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年·春·紫禁城禦書房
    暖閣外桃花初綻，柳絮如棉絮般飄落在翡翠瓦當間，卻難掩嘉慶帝眉間的凝重。案頭《明史·食貨誌》攤開在“萬曆間糧價異變”篇，朱筆圈注的“人相食”三字旁，貼著直隸總督新呈的《畿南糧價波動圖》，曲線走勢竟與明末災年隱隱相似。
    “傳紀曉嵐即刻進宮。”嘉慶帝將冷透的碧螺春推至案邊，目光掃過牆上新掛的《各省民生安全度對比表》——這是從江南“數據房”送來的改良版，用不同顏色標注各省糧價、賦稅、民訟數據，恰似他推行的“數據治世”在文化領域的延伸。
    盞茶工夫，紀曉嵐的青衫身影出現在暖閣外。年逾七旬的老臣雖步伐略顯蹣跚，手中仍抱著半函《四庫全書》殘稿，封麵“禁毀”二字的火漆印尚未完全揭去。“臣參見皇上，春日安泰。”
    嘉慶帝親手扶起紀曉嵐，指尖觸到對方袖口的補丁——這是刻意保留的清貴之風，恰合他提倡的“漢臣風骨”。“紀愛卿，朕命你重啟《四庫全書》未刊文獻整理，重點在萬曆至崇禎年間的荒政典籍。”他指了指案頭新收的南洋僑商獻書，“尤其《農政全書》閩粵刻本、《明季北略》暹羅抄本，需提取‘明末糧價波動曲線’‘番薯推廣年譜’等實用篇目。”
    紀曉嵐的鏡片閃過微光，他自然知曉這些典籍曾因“違礙”被禁，此刻卻成了皇帝眼中的“治世鏡鑒”。“陛下，《明季北略》多記闖賊之事，恐啟士林議論……”
    “朕要的不是褒貶，是‘以史為鏡’。”嘉慶帝翻開《番薯種植考》殘頁，上麵僑商手繪的南洋引種路線圖清晰可見，“當年陳振龍從呂宋引種番薯，救閩中百姓於饑荒，此等經世之學，為何要禁？著你編印《治世鏡鑒》，專錄‘糧價調控’‘荒政十策’，下發各州縣，附《各省糧價對比表》，讓地方官知道‘數據之術，古已有之’。”
    老臣的胡須微微顫動，忽然想起十年前查辦文字獄時，自己親手焚毀的諸多典籍。如今皇帝卻要從故紙堆中尋治國良策，可謂“以禁書為藥石”。“臣遵旨。”他瞥見案頭《日知錄》抄本，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句旁，嘉慶帝用朱筆圈改為“保萬民之天下”，旁邊還粘著《滿漢官員協作章程》的草稿。
    “明日孔廟春祭，”嘉慶帝取出禦製《滿漢一體詔》，絹麵上滿漢兩種文字並列，“朕命你與莊親王共同宣讀，滿臣讀滿文，漢臣讀漢文，最後合誦‘保萬民之天下’。”他指了指窗外正在修繕的“漢學數據館”，工匠們正將“荒政”“河工”“漕運”等木牌懸於飛簷下，“館中藏書按實用類目分架，再設‘數據輿圖’室，讓士子們知道，考據之學亦可通今。”
    紀曉嵐忽然明白，皇帝所謂“漢學複興”，並非簡單的修書刻經，而是要將漢家典籍中的實用之學，與滿朝推行的數據治世相結合。當他看到《治世鏡鑒》樣稿中，“明末糧價曲線”與“嘉慶朝糧價對比表”並列時，終於確信，這場始於典籍的革新，終將成為滿漢融合的新紐帶。
    是夜，禦書房的燭光映著“漢學數據館”的藍圖，嘉慶帝在《設立數據型士大夫培養詔》中寫道：“我朝士大夫，勿以‘訓詁’為終，當以‘經世’為歸。漢籍之妙，在‘格物致知’；滿俗之優，在‘務實求效’，二者合流，方為治國大道。”筆尖劃過“滿漢一體”四字，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阮元從南洋帶回的《天工開物》抄本，裏麵的土法製鹽圖正在兩淮鹽場試驗——文化的複興，從來不是抱殘守缺，而是讓古老的智慧在新時代的算籌上，敲打出新的韻律。
    次日孔廟，晨鍾暮鼓中，莊親王綿課的滿文宣讀與紀曉嵐的漢文吟誦此起彼伏，最終在“保萬民之天下”的合誦中歸於一體。祭典完畢，嘉慶帝望著碑林中滿漢雙語的《治世鏡鑒》碑刻，見有舉子圍聚抄錄“明末糧價波動曲線”，忽然對身旁的戴衢亨道：“當年修《四庫全書》，毀書三千，如今收書於海外，整理於禁毀，這一毀一收之間，才是真正的王朝自信。”
    春風拂過孔廟的蒼鬆，將“保萬民之天下”的餘音送入雲霄。在“漢學數據館”的工地上，工匠們正將《九章算術》的算籌圖刻上廊柱，與滿文的“數據”二字相映成趣——這個春日啟動的文化革新，恰似一場盛大的春耕，在滿漢交融的土壤裏，播下“以史為基，以數為用”的種子，等待著在未來的歲月裏，生長出屬於大清的治世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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