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紅色颶風：末代沙皇到蘇維埃1856  1991）
    第二十四章 鐵幕升起：斯大林主義的鍛造1924  1941）
    第一節 權力真空與路線之爭：托洛茨基的流放與斯大林上位
    一、列寧的隕落與江湖的暗湧
    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的寒冬凜冽異常，刺骨的寒風裹挾著冰雪，呼嘯著穿過克裏姆林宮那高聳的尖頂。這座象征著蘇聯權力核心的宏偉建築，在這寒冷的冬日裏顯得格外莊嚴肅穆。而此時，紅場之上，列寧的遺體靜靜地安臥在靈柩之中，接受著無數民眾的瞻仰與哀悼。然而，在這表麵的悲痛與寧靜之下，蘇聯權力中樞的暗流卻早已洶湧澎湃。
    列寧，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如同蘇聯這台龐大機器的核心齒輪，他的逝世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種權力真空的狀態。誰將接替這位“革命舵手”，帶領蘇聯繼續前行，成為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終極問題。在當時的蘇聯黨內，四大派係各自盤踞，形成了一種錯綜複雜的政治格局。
    托洛茨基，作為“紅軍係”的代表人物，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擔任軍事總指揮，憑借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領導智慧，成功地帶領紅軍取得了一係列的勝利，被譽為“紅軍之父”。他手握紅軍大權，在軍隊中擁有極高的威望。然而，托洛茨基性格孤傲，他自恃才高，不屑於參與那些繁瑣的權力鬥爭。他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軍事戰略和革命理論的研究上，認為隻要能夠堅持革命的理想和原則，就能夠帶領蘇聯走向勝利。這種性格特點使得他在政治舞台上逐漸陷入孤立，成為了眾矢之的。
    斯大林，出身於格魯吉亞一個鞋匠家庭，雖然出身寒微，但他卻有著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和權謀手段。他以“黨務總管”的身份，悄然編織著自己的權力網絡。他就像一隻狡猾的蜘蛛，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了每一個地方黨組織的任命權。原本“總書記”這個職位在蘇聯黨內隻是一個相對清閑的職務，但斯大林卻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和手段，逐步將其變成了一個掌握著實權的樞紐。他通過對地方黨組織的控製，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圍。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則代表著“元老派”。他們在蘇聯革命的早期就參與其中，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深厚的資曆。他們憑借著自己在黨內的元老地位，試圖在權力鬥爭中占據一席之地。而布哈林的“理論家派”則以其深厚的理論素養和獨特的思想觀點在黨內嶄露頭角。他們主張通過理論的研究和創新來指導革命實踐，試圖為蘇聯的發展尋找一條新的道路。
    表麵上，這些派係的成員們都高舉著列寧遺誌的旗幟，聲稱要繼承列寧的事業，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然而，在暗地裏，卻是一場刀光劍影的權謀較量。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目標而不擇手段，權力的爭奪如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蘇聯黨內悄然展開。
    列寧臨終前曾留下了一份“政治遺囑”，這份遺囑成為了權力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遺囑中，列寧直言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同時也對斯大林提出了批評，認為他“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卻未必能謹慎使用”。然而，這份遺囑卻被斯大林及其盟友封鎖了起來。他們深知，如果這份遺囑公開，將會對斯大林的政治地位產生巨大的威脅。於是，這份遺囑成了懸而未決的利劍，始終籠罩在權力鬥爭的上空。
    托洛茨基的致命失誤在列寧葬禮上顯露無遺。當時，他誤信了“葬禮日期被推遲”的假消息，滯留在南方療養，未能在莫斯科的漫天飛雪中送別導師。這一缺席，被斯大林派係抓住了把柄，他們大肆渲染，將其描述為“對革命導師的冷漠”。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種輿論的力量是巨大的。托洛茨基的政治聲望瞬間崩塌，他在黨內的支持率急劇下降。這一事件成為了他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使得他在權力鬥爭中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局麵。
    二、江湖路線的對決：世界革命vs一國鐵幕
    如果說權力爭奪是一場充滿血腥和暴力的江湖刀劍相向，那麽理論之爭則是一場在廟堂之上進行的唇槍舌劍。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分歧，早在列寧時代便已埋下了伏筆。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如同狂飆的颶風，席卷了整個蘇聯的政治舞台。他認為，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孤立地存在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之中。蘇聯必須點燃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焰，通過世界革命的勝利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他的理想主義近乎浪漫，他想象著紅旗插遍柏林、巴黎、倫敦，甚至紐約的街頭，認為隻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取得勝利。否則，“孤島般的社會主義必將在資本主義的圍剿中沉沒”。他堅信，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前進的過程，不能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範圍內。蘇聯應該積極地推動世界革命的發展，為全球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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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則與托洛茨基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冷笑一聲，拋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冰冷鐵錘。這位務實的格魯吉亞人，親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後歐洲革命的接連失敗。他深刻地認識到，世界革命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蘇聯麵臨著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巨大壓力，隨時都有可能遭到侵略和顛覆。因此，他斷言：“蘇聯等不起世界革命的施舍，唯有先把自己鍛成鐵甲，才能在帝國主義的獠牙下存活。”
    斯大林的邏輯直擊要害。他認為，蘇聯要想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國家經濟的基礎，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關鍵。為了實現重工業的快速發展，他主張榨取農業資源來完成原始積累。他通過實施農業集體化政策，將農民的土地和生產資料集中起來，建立了集體農莊。這樣一來，國家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控製農業生產，獲取更多的糧食和農產品，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然而，這種政策也意味著對農民的殘酷剝奪，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自主權，生活陷入了困境。
