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八月十五，養心殿東暖閣燭影搖紅，嘉慶帝捏著勒保八百裏加急奏折，指腹碾過“白蓮教眾二十萬”幾字，目光落在牆上新掛的《川楚陝流民分布圖》。這幅圖以鄖陽、興安為中心，用靛青染出山脈，赭石勾出河流，流民聚集處皆以針孔細點標注——那是戶部責令三省衙役徒步丈量三月的成果，每十個紅點旁注一行蠅頭小楷：“乾隆五十九年旱，逃亡三千二百戶”“嘉慶三年水，衝毀良田萬畝”。鄖陽府墨色最深，流民占比三成七，密密麻麻的紅點聚成暗雲；興安州青綠色塊間嵌著大片灰白，標注“無主荒地五十二萬頃”，每道邊界都經《大清一統誌》核對，誤差不逾半裏。
    “皇上，還是得剿。”軍機大臣董誥的聲音混著銅漏滴答，“教匪裹挾百姓，不除恐成燎原。”他袖中露出半幅輿圖，邊角還沾著刑部卷宗的朱砂批注。
    嘉慶帝突然伸手按住《農政全書》，指尖劃過徐光啟手書的“區田法”，泛黃紙頁間還夾著直隸總督剛呈的番薯畝產清單：“萬曆間北直饑荒，徐文定公以區田法活民十萬。朕問你，川楚荒地幾何？”展開隨身攜帶的《土壤肥力分類表》，表中用蠅頭小楷記著三年前清查結果：鄖陽府紅壤占六成，土性黏重宜種番薯，需摻河沙三成改良；興安州沙壤四成五，含沙量過七成，須播耐旱粟米，每頃需施牛羊糞兩千斤。這些數據皆來自州縣“地保魚鱗冊”，經數據房算生用“衰分術”加權平均。
    “回皇上，報荒田……”董誥一時語塞，他知道皇上案頭那本《賦役全書》，每一頁都用蠅頭小楷批注著各省隱田數，乾隆朝的“盛世滋生人丁”早成虛賬。
    “不是報，是算！”嘉慶帝抄起算盤，檀木珠子在燭火下泛著溫潤光澤，這是他從和珅府邸查抄的舊物，算珠上還留著權臣盤剝的體溫。“每戶授田十畝，需田十二萬頃。圖中無主荒地五十二萬頃，足安置五十萬人——勒保奏報教匪二十萬，除去老弱婦孺，青壯不過七八萬。”算珠劈啪作響，他突然想起去年在數據房，秦蕙田曾用同樣的算盤核出山西藩庫虧空，“《周禮》雲‘以土均之法辨五地之物’，今以地養人，人還治地，何需大動幹戈？”
    命人取來《賦役全書》殘頁，蘸朱砂筆在地圖空白處疾書，筆尖在黃麻紙上洇開暗紅：“歸降者每戶發‘永業田憑’，左手拇指按紅泥印於冊，男丁注‘能耕’‘能匠’，婦人記‘善織’‘善炊’。三月內必錄流民數據十一萬七千條，缺一則斬催辦官！”他特意加重“左手拇指”四字——民間流傳“左手主財”，按印於冊，既防冒領，又暗合“授田予民，財歸於農”的治世理念。
    窗外驟雨打在琉璃瓦上，嘉慶帝忽然想起十年前隨乾隆帝南巡，清江浦的流民在泥地裏啃食草根，父皇站在龍舟上題“民瘼廑懷”，墨跡未幹便移駕揚州觀瓊花。如今手中這張用五十斤黃紙、百斤膠墨繪成的分布圖，每道墨線都經州縣衙役實地丈量，每個紅點都注著災荒年月——不是聖君悲天憫人，是數據逼出的活路。那些在乾隆朝被當作“盛世螻蟻”的流民，此刻在他眼中是可換算成墾田數、粟米量、賦稅銀的治世根基。
    “傳旨勒保，”他將《土壤肥力分類表》拍在案上，表角還粘著興安州最新呈送的土樣，“教匪所踞之地，若紅壤區則給番薯種，沙壤區發粟種，每戶附《耕織數據冊》。再敢言‘堅壁清野’者，朕以《尚書》‘克寬克仁’罪之！”聲音未落，殿外傳來馬蹄聲，是陝西快馬遞來的《流民動向日報》，封皮上“十萬火急”四字旁，已用朱砂圈出“興安州新增流民三千”的異常數據。
    燭花爆響，映得“屯田印信”四個銅字泛著冷光。當值太監見皇帝握著放大鏡，逐行核對剛送來的首批流民手印檔案，每道掌紋都被細筆描成“田”字狀——這是顒琰親自設計的符號，他說“百姓掌紋即田畝，治天下便是治掌紋”。忽然想起去年乾清宮守靈夜，新君對著和珅的賬冊熬紅雙眼，用“四柱清冊”核出三百萬兩虧空，原來從那時起，皇上眼中的天下，早就是一本可以用算盤算、用輿圖量、用黃冊記的明細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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