之有大影響於後代者，必以其所治之四書學為首。”
    此言一出，滿堂俱驚，眾皆失聲。
    曲阜孔府可謂是一個風向標，代表著天下文脈的正統傳承。當代奉聖公此言是蓋棺定論，是完完全全肯定了《四書章句集注》。
    有這麽一個文壇精神領袖喝彩支持，日後不論是誰想要對王棣下黑手，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到這，此趟清源之行，大功告成。
    事實是王棣有些急了，迫切地感覺到了時不我待。杭州之行，遇見了方臘方十三操縱摩尼教欲火中取栗，這與原本的曆史並不相符，曆史軌跡已然有了偏差。
    在他想來，此時原應寂寂無名的方十三已在杭州闖下了偌大的名氣且榮登海捕文書。雖說方某人當官府開始玩起了躲貓貓的遊戲，但誰知道他會一時心血來潮鬧出什麽幺蛾子呢？
    而“女真貢於遼”的消息更是讓他心頭一緊，猛虎露猙獰了呀。此時，完顏部已統一了女真諸部，大首領完顏劾裏缽去年年底溘然長逝，相較於原本的時空提前了三年。二十二歲的完顏阿骨打子承父業，提前亮相曆史舞台。
    王棣如是比喻：西夏為鷹犬，遼為豺狼，女真為虎獅。
    此時的遼國貌似強大，但已是“強弩之末”，倒是女真完顏部亮出了獠牙。
    風起雲湧的亂世即將到來，留給大宋強盛還有多少時日？歌舞升平掩飾下的昌盛和平能維持多久？
    王棣為此焦慮不安。倒非說他有多麽憂國憂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隻是想讓親友們活的安心自在，不用在兵荒馬亂中顛沛流離。
    但為了阻止某些事的發生，他必須得在朝堂之上有發言權，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所以，他不僅要在來年會試金榜題名，還得盡可能的排名靠前，得有足夠的影響力。
    所以，即便王安禮數次隱晦地讓他先行蟄伏，擇一好時機再讓此書問世，他也是顧不上了。
    再不瘋狂就……來不及了。
    《四書章句集注》是用來刷名望的。
    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王棣以十六歲之齡立言出書，可謂是世無僅有。
    當然，“品澀居士”已然是大宋朝知名作者。《飛龍全傳》與《隋唐演義》倒還罷了，隻是通俗話本，並無太深的文字功力和文學底蘊，但《三國演義》不同。
    後者采用淺近的文言，明快流暢，雅俗共賞；筆法富於變化，對比映襯，旁冗側出，波瀾曲折，搖曳多姿。又以宏偉的結構，把百年左右頭緒紛繁、錯綜複雜的事件和眾多的人物組織得完整嚴密，敘述得有條不紊、前後呼應，彼此關聯，環環緊扣，層層推進。
    要表現近一個世紀的複雜曆史，輾轉於魏、蜀、吳三國的疆域，這樣的曆史跨度，這樣的時空轉換，要使所有的人物都活起來，談何容易。能做到品澀居士這樣，確實是出手不凡了。
    這三部話本既贏得了口碑，也賺了個盆滿缽滿。這也正是許三多認準、跟定王棣的原因。
    總而言之，王棣一手賺錢一手揚名，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初衷是達成了。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孔若蒙的頌揚，《四書章句集注》和王棣必將閃耀大宋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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