    兩人的交鋒在1924年的蘇共十三大上達到了高潮。托洛茨基以他那雄辯之才痛斥斯大林的政策是“背叛世界革命”。他在演講中慷慨激昂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贏得了會場內陣陣掌聲。他認為，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政策是一種保守和短視的做法，會使蘇聯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然而，斯大林卻沉默如石，他並沒有在演講台上與托洛茨基進行正麵的交鋒。他深知，權力的本質並不在於演講台上的掌聲，而是在於檔案櫃裏的人事任命、監獄中的秘密審訊，以及深夜克格勃的無聲暗殺。
    會後，斯大林轉身便以“托派分子陰謀分裂黨”為由，將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逐出中央委員會。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對托洛茨基的勢力進行了殘酷的打壓。托洛茨基的悲劇在於，他始終將政治鬥爭視為“理論辯論”，他天真地認為，隻要能夠通過理論的說服和辯論，就能夠贏得政治上的勝利。然而，他卻忽略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和現實性。斯大林早已參透了權力的本質，他運用各種手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打壓對手。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托洛茨基逐漸失去了自己的陣地，陷入了越來越被動的局麵。
    三、流放者的悲歌與勝利者的鐵腕
    1927年，托洛茨基的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他被開除黨籍，這意味著他失去了在蘇聯黨內的一切權力和地位。1929年，他被流放至阿拉木圖。臨行前，斯大林派來的特工冷笑著遞上一紙通牒：“停止一切政治活動，否則下一站是棺材。”托洛茨基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會輕易屈服。他憤怒地撕碎了通牒，高呼“革命不死”。然而，此時他的追隨者早已在斯大林的清洗中灰飛煙滅。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根基，成為了一個孤獨的流放者。
    斯大林則開始了他的“大清洗”序章。他深知，托洛茨基的幽靈比活人更可怕。這位“紅軍之父”在蘇聯軍隊和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他的存在就像一把懸頂之劍，隨時可能斬斷斯大林的權力根基。於是，斯大林開始對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潛在的威脅進行大規模的清洗。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紅軍將領被冠以“托派間諜”的罪名處決。這些將領在蘇聯軍隊中有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他們為蘇聯的國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在斯大林的政治陰謀下，他們卻成為了犧牲品。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昔日盟友亦被送上審判台。他們在公開表演式的認罪後被槍決。這些人曾經與斯大林一起為了革命事業而奮鬥，但在權力的爭奪中，他們卻成為了斯大林的敵人。斯大林用血與火宣告：江湖隻能有一個話事人。
    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如同一部黑色寓言。他在墨西哥的別墅中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在書中，他控訴了斯大林主義的暴政。他認為，斯大林的政策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初衷，是對革命的背叛。然而，斯大林則在國內將他的肖像從曆史照片中逐一抹去，仿佛蘇聯的誕生從未有過這位“十月革命的靈魂”。斯大林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消除托洛茨基在蘇聯曆史上的影響，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1940年，克格勃殺手拉蒙·梅爾卡德爾用冰斧劈開了托洛茨基的頭顱。托洛茨基掙紮了11個小時後身亡，這場持續了二十年的權力對決終於畫上了血腥的句號。而此時的斯大林，早已在莫斯科的辦公室中抽著煙鬥，將“一國社會主義”的藍圖鋪向更遠的鐵幕。他通過鐵腕手段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將蘇聯帶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四、曆史的回響：路線之爭的生死邏輯
    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較量，表麵上是理論之爭，實則是生存邏輯的碰撞。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想需要時間與和平的環境。他希望通過全球無產階級的聯合，來推動社會主義的發展。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周遭是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的虎視眈眈。國際形勢日益緊張，戰爭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的選擇雖殘酷，卻有著其現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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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政策使得蘇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蘇聯建立了強大的國防工業體係，為應對納粹的侵略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1941年，當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入侵蘇聯時，蘇聯能夠迅速組織起有效的抵抗，頂住了納粹的進攻。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斯大林政策的正確性。
    然而，這種政策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集體農莊的饑荒使得大量農民失去了生命，無數家庭陷入了困境。大清洗的冤魂讓整個蘇聯社會陷入了恐懼和壓抑之中，許多優秀的人才被無辜殺害。知識分子的噤聲則阻礙了蘇聯文化和思想的發展。斯大林用鐵腕證明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生存能力，卻也埋葬了革命初期的理想主義光芒。
    當托洛茨基的鮮血滲入墨西哥的土地時，蘇聯的紅旗已插上柏林的國會大廈。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成為了世界上的強國之一。然而，那旗幟下，再無“世界革命”的狂想，唯有冷戰的鐵幕緩緩升起。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日益加劇，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從更長遠的曆史角度來看，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路線之爭反映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想雖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進步性，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卻缺乏現實的可行性。而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蘇聯的生存和發展，但也帶來了許多負麵的影響。這兩種路線的選擇，都對蘇聯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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