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四，養心殿的穿堂風掀起《農政全書》的泛黃紙頁，紀曉嵐的煙袋鍋子“當啷”磕在青玉案上，驚得殿角的銅鶴香爐飄出幾縷冷灰。“皇上，這番薯可救直隸流民！”他的鏡片上蒙著霧，手指戳著書中“萬曆間閩人陳振龍自呂宋引種”的記載，“徐玄扈先生說，畝產可達三擔，是粟麥的兩倍有餘。”
    嘉慶帝盯著書中插圖裏扭曲的塊狀根，前世在曆史課本裏見過“康乾時期番薯推廣”的配圖，此刻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這不起眼的作物，將是破解北方糧荒的關鍵。“紀愛卿，”他敲了敲案頭的《直隸民生熱力圖》，紅色的缺糧區正在擴大，“數據房算過，若直隸六成旱地改種番薯，可多養三十萬人。”
    陳阿福抱著算盤衝進殿時，袖口還沾著冶鐵坊的火星。他在殿中央的青磚上擺開算珠：“上田畝產三擔，中田兩擔五，下田兩擔——”算盤打得山響，“按每畝用種二十斤算，直隸需種薯一百萬斤，可從福建調運，走海運比陸運省銀三成。”
    李煌適時呈上《番薯推廣成本表》，藍色線條標著“育苗期”“灌溉量”“蟲害率”：“福建已有‘陳振龍後人’掌握窖藏法，數據房已派算學吏去學，保證薯種過冬不腐。”他指向圖上的“畿輔水利圖”，“順天府的旱地正好試種，算學吏可現場教農民分藤扡插。”
    嘉慶帝忽然想起前世看過的“高產作物傳播史”，手指無意識地劃過《農政全書》上的“番薯十三勝”：“傳旨，”他提筆在《治世鏡鑒》首卷寫下“勸種番薯”四字，“直隸每縣設‘薯作學堂’，陳師傅編《番薯種植算盤歌》，用口訣教農民——算盤打得響，番薯長得壯。”
    三日後，順天府的試驗田裏，老農民王老漢戳著剛埋下的薯藤直撇嘴：“紅苕能當飯？俺們祖祖輩輩種粟麥！”陳阿福蹲在田埂上，用算盤演示：“大爺您看，種粟麥每畝收一石，買種子要三錢；種番薯收三擔，種子隻要一錢五——”算珠蹦跳間，“年餘糧”從五鬥漲到兩石，“多出的糧，能換布換鹽，還能送娃去讀算學館。”
    王老漢的兒子摸著薯藤上的絨毛，忽然想起去年鬧蝗災時，全家靠觀音土充饑的慘狀。“真能扛旱？”他盯著陳阿福袖口的“匠人甲等”徽記，那是在冶鐵坊見過的榮譽。“上個月沒下雨，粟苗都蔫了，”陳阿福指向遠處的抗旱藤，“番薯藤插活後，二十天不用澆水，比粟麥省一半水。”
    數據房的吏員們背著算盤挨家挨戶核田，《土壤肥力分類表》上的黃色區域適宜番薯種植）被用朱砂圈出。當第一車福建薯種運抵順天府，李煌發現每筐都蓋著“數據房監造”的火漆印，旁邊附著手寫的算盤口訣：“深翻五寸土，藤節埋三分，算盤打得精，紅苕堆成山。”
    七月流火，試驗田的薯藤已爬滿田壟。嘉慶帝微服到此，看見王老漢的孫子正用小算盤數著薯塊：“爺爺，這窩有五個！”老農民蹲在田邊，用算盤核計著：“按陳師傅的算法，這畝地能收三百斤，夠全家吃半年。”他忽然抬頭，望著皇帝腰間的算珠掛件，“您也是算學館的先生吧？這紅苕，真比算盤算得還準。”
    嘉慶帝輕笑，摸出袖中《番薯窖藏圖》——這是根據後世經驗繪製的，“霜降前收薯，窖深一丈，墊幹沙三寸”。他知道，真正讓農民信服的不是聖旨，是算盤算出的實利。當王老漢捧著剛挖的番薯回家，灶間飄出的甜香，比任何政令都更有說服力。
    八月中秋，數據房的《番薯試種年報》擺在案頭：“順天府試種五百畝，成活率九成二，畝產均值兩擔七。”嘉慶帝望著圖上逐漸變淡的紅色缺糧區，忽然對紀曉嵐說：“當年徐玄扈公推廣番薯，靠的是實地試種；如今朕推廣番薯，靠的是算盤做賬——都是讓百姓碗裏有糧的道。”
    這一晚，陳阿福在匠人學堂編《番薯種植算盤歌》，算珠與民謠在燭光下交織：“一上一，二上二，番薯藤兒插濕地；一下五去四，一退十還九，窖藏紅苕過隆冬……”窗外，順天府的農民正借著月光翻整土地，準備種下第二季薯藤，他們腰間的小算盤，在星光下微微發亮。
    番薯的藤蔓在直隸的土地上蔓延，像一張綠色的算盤，將貧瘠的旱地算成了糧倉。嘉慶帝知道，這場無聲的革命，比任何一場戰役都更重要——當算盤不僅能算錢糧，還能算土地、算收成、算百姓的生計，數據治世的根基，才算真正紮進了泥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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