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之路多艱，阻力橫生。直隸總督溫成惠曾上疏言：“州縣官困於填圖造冊，竟雇賬房胥吏造假，反增民間徭役。”嘉慶帝聞之震怒，敕令都察院將“數據舞弊”定為“欺君之罪”，較尋常貪腐加三等論處——蓋因自和珅伏誅後，帝王深知，唯有使數字成為鐵證如山，方能破“官官相護”之錮，堵“虛詞搪塞”之門。
    至嘉慶十二年春，七省已奉聖詔設立“數據房”，專司民生數據匯總登記。浙江巡撫阮元據“糧價差率”查得米商囤積十萬石，遂請聖命開倉平糶，按全省均價拋售，浙中米價旬日回落兩成；陝西布政使依“賦稅征比”追查藩庫虧空，竟牽出乾隆朝遺留“捐監冒賑”舊案，涉案官員三十餘人，皆按數據勾稽逐一落網。往昔需欽差出京方能查辦之重案，如今憑一本本黃冊、一張張圖表，貪吏便無所遁形，時人謂之“算籌之下無巨奸”。
    嘉慶十二年春，雲南布政使司將新製斑銅香爐貢入紫禁城。爐身鏨刻“官民同利”四字，金光映著養心殿的朱漆梁柱，恰如滇省礦稅改革後的吏治新貌。嘉慶帝撫爐長歎，憶起去年秋鄂輝伏法時的哭號：“臣以為山高皇帝遠，不料礦坑細事皆入天聽。”殊不知，自推行“數據建檔”以來，各省民生細目皆驛遞入京，帝王案頭的黃冊，早已成為照破天下貪墨的懸鏡。
    雪夜初融，帝臨全國官員數據總冊，見“治熵值”一欄多有標紅者，忽取朱筆批於冊首：“熵值高者未必盡貪，熵值低者未必盡能。”此語道破數字治世之局限——數據可量賦稅多寡，卻難測官心正邪；能揪出鄂輝之流的碩鼠，卻無法根絕官場積弊。正如兩淮鹽改既賴拍賣數據，更倚帝王鐵腕，今日“數術查貪”，終究是製度之網與帝王權術的合璧。
    當春風吹化簷角殘雪，雲南驛遞來報：湯丹廠礦稅明細已張榜布政司轅門，倮倮族頭人持貝幣核計抽成，竟發現抽課較鄂輝任內減少三成。嘉慶帝望著窗外初綻的杏花，忽命將鄂輝舊宅改建為“算學館”，專教州縣官核計數據之法。他深知，這場始於鹽政、興於礦稅的數據革新，雖未能根治貪腐，卻在清史長卷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一位帝王試圖以算盤與圖表丈量天下，在傳統官僚體係中鑿開一道縫隙，讓理性之光透入積弊深重的官場。
    曆史的深意在於，當鄂輝輩在數據前戰栗時，嘉慶帝親手推動的“以數治吏”之策，已為後世吏治革新埋下伏筆。那些被匠人精心繪製的折線圖、被算籌撥弄的稅賦表，終將成為舊帝國在盛衰交替中尋求變革的明證，讓後人於泛黃黃冊間，得見一位帝王在傳統與革新間的權衡與深慮——他以數字為刃，試圖剖開吏治的癰疽，雖難逆王朝興衰之局，卻為帝國官僚體係注入了一絲冷峻的理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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