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年僅19歲的譚嗣同選擇離家出走，
    他選擇徒步旅行的方式，
    遊曆了大清國的大部分地區。
    這次旅行讓他看到了清朝的真實麵貌，與他之前的認知大相徑庭。
    彼時，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
    但譚嗣同卻發現，大部分地區並未享受到這場運動的成果。
    普通百姓仍然生活在困境之中，他們受到官吏的壓迫和剝削，卻無法發出聲音，尋求公正。
    譚嗣同總結下來，這些問題應該就是封建專製統治所帶來的一些列弊端。
    所以即便他父親譚繼洵曾擔任過湖廣總督，他自己就是官二代，但他卻依舊毫不留情地批判著封建專製製度。”
    “譚繼洵依舊期望兒子能跟隨自己的腳步，進入仕途。
    在他的督促下，譚嗣同從五歲起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
    但譚嗣同對八股文的應試教育並無熱情，他的考試成績一直不理想，始終未能成功通過科舉考試。
    從清代的官員檔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功名僅限於監生。
    到了1894年，譚嗣同對清朝軍隊的‘屢戰屢敗’深感失望，於是他決定放棄科舉之路，全心投入到新學和維新事業中。
    雖然譚繼洵曾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最終他還是作出了妥協，不再強迫譚嗣同參加科舉考試。
    然而，譚繼洵的讓步是有限度的。
    他嚴肅地對譚嗣同說：‘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不知道還能活多久。
    你可以不參加科舉考試，但你也已經三十多歲，必須為自己的未來打算。
    全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你，我先為你捐個官職吧！’
    於是，譚繼洵為兒子爭取到了一個江蘇候補知府的職務。”
    “譚繼洵一直在為兒子譚嗣同鋪設著他所認為的，最正確的仕途道路，
    可譚嗣同卻對這種安排充滿了抵觸與憤懣，內心的怒火與不滿從未消減。
    這種父子間的對立，一直持續到譚嗣同生命的最後一年。
    在應光緒帝召見之前，
    譚嗣同以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在南京閉門撰寫《仁書》。
    在這部作品中，他將對腐敗朝廷的滿腔怒火轉化為對專製製度的深刻批判，直斥：‘兩千餘年的專製製度，實乃大盜之政。’”
    看到這裏，許多皇帝的臉色都變得有些陰沉難看起來。
    這家夥，可不就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帝王嘛！
    不過封建社會確實也有很大的弊端，譚嗣同說的也不算錯。
    “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戰敗。
    隨後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李鴻章簽署了喪失國權、屈辱至極的《馬關條約》。
    譚嗣同心中充滿悲憤，
    他立誌要奮發圖強，求學上進，推動國家變革。
    此後，他積極投身湖南的新學運動。
    次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呼籲清政府進行改革。
    譚嗣同帶著崇敬之情赴京，與康有為等人結識，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深刻的啟發與鼓舞。”
    “1898年，譚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學會，並創辦《湘報》宣傳變法思想，成為維新派中的激進人物。
    同年6月，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正式宣布實施變法。
    譚嗣同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曙光。
    同年8月，在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舉薦下，譚嗣同應召入京。
    光緒帝下詔授予他四品卿銜和軍機章京職務，讓他直接參與變法事務。
    康有為不僅學識淵博，聲名顯赫，譚嗣同將康有為視為偶像和救星。
    他深信，隻要追隨康有為的步伐，變法必定能夠順利實現。
    在戊戌政變即將發生前夕，
    譚嗣同曾夜訪袁世凱，力勸他起兵反抗，鏟除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以輔助光緒帝全力推進變法。”
    “袁世凱表麵上對譚嗣同信誓旦旦，但背地裏卻向慈禧太後和榮祿告密，譚嗣同對此一無所知。
    九月初，政變終於爆發。
    慈禧太後下令逮捕所有維新黨人，譚嗣同也在其中。
    他的日本朋友得知消息後，立刻通知了他，並表示願意協助他逃脫。
    然而，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選擇逃往日本駐華使館避難不同，譚嗣同卻主動放棄了逃生的機會。
    當梁啟超勸他逃往日本時，譚嗣同堅決地回應道：‘我父親在湖北任職，我怎能拋下一切逃走？我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
    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慈禧太後必定會遷怒於他的父親。
    為了保護父親和家人，他寧願選擇留下，甚至希望通過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國人的覺悟。
    他從容地安排好自己的後事，
    將手稿、書信等物品托付給一位可靠的人，請其轉交給梁啟超代為保管。
    譚嗣同心中時刻掛念著父親。
    盡管父子二人在政見上存在分歧，但血脈相連的親情卻是無法割舍的。
    他不能再讓父親受到牽連，於是他決定模仿父親的字跡，寫下七封‘決裂信’。
    這些信件內容都是狠狠地斥責自己‘大逆不道’，並代替父親與自己斷絕父子關係，以此保護家人免受牽連。
    他反複修改、銷毀前三稿，直到第四稿完成後才仔細斟酌，最終將信件疊好封入信封。
    做完這一切後，譚嗣同便靜坐在家中等待清兵的到來。”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被捕時，官兵在他的書房裏發現了他寫給父親譚繼洵的‘決裂信’，並立即將這些信件沒收。
    這些信件隨後被呈送到慈禧太後手中，成為了重要的證據。
    由於信件中明確表示了與父親的決裂，
    清政府認為譚繼洵與譚嗣同的活動並無直接聯係，
    因此對譚繼洵的處罰相對較輕，僅下令將他驅逐回原籍。
    而譚嗣同在被捕後，被關押在刑部監獄，這座監獄的的名字叫做‘天牢’。
    在獄中，譚嗣同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麵對死亡毫無畏懼。
    臨刑前的夜晚，他懷著必死的決心，在牢房的牆壁上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首詩。
    他撿起地上的煤屑，以牆壁為紙，以煤屑為墨，揮毫寫下：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以生命為代價，詮釋了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信念、忠誠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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