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1966年5月16日 北京
    第一百六十七章
    1966年5月16日
    北京
    北京城西一條寬闊而僻靜的胡同裏，一扇軍綠色的鐵皮大門緊閉，看不見院裏的任何情形，兩側高高的灰色磚牆顯得樸實無華，外表看起來像是一處大戶人家的私宅，門口除了一塊小小的門牌號碼，沒有懸掛任何牌匾，更沒有持槍肅立的衛兵。春天的陽光在沙塵天裏顯得有氣無力，透過老槐樹的枝葉，在灰牆上投下斑駁的光影，間或有個胡同大爺騎著三輪車從門口悠悠騎過，與北京城內大部分胡同的情景別無二致，氣氛閑適而靜謐。
    方梅看清門牌號，走到大門前，按響電鈴，門上一扇收取郵件的小窗口馬上露出一雙警惕的眼睛：“同誌，您找誰？”
    “我跟穆局長約好的。”
    “您貴姓？哪個單位的？”
    “我叫方梅，廣東省公安廳的。這是我的工作證。”
    “請您稍等。”
    那扇小窗戶又關上了。
    幾分鍾後，大門開了，一個體貌端正的青年人出來說：“您是方梅同誌？穆局長要我來接您，麻煩您先做個來訪登記。”
    院子裏麵很寬闊，青年人領著方梅，穿過一個大理石地麵的玻璃連廊，進入到一幢古色古香的紅磚樓房。樓裏靜悄悄的，樓梯很寬闊也很講究，花色水磨石台階上嵌著磨得錚亮的銅條，沿牆還鑲著柚木護板，看裝修陳設，這裏過去應該是舊社會某位顯赫人士的住宅。上到三樓，青年人輕輕敲響一個房門：“穆局長，您的客人到了。”
    “請！”
    方梅去過很多部級和局級領導的辦公室，這裏的陳設幾乎一模一樣，沉重的寫字台、寬大的罩著米黃色沙發套的老式沙發、帶玻璃門的書櫃、斑駁的木地板，連青花茶杯和開水瓶都像是統一配發的。
    坐在寫字台後的穆局長五十多歲，麵相威嚴，目光銳利，尤其是一雙濃眉讓人過目難忘。他擺擺手讓青年離開，指著離辦公桌最近的那張沙發讓方梅坐下，眼睛緊盯著方梅，沒有任何寒暄，劈頭便問：
    “你們為什麽要調查徐登雲？”
    “是這樣，穆局長。我們廳裏根據中央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精神，對我廳一些曾經從事地下工作並遭受敵人逮捕過的同誌，進行曆史複查，其中涉及到徐登雲同誌，並不是隻針對他一個人，也並不確定他有什麽曆史問題。。”方梅在提到徐登雲時特意把“同誌”兩字突出了一下。
    “你不是政保處的嗎？”
    “哦，廳政治部忙不過來，我隻是借調幫助工作的。”
    “嗯。”穆局長麵色稍霽，但嘴裏仍不客氣：“廣東可是對敵鬥爭最尖銳的南大門，你們幹政保的這麽閑嗎？”
    方梅無奈地笑了笑說：“穆局長，正是因為身處第一線，才更要純潔內部。廳裏以前曾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不少，有一些曾經被捕過，絕大多數都是堅貞不屈、對敵鬥爭堅決的好同誌，複查工作也是嚴格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我們的調查也絕不是針對徐登雲同誌一個人的。您當年是徐登雲同誌的直接上級，我想了解一下徐登雲被捕的原因以及獄中表現情況。”
    穆局長從寫字台後站起身，親自泡了杯茶端給方梅，順勢坐在沙發上，聲調沉穩地說道：
    “徐登雲在中社部時就是我的老部下，1947年我調到華南，徐登雲便隨我到了華南社會部。他母親是廣東人，他從小便說得一口流利的粵語，因此我推薦他進入廣州城，負責一項重要工作。到了1948年淮海戰役結束後，國民黨政權已經大廈將傾，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許多重要部門即將南遷廣州，我把徐登雲的任務做了調整，專門負責一位在廣州的國民黨重要將領的聯絡工作，他的小組裏還有電台報務員和交通員，但聯絡工作始終隻有徐登雲一人知情。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一些重要情報通過電台源源不斷地發到華南社會部並轉報中央，為華南地區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穆局長停頓了一下，深邃的目光望向窗外：“後來，由於交通員的一次低級失誤，導致被敵人抓獲並叛變出賣了他。徐登雲的地下工作經驗很豐富，身上和住處沒有任何與我黨有關的文件或材料，他一口咬定是那個交通員欠他的錢不還，故而誣陷他。在獄中，敵人對他用了重刑，可他堅強不屈，始終沒有吐露黨的機密，他聯係的那個國民黨將領以及小組的報務員都安然無恙就是鐵證！廣州剛解放，我見到他時，他渾身都是傷痕，身體很差，是我聯係幫他住進的醫院。他的工作表現和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他用不滿的眼光看著方梅： “你們怎麽會懷疑這麽一位好同誌？！”
