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清帝退位後的第三個月，鄭孝胥以「大清遺臣」身份蟄居上海，開啟了遺老生涯。
    此時的上海租界成為前清官僚、文人的避居之地。
    鄭孝胥自從處理完北京的產業後，以及被醇親王載灃招致王府詢問有關實業創辦事宜，向醇親王載灃留了在上海租住的地址。
    自知在上海租房，不是長久之計。
    此時鄭孝胥便拿著變賣北京產業所得銀錢，打算在上海的房產重新整裝一番，不再租房居住。
    這幾日正在搬家，海藏樓已修整完畢。
    鄭孝胥在法租界南洋路自建的「海藏樓」內，以詩書自遣，暗中維係著與複辟勢力的聯係，其活動呈現出複雜的文化與政治交織的特征。
    鄭孝胥寓居的這座三層洋樓是他1908年購置的產業，內藏大量古籍、碑帖及書畫藏品。
    他在此接待訪客時，仍沿用清代禮儀，和訪客對話常涉及對民國政局的臧否。
    鄭孝胥與沈曾植、朱祖謀等遺老保持密切往來，流露對複辟的期待。
    從前鄭孝胥的經濟主要依賴清朝舊俸及投資收益。
    他在廣西任邊防督辦時積累的資產，加上上海日輝織呢廠等實業的分紅，維持著寬裕的生活。
    5月間，他頻繁出入福州路的箋扇莊，為富商題寫匾額，如為「同泰祥」綢緞莊所書對聯「同氣連枝承世澤，泰階平允頌堯天」，每幅潤筆費達二十銀元。
    此外，他通過商務印書館出版《海藏樓詩集》，版稅收入亦為重要財源。
    鄭孝胥作為「同光體」詩派領袖，5月間主持了三次詩社活動。
    5月4日，他與陳三立、李瑞清等在愚園雅集，以「落花」為題唱和，其詩「劫後春痕半有無，東風吹淚上蘼蕪」，暗喻清室傾覆之痛。
    書法方麵，他為交通銀行題寫的匾額此時已懸於外灘總行，每字潤金高達一千銀元。
    隱居上海期間，鄭孝胥雖未直接參與宗社黨，但通過帝師陳寶琛保持書信往來。
    5月3日，他收到溥儀淩霄）的密函，內附「毓慶宮行走」的虛銜委任狀。
    此後，他多次與日本駐滬總領事有吉明會晤，主張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清室複辟政權。這些活動均通過租界內的日本浪人傳遞信息。
    鄭孝胥拒絕使用民國紀年，5月間所有往來書信仍署「宣統四年」。
    他聯合沈曾植、梁鼎芬等發起「存古學社」，以「保存國粹，抵製西化」為宗旨，反對教育部廢止讀經的政策。
    盡管以遺老自居，鄭孝胥仍與張謇等立憲派人士保持聯係。
    答應5月12日參加張謇在張園舉辦的「實業救國討論會」，提出「以工立國，以商富國」的主張。
    此舉旨在借助立憲派的經濟實力，為未來複辟積累資源。
    鄭孝胥深諳外交之道，5月間接待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等外賓。試圖爭取西方對清室複辟的同情。
    鄭孝胥一方麵批判西方文化，另一方麵，他又依賴租界的庇護，通過《字林西報》等英文媒體發表反民國言論。
    這種矛盾在其書法中亦有體現，5月創作的《行書蘇軾詩卷》，筆力雄健卻暗含頹唐，被沙孟海評為「精悍處見孤臣孽子之心」。
    作為前清高官與文化名流，鄭孝胥在遺老群體中扮演著精神領袖的角色。
    1912年5月的上海，鄭孝胥的遺老生活是晚清士大夫在時代劇變中的縮影。
    他以詩書雅集維係文化認同，借租界空間開展政治博弈，在傳統與現代、忠君與變革的夾縫中尋找生存之道。
    其活動既展現了遺老群體的文化堅守，也暴露了他們在曆史洪流中的無奈與困境。
    這種複雜性，恰是理解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心路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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