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1日，珠海香洲區，揚帆大廈頂層。
    謝一揚站在落地窗前，俯瞰著遠處海岸線上那片灰蒙蒙的爛尾樓群。三年前炒至25億的“黃金地塊”，如今隻剩裸露的鋼筋和爬滿藤蔓的混凝土框架，像一具被掏空內髒的巨獸屍體。
    “老板，信用社的人到了。”張鐵柱的機械臂遞過一份名單，上麵密密麻麻列著廣東省內二十七家農村信用社主任的名字，每個名字後麵都標注著受賄金額和把柄——湛江分社的李主任包養了三個情婦，茂名的王科長兒子在美國賭場欠債百萬……
    謝一揚指尖輕敲玻璃：“讓他們再等半小時。”他轉身走向辦公桌，桌上攤開的是《珠海特區報》頭版——《國務院叫停海南房地產泡沫，數千開發商血本無歸》，配圖上跳樓的炒房客像斷線木偶般砸在售樓處招牌上。
    “時機正好。”他按下通話鍵，“劉總監，把‘珠海新家園理財計劃’的包裝方案送進來。”
    五分鍾後，財務總監劉明輝抱著半米高的文件堆小跑進門。最上麵那份燙金封麵的計劃書裏，爛尾樓照片被ps成歐式花園小區，效果圖上甚至p了群白鴿飛過噴泉廣場。
    “按您要求，我們把債權拆分成5萬份理財產品。”劉明輝擦著汗，“年化收益率標到18，合同裏加了風險提示條款，但字體小到要用放大鏡……”
    謝一揚突然抓起計劃書砸向他胸口：“蠢貨！農民看得懂年化收益率？”他從抽屜甩出一疊新傳單——鮮紅的“政府兜底”四個大字下，印著偽造的財政局公章，“讓業務員下鄉宣傳時說，這是‘國家扶貧專項理財’！”
    肇慶市水灣鎮，烈日把信用社門口的“揚帆理財認購點”橫幅曬得發白。七十歲的陳阿婆攥著存折擠在隊伍最前麵，她身後是三百多個扛蛇皮袋的農民，袋裏裝著賣稻穀的現金。    櫃台裏，信用社主任黃有才正偷偷往驗鈔機下塞磁鐵——這樣每清點一萬塊就能少記兩張。他瞥見陳阿婆遞來的五萬塊養老錢，突然按住她枯瘦的手：“真要買？這錢不是要給孫子治白血病？”
    “你們不是說穩賺不賠嗎？”陳阿婆渾濁的眼裏閃著光，“娃的手術費差八萬，我想著賺了利息剛好……”
    黃有才喉結滾動，想起謝一揚的警告——誰攪黃了銷售指標，就把他在澳門輸掉公款的事捅到銀監會。他最終在合同上敲了章，收據打印機吐出的墨跡未幹，門外突然響起鞭炮聲。業務員們抬著“首日破億”的泡沫牌匾，把農民們的歡呼聲錄下來發往總部。
    三個月後，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謝一揚的律師團正在播放精心剪輯的視頻：衣衫襤褸的農民們舉著“還我血汗錢”的橫幅衝擊鎮政府，鏡頭特意給一個揮鋤頭的老人特寫。“各位請看，這分明是暴民！”首席律師陳誌強敲著投影幕布，“我的當事人合法銷售理財產品，合同第17條明確寫明‘投資有風險’……”
    原告席上，陳阿婆的兒媳突然站起來尖叫：“你們天殺的！我婆婆喝農藥了！孩子手術也耽誤了！”她砸向被告席的遺書被法警攔住，泛黃的紙頁上歪歪扭扭寫著：“我去珠海找謝老板討錢……”
    法官皺眉翻看卷宗時，謝一揚正用鋼筆在便簽上寫下一行字，推給身旁的周明遠。這位剛升任省政法委副書記的老友掃了一眼，上麵寫著：“主審法官女兒在悉尼大學的學費該交了。”
    閉庭錘落下時，陳誌強對著鏡頭宣讀聲明：“鑒於部分投資者缺乏金融常識，我司出於人道主義，願意以本金10的價格回購債權……”電視直播信號突然切斷，切換成揚帆集團讚助的《百姓理財大講堂》節目。
    深夜的珠海情侶路，謝一揚的奔馳車緩緩駛過爛尾樓群。陰影裏蜷縮著十幾個來討債的農民，他們靠撿工地廢鐵換饅頭錢。
    “老板，要不要處理掉？”張鐵柱的機械臂彈出麻醉針。
    “不必。”謝一揚搖下車窗，將一遝理財合同撕碎撒出去，紙片像冥幣般飄在農民工頭頂，“讓財務部準備新項目——把海南的爛尾樓打包成‘養老地產信托’，這次找城商行合作。”
    遠處海麵上，一艘印著“揚帆國際”的貨輪正駛向公海。甲板下的暗艙裏，裝著從兩萬農民那裏收割來的三億現金，它們將在澳門賭場變成籌碼，再通過地下錢莊流向開曼群島。
    鹹腥的海風灌進車窗，謝一揚想起陳阿婆遺書上的字跡，忽然輕笑出聲：“18的收益率都嫌貪心，這屆韭菜真難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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