    方梅忙解釋：“不是懷疑，隻是按照要求複查了解情況。”
    穆局長又鄭重地說：“雖然這麽多年沒聯係了，我可以為徐登雲同誌作證，如果需要，我還可以寫書麵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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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太感謝了。”
    “當年的徐登雲小組的報務員現在就在北京的第四機械工業部工作，你還可以找她，我一會兒把名字和電話給你。”
    “謝謝穆局長。”
    穆局長語氣沉重又說：“其實還有個情況你們可能並不了解，徐登雲調到華南時剛剛結婚不久，他妻子仍然在華北，後來進入北平從事地下工作，1947年下半年我們在西北、華北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妻子被捕後解往南京，後來在雨花台英勇就義了。直到解放後，徐登雲才得知這一情況。”
    方梅聽罷一臉肅然，她以前在華北城工部工作過，知道穆局長指的是“王石堅案”。
    王石堅，又名趙耀斌，山東文登人，曾為中共北方情報係統負責人。1932年加入中共，1941年被中央社會部派往西安從事情報工作。6年間建立起了以西安為中心，連接跨越西北、華北、東北地區的高層次情報網絡。1947年9月，他這個係統下屬的北平秘密電台被保密局破獲，電台台長李政宣被捕叛變，引發連鎖反應，導致王石堅係統44名地下情工人員被捕，牽連被捕人員123名，其中包括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政治設計委員會中將副主任餘心清、作戰處少將處長謝士炎、軍法處少將副處長丁行等人，其中謝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國、趙良璋等五人在南京雨花台就義。王石堅本人亦被捕，並寫下自白書。 1949年到台灣後，出任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研究所”少將副主任。後因肝癌病逝於台北。
    關於王石堅是叛變還是借此打入，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一方麵，他本人確實寫下了自白書，招認了部分已經暴露的情報關係，並導致一些人被捕犧牲；可另一方麵，其直接領導的重要情報人員、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並被譽為中共情報戰線“後三傑”的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人均未暴露，並且為保衛黨中央以及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隱蔽鬥爭波譎雲詭，絕不是非黑即白那麽簡單，隨著當事人的逝去，許多曆史真相也許將永遠成為謎團，最終隨風而逝。這也是方梅為之肅然的原因。
    停頓了一會兒，穆局長問：“徐登雲現在在你們廳是什麽職務？”
    “徐登雲同誌是秘書處副處長。”
    穆局長眼裏閃過一絲訝異，微微搖著頭說：“才是副處級幹部？他的資曆應該不限於此啊！我記得他應該是37年入黨的。”
    方梅有些尷尬：“徐登雲同誌身體不太好……有時候不能來上班……。”
