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思索道：
    “照這麽說，那這開海到底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就算咱們禁絕白銀，保證寶鈔不濫發，牢牢將鑄幣權攥在手裏，可種地的百姓賺錢肯定是比不過通商的啊，那不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難不成讓糧價也跟著漲上去？”
    朱高熾：“就算不開海，這問題不也一直都存在嗎？商人在咱大明朝不照樣也做生意？
    依我看呐，這寶鈔和市舶司一旦完善下來，這開海就勢在必行。
    但咱也要把政令提前規劃好了。
    一方麵耕地不得流通這是根本，不能讓那些豪商富賈拿著大把的錢還去盯著百姓的那點地。
    要逼著他們把賺來的錢再投回到生產上，像置辦器具、置辦大船、雇傭工人，甚至募捐軍餉，讓我大明朝的軍隊在外打下地盤後，再將地盤優先賣給他們來建廠開工。
    再一個商賈發了家，必然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做工，禁止了土地流轉就能讓百姓分出部分勞力在家務農，部分勞力在外務工。
    既不會荒廢了土地，又不至於落下百姓們賺不到開海的紅利。
    隻是我大明的人口還是太少了些，步子邁大了很容易就讓務工來錢比種地快，那就荒廢農耕了。
    另一方麵就是上蒼所說的提高商賈賦稅了。
    我大明朝本就有多征商賈的律法，隻是開海以後來錢更容易了，得進一步完善。
    小商小販要少征，豪商富賈得多征，不能圖省事一貫視之，還得順應情況靈活調整。
    像有些商販做的是肥料、農具、礦產、棉布，那就不能隻看他們賺錢多就多征他們的稅，這些東西都是事關百姓民生的，百姓過日子和勞作都離不開這些，稅征高了必然抬高物價，就沒了劫富濟貧的效果，反倒增加了百姓負擔。”
    朱棣看著胖胖露出笑意，道：
    “看到了嗎？你想當太子監國，想當皇帝？沒有你大哥這個本事就是想也是白想。”
    朱胖胖道：“我打仗不如爹和老二、老三，但監國這麽多年，自然最關心這些事了。”
    朱高煦兩手一攤道：“我可以找大臣做這些事啊，大臣們就是幹這個的，皇帝也未必要事必躬親吧？那也幹不過來啊？”
    朱棣：“皇帝是不必什麽都做，但你也得知道每道奏折背後的利弊吧？不能臣子們說幹什麽你就準奏讓幹什麽吧？
    朕看你還是好好打仗算了，朕這個征虜大將軍是幹不動了，你來接朕的手繼續打吧，太子還是讓老大接著幹，朕放心。
    記住了，寶鈔、市舶司、科研院、工造這些都得抓緊，缺錢了爹就去削幾個藩給你籌錢。”
    ……
    【萬曆帝朱翊鈞因為父親朱載坖死的太早，繼位時隻有十歲。
    朝政由內閣首輔高拱，次輔張居正和高儀三人執掌，司禮監掌印太監為馮保。
    由於權力爭奪，高拱主張將司禮監的權力收歸內閣，以增強文官集團對朝政的掌控力。
    馮保自然極為抗拒，雙方由此矛盾激烈。
    雖然張居正表麵支持高拱，但張居正也想取代高拱成為內閣首輔，於是張居正和馮保結為同盟。
    馮保和張居正聯手獲得了太後和皇帝的支持，以高拱攬權擅政，令其回老家閑住，高拱就此被驅逐，張居正成為首輔。
    自此一切軍國大事都由張居正擬票，馮保批紅。
    不過一些重大決策上還是需得到皇帝和太後的應允，同時也會受到言官的監督與彈劾。
    但這也已經是明朝官員的權力巔峰了。
    擁有大權的張居正依然本守著當初上奏嘉靖，意圖扭轉國家貪汙腐敗積貧積弱局麵的初心，力主推行改革。
    他在政治方麵推行考成法。
    明確各部門職責與既定任務，規定考核期限和標準，依此獎懲官員，大量政績不達標的官員被裁撤，使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官場風氣得以改善。
    經濟方麵他又實施一條鞭法。
    將夏稅、秋稅、徭役、以及各種雜稅合並為一體征收，減少征稅次數和稅種名目，降低地方官員借稅收之名盤剝百姓。
    又大力推動全國土地清丈，清查出大量隱田，防止地主富豪隱匿土地、逃避賦稅，增加了朝廷的賦稅來源，緩解了財政危機。
    同時采用計畝征銀，以納稅人擁有的土地麵積作為征稅基礎，除少數地區用實物繳稅外，其他地方一律將各種賦役折合成白銀來繳納。
    實現了稅收貨幣化，省去了糧食運輸帶來的運輸成本與人吃馬嚼，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稅吏以糧食質量問題刁難百姓， 從而間接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財政收入。
    軍事上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將領，加強北部邊防。
    提出了“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方略，與蒙古韃靼部議和並開放邊境貿易，使邊境安寧，為國家改革和穩定發展奠定了外部環境基礎。
    教育和官員選拔上，張居正注重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在科舉考試中更加注重對考生經世致用能力的考查，同時結合考成法，培養考生更加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改變了以往科舉考試中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為國家發展注入新活力，使更多實幹型人才有機會為朝廷所用。
    從公元1573年到公元1582年，張居正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扭轉了自嘉靖、隆慶以來民窮財竭、邊防鬆弛的積弊，開創了大明的最後一次中興，史稱“萬曆中興”。
    但是積勞成疾的張居正，最終也於他改革的第十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由於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太多官僚士紳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加之張居正和馮保幾乎架空了皇權。
    在皇帝意圖收回大權，還有言官們的不斷彈劾下，張居正在死後的第四天被清算批鬥。
    不僅被抄家，他的家屬也被流放，甚至慘遭餓死。
    馮保則於一年後被放逐到南京，不久病逝。
    而張居正被抄出的家財僅十餘萬兩。
    其作為內閣首輔以來的俸祿和皇帝、太後的賞賜，以及祖上積攢，擁有這些家財實屬正常。
    相較於嚴嵩這等貪官被抄家時，僅白銀就多達三百萬兩，張居正家十萬兩的數額實在不算大，尤其還是在白銀貨幣化和海外貿易帶來的通貨膨脹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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