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九月初七，大巴山深處的霧氣還未散盡，白蓮教“襄陽老營”的議事帳內，王聰兒捏著半張浸了雨水的“永業田憑”，指尖摩挲著黃麻紙上的朱砂官印。這是三天前從官軍俘虜身上搜出的，憑照左角繪著簡化的井田圖，右欄用小楷寫著：“鄖陽府竹山縣荒田十畝，東至山溪，西至鬆崗，憑此據可向州縣領取番薯種三鬥、鐵犁一具。”
    “姐妹們，清廷要拿田畝拴住咱們的腳了。”她將憑照往火塘裏一丟，火苗“騰”地竄起，把“左手拇指印”幾個字燒得卷曲，“去年在房縣，官軍燒了咱們的‘均田冊’，如今倒學起咱們的招兒來了。”
    帳外突然傳來騷動，哨探押著兩個渾身泥汙的百姓闖進來——是剛從興安州逃來的流民，懷裏緊抱著用油布裹著的《耕織數據冊》。翻開冊頁，每頁都蓋著“興安屯田總局”的紫漆大印，首行印著嘉慶帝禦筆：“凡歸田者，男丁記力，婦人記藝，孩童記齡，三載無過，田畝永為己業。”
    “這是官軍發的？”王聰兒盯著冊中“沙壤宜粟”的圖示，忽然想起教中“老掌櫃”曾說過，乾隆朝陝西巡撫畢沅編《關中勝跡圖誌》，也用過類似的土壤分類法。
    “回仙姑，”年長的流民撲通跪下，露出掌心的紅泥印，“官軍在山口設了‘數據站’，量手長、驗腳繭，說能耕的給好田，會匠的編進鐵鋪——還給咱們畫了‘地力圖’，哪塊地該種啥，都寫得明明白白。”
    帳內教眾竊竊私語，有人摸出懷裏的“教中憑證”，粗麻紙上隻寫著“劫富濟貧”四字，比起清廷的田憑，倒像孩童塗鴉。王聰兒忽然看見火塘裏未燒盡的憑照邊角，“左手拇指印”的朱砂印在灰燼中格外刺眼——這分明是學自教中“歃血為盟”的儀式，卻變成了拴住流民的枷鎖。
    千裏之外的紫禁城，嘉慶帝正在數據房查看《川楚屯田進度圖》。圖上用不同顏色的算珠標注：紅色代表未收複區，黃色是“永業田憑”發放區，綠色已開墾成田。興安州的綠色算珠逐日增多，鄖陽府卻有幾處紅色算珠頑固地釘在竹山、房縣交界處——那是王聰兒的老營所在。
    “皇上，勒保急奏，”軍機章京捧來黃綾折，“白蓮教在房縣散謠，說‘田憑是官軍的牽驢繩，秋後要連人帶田一起收’。”
    顒琰冷笑一聲，抽出《白蓮教眾成分分析表》——這是數據房根據被俘教眾口供整理的，30歲以下青壯占六成五，其中佃農、流民又占八成。“他們怕的不是田憑，是咱們斷了‘裹挾流民’的路。”提起朱筆，在分析表空白處畫下“田憑+數據冊+匠人編戶”的三角模型，“傳旨勒保，在流民聚集區開‘數據公廨’，當場丈量田畝，刻碑立界，讓百姓親眼看見‘東至某山，西至某河’不是虛字！”
    又命人取來《邪教煽惑話術輯錄》，翻到“官軍奪田”一條，批示：“教匪慣用‘虛田謊冊’騙人，我等便用‘實田實據’破之——每發一田憑，必附《魚鱗圖冊》副本，田界四至用《九章算術》‘方田術’丈量，誤差過三尺者，丈量官杖責二十。”
    當晚，八百裏加急文書送至興安屯田總局，新任道台林則徐正在油燈下核對“匠人編戶”數據。他發明的“匠籍三聯單”已初顯成效：鐵匠、木匠憑技藝編入“軍器局”或“屯田局”，憑單可換糧食布匹，三個月內，教中“鐵匠營”已有三分之一攜家眷歸降。
    “大人，皇上要咱們在田憑上附‘地力測算公式’，”書吏展開新到的模板，隻見“沙壤耐旱，粟米畝產一石二鬥；紅壤需糞，番薯畝產三石五鬥”等字下，都用蠅頭小楷注著《農政全書》的算法，“還說要刻‘數據碑’立在村口，讓百姓知道每畝地該收多少，官府絕不加賦。”
    林則徐撫掌長歎：“皇上這是用‘數術’破‘妖術’啊。教匪說‘天書降糧’，咱們便用算盤算糧；他們畫符念咒，咱們便立碑刻數——百姓過日子，終究信的是手裏的田、倉裏的糧。”
    次月，房縣山民發現，官軍在交界處豎起了一人高的青石碑，碑麵用陰陽文刻著“興安州屯田數據碑”，正麵是漢字“某戶田十畝，東至鬆溪，西至老槐，南至官道，北至荒坡”，背麵用白蓮教曾用過的“蓮花紋”雕著田畝四至的丈量數據。更有人看見，官軍的數據站裏擺著算盤、量天尺，流民登記時不僅按手印，還會被量臂展、測步幅——據說是為了按《考工記》“人之步，尺有二寸”來分配農具。
    王聰兒站在山梁上，遠遠望見官道上的流民隊伍扛著鐵犁、背著番薯種，沿著“數據碑”標出的路線往墾區走。她忽然想起教中智囊曾說：“清廷若真能按數據分田，比千軍萬馬還厲害。”此刻看著山下蠕動的人群，終於明白嘉慶帝的“田憑攻心”，實則是用百姓最懂的“土地賬”，斷了白蓮教“均田免賦”的虛言。
    火塘邊，被燒剩的田憑殘頁突然被風卷起，飄向官軍控製的墾區。殘頁上“三年免稅”四字清晰可見，在秋陽下泛著朱砂的紅光——那是嘉慶帝特意用的“免稅紅印”，比教中“劫富”的口號，更像落在土地裏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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