    穆局長笑了笑又說：“不過呢，從事我們這項工作的同誌都不會斤斤計較的，從走進大門開始，就有做一輩子無名英雄的思想準備。有苦不說，有氣不叫嘛！我們有的同誌隻身在敵營十多年，單線聯係的上級犧牲了，無人能證明他的身份，長期忍辱負重；有的同誌為了工作需要，直到解放後這麽多年，仍然用當年掩護身份的麵貌，而不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堂堂正正地生活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跟他們相比，徐登雲已經很不錯了。”
    方梅由衷地點點頭：“你們調查部門與我們公安政保部門是兄弟單位，就像共和國的矛與盾，我們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華南分局社會部的首任部長譚政文同誌就是我們公安廳的第一任廳長，我當年就是隨譚部長從北京市公安局南下廣東的。”
    穆局長欣賞地看了她一眼。
    方梅站起身：“穆局長，感謝您百忙之中約見我，也感謝您提供的證明情況。我在北京還要待兩天，您的證明材料寫好了打電話通知我，我過來取。”
    “哦，等一下。”穆局長回到辦公桌旁，從抽屜裏找出本通訊錄，翻了翻，從筆筒裏抽出一支紅藍鉛筆，邊寫邊說：“我給你當年徐登雲小組報務員現在的姓名和電話，你還可以去找找她，她對當時的情況可能更清楚。”
    “謝謝！”
    “你沒有開車來吧，我讓司機送你一下。”穆局長的態度已經大為改觀。
    “不用了，謝謝穆局長了，我從市公安局借了一輛車開。”
    兩天前還沒從廣東省廳動身時，方梅就給在北京市局三處當處長的老公打了電話，讓他用錢中興的名字在市局招待所訂個房間；又給鹽城市公安局的錢中興打電話，要他跟嚴局長報告後直接去北京，在招待所住下，等她一同去中科院藥物所，做黃非一案檢材的複檢。盡管省廳政治部對錢中興的外調工作尚在進行，錢中興也還沒正式報到，可方梅覺得那隻是手續上的事，她一刻也不想耽誤案子的調查。
    辭別穆局長後，方梅開著車，到招待所接上錢中興，馬不停蹄地直奔中科院藥物所，把在上海藥物所做過毒素檢測的檢材提交他們再做一次複檢，等忙完已經是日頭偏西了，如果不是錢中興在，她很想回家看看已經年邁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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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梅有好幾個月沒回北京了，這是她的家鄉。她從小在西城胡同裏的小四合院長大，父親是在大學教書的知識分子，母親則是知書達理的家庭主婦，溫文爾雅的父母對這個掌上明珠般獨生女的溺愛，反而造就了方梅風風火火的潑辣性子。耳聞目睹的貧富懸殊現象，讓她很早就在心裏埋下了改變社會不公的理想。長大後，方梅考入海澱的燕京大學讀書，自幼的書香家庭熏陶，使她不出意料地成為文學係的高材生，並投身於學生運動之中。後來又在燕京大學入了黨，成為華北城工部領導下的地下工作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作出過重要貢獻，並直接參與了對舊北平市警察局的接收工作。隨後又順理成章地成為北京市公安局一處的一員，甄別、清查、抓捕在新中國首都的潛伏敵特。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她就沒離開過這座古城，直到隨譚正文部長點名南下廣東。
    北京的春天每年都要刮幾場大風，南下的冷空氣裹挾著從蒙古高原南下的細細沙塵，無孔不入，覆蓋全城的每一個角落，天際線也會抹上一層渾濁的赭黃色，連太陽都被遮蔽得氣息奄奄，就像是每個春天都要舉行的自然儀式，老北京們形象地把這叫做“下土了”。
    小汽車在長安街上由西往東疾馳，到了廣場往南一拐，經過大會堂東門，直奔前門東大街。錢中興從來沒有來過北京，他看著車窗外莊嚴的大會堂及其簷上高懸的國徽，心中感慨良多。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上停滿了轎車，顯然裏麵舉行重要會議。
    他們不知道的是，就他們路經大會堂的這一刻，在裏麵的河北廳，一場極為重要的會議剛剛閉幕，會議通過的重要文件及隨後的貫徹，標誌著一場席卷全國的轟轟烈烈運動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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