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二年三月廿
    紫禁城西北角的八旗數據房飄著細雪，嘉慶帝掀開棉簾時，正見綿誌趴在三丈長的《八旗職業分布總圖》前，手中算珠在“農耕百分之四十、從軍百分之三十、從商百分之三十”的扇形圖上反複推演。圖上用不同顏色標注的旗人聚集區中，吉林的“墾殖紅”與京城的“生計藍”形成鮮明對比，恰如八旗改革的一體兩麵。
    “綿誌，算清‘職業轉化臨界點’了嗎？”嘉慶帝跺了跺靴底的積雪，目光落在圖中“無業旗人占比”的曲線——從嘉慶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降至如今的百分之二十五，這道向下的弧線，正是數據房八年深耕的成果。
    綿誌起身行了旗禮，手中《旗民職業數據模型》還帶著體溫：“回陛下，當‘農耕+從商’占比達百分之七十時，旗人自給率可突破百分之六十，恰合《八旗通誌》中‘三分屯田、三分從戎、四分自謀’的古製。”他指著“吉林墾殖區”的密集紅點，“那裏的旗人憑‘墾殖積分’兌換身股，如今已有人當上墾殖公司的‘協理’，從‘鐵杆莊稼’轉為‘數據股東’。”
    嘉慶帝的算珠在“京師旗人從商限製”一欄輕輕撥動：“乾隆朝怕旗人‘沾染市儈氣’，如今看來，數據才是最好的韁繩。”他忽然指向圖中“正陽門旗人商鋪”的黃色標記，“讓數據房給每間旗人商鋪發‘職業數據牌’，正麵刻‘墾殖分折股數’，背麵記‘商稅繳納額’，既算經濟賬，也算身份賬。”
    數據房吏員捧來新製的《旗人職業分類賬冊》，每冊封麵都印著嘉慶帝親定的三色標識：紅色為農耕，藍色為從軍，黃色為從商。內頁詳細記錄“姓名、旗籍、積分、職業、賦稅”，末欄附“數據監察章”，需佐領、參領、數據站三方蓋印。“陛下請看，”吏員翻開吉林正白旗賬冊，“巴雅爾一家遷墾三年，墾殖分累計八十分，折身股八份，去年從商獲利二百兩，按‘官七商三’分紅，僅商稅就繳了六十兩——比吃旗餉強多了。”
    嘉慶帝盯著“賦稅增長率”曲線，發現從商旗人的繳稅額度是普通旗丁的三倍：“這便是‘數據激活力’——給旗人算清‘積分身股紅利’的賬，比空言‘生計’更管用。”他忽然想起去年在木蘭秋獮時，科爾沁王公對“旗民職業熱力圖”的驚歎，“傳旨：在各旗設‘數據職業站’，每季度辦‘積分兌換會’，讓旗人親眼看見‘墾一畝田積一分，開一爿店積五分’的實惠。”
    綿誌呈上《旗務數據深耕方案》，內頁夾著《八旗生計自給率預測表》：“按當前速度，嘉慶十五年自給率可達百分之六十五，二十年達百分之八十五。”他指著表中“從商旗人文化程度”一欄，“識字旗人更傾向從商，數據房正編《旗人經商算學手冊》，教‘成本核算、分賬法、納稅勾稽’——這是當年和珅商業網絡的改良版。”
    嘉慶帝點頭，目光落在方案末頁的“宗室參與度”：永璿之子綿誌已入職數據房三年，如今負責旗務基金核算，這層“數據血緣”讓宗室從阻力轉為助力。“當年朕保和珅商業網絡，為的是‘以商養旗’，如今靠數據深耕，終能‘以旗養旗’。”他忽然望向窗外的八旗數據房，青瓦上的積雪被陽光映成透明，恰似數據治理的本質——讓模糊的“旗務”變得清澈可量。
    “明日隨朕去健銳營看‘旗兵職業轉化演示’。”嘉慶帝對綿誌道，“數據房用沙盤模擬了‘一個無業旗人遷墾→增十畝熟地→養兩匹馬→供一個騎兵’的轉化鏈，這不是算術，是旗務重生的密碼。”他忽然想起《滿洲實錄》裏的軍屯舊影，如今的“數據深耕”，不過是用算珠重寫祖先的開拓史。
    是夜，八旗數據房的炭火格外旺盛。吏員們正在趕製《旗人職業數據地圖》，每一個紅點都代表一個家庭的命運轉折。嘉慶帝在《旗務數據詔》中朱批：“旗務之難，難在‘身份與生計’的膠著；數據之妙，妙在‘積分與職業’的拆解。”這道詔書，將與新製的職業分類賬冊、數據職業站一道，走進每一個旗人的生活，讓“鐵杆莊稼”的舊夢，在數據的土壤裏，萌發出新的生機。
    《旗務數據日誌》記下：“上以‘三色分類法’破旗務困局，始有‘積分可查、職業可選、生計可計’之治。”窗外，八旗數據房的燈籠在風雪中明明滅滅，恰似數據治理的星火，正在八旗的每一個牛錄、每一個佐領中，漸成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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