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字，刻進曆史的血淚
    “莫須有”三字，自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冬夜從秦檜口中吐出後，便成為中國曆史最黑暗的政治標簽之一。它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刺穿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儒家理想；又似一堵無形的牆，將忠臣的熱血與皇權的陰影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八百年後，當我們站在杭州嶽王廟的古柏下，撫摸“盡忠報國”四個鎏金大字，仍能聽見風波亭寒夜裏的嗚咽——“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這八個字的血書，不僅是一個將軍的最後呐喊，更是一個民族對“莫須有”冤獄的千年詰問為何“莫須有”能成為屠刀？忠良的血，究竟為誰而流？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回溯至南宋初年的山河破碎與時代裂變。那是一個英雄與奸佞交織、抗爭與妥協角力的時代，而嶽飛的悲劇，正是這個時代最尖銳的縮影。
    一、冤案前夜山河破碎與主戰派的脊梁
    （一）靖康之變華夏文明的至暗時刻
    公元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的春天來得格外寒冷。金軍第二次南侵，突破黃河防線，直抵汴京城下。宋徽宗趙佶慌忙傳位給太子趙桓（宋欽宗），自己帶著寵臣連夜南逃。此時的汴京，已是一座孤城守軍不足十萬，百姓饑寒交迫，而金軍的攻城器械已架到了城門之外。
    《靖康要錄》記載了當時的慘狀“金人攻通津門，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之日，金軍“悉取宮人、珍寶、法物、禮器、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三）。更屈辱的是，金人以“索金銀不足”為由，竟將徽欽二帝及後妃、宗室、大臣等三千餘人擄往北方，史稱“靖康之變”。
    這一事件，徹底終結了北宋168年的繁華。《宋史·欽宗本紀》評曰“宋之亡，非有戎狄之禍，實由內憂外患交迫，而君臣宴安，不能圖自強也。”中原淪陷，百姓淪為“遺民”，士大夫階層發出“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嶽飛《滿江紅》）的悲號。
    （二）主戰與主和兩種路線的生死博弈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定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麵對半壁江山，朝廷內部迅速分裂為兩派主戰派力主北伐，收複失地；主和派則主張妥協求和，偏安江南。
    主戰派的代表是宗澤、李綱、嶽飛等人。宗澤曾任東京留守，以70高齡整頓防務，“招集義軍，聯絡兩河忠義”（《宋史·宗澤傳》），提出“過河、複燕、薊”的戰略；李綱任宰相期間，力排眾議，主張“修軍政、習戰守、以圖恢複”（《宋史·李綱傳》）。而最耀眼的將星，當屬嶽飛。
    嶽飛（1103—1142），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出身農家，青年時投軍抗金，因驍勇善戰被擢為偏校。建炎三年（1129年），他率部在廣德、宜興一帶抗擊金軍，屢破敵陣；四年（1130年），於常州、鎮江大敗金兀術，收複建康（今南京），被宋高宗趙構讚為“中興以來，一人而已”（《金佗稡編》卷一）。
    相比之下，主和派的核心是宋高宗趙構與秦檜。趙構雖為皇帝，卻對金軍抱有恐懼——他深知，若迎回徽欽二帝，自己的皇位將岌岌可危。《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載，趙構曾私下對近臣說“朕恐金人複立欽宗，別立他人為主，朕何以自處？”這種“保權”的私念，使他本能地傾向於求和。
    秦檜則是主和派的“智囊”。據《宋史·秦檜傳》記載，他曾於建炎元年（1127年）被金軍擄至北方，兩年後“逃歸”南宋。這段經曆雖存疑（有學者認為是金人故意放歸的“間諜”），但他卻憑借對金政策的了解，迅速獲得趙構信任。紹興元年（1131年），秦檜任右相，公開提出“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投降綱領，主張放棄中原，與金劃江而治。
    （三）嶽飛的崛起抗金戰場的“擎天柱”
    主戰派與主和派的鬥爭中，嶽飛的崛起成為關鍵變量。從1130年至1140年，他率“嶽家軍”轉戰兩湖、河南、陝西等地，創造了無數軍事奇跡
    收複襄陽六郡（1134年）嶽飛以兩萬兵力，僅用三月便收複被金軍與偽齊（金扶持的傀儡政權）占據的郢州、襄陽等六郡，《宋史》稱“襄漢平，嶽飛威名益著”。
    郾城大捷（1140年）金兀術率12萬大軍南侵，直逼郾城。嶽飛以“背嵬軍”（精銳騎兵）長刀破金軍“鐵浮屠”（重甲騎兵），又以步兵“麻紮刀”“大斧”破其“拐子馬”（輕騎兵），大獲全勝。金軍統帥兀術哀歎“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宋史·嶽飛傳》）
    朱仙鎮大捷（1140年）嶽飛乘勝進軍，兵鋒直抵舊都開封附近的朱仙鎮，與兀術10萬大軍對峙。此時，河北、山西等地抗金義軍紛紛響應，“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宋史·嶽飛傳》）。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後麵精彩內容！
    若按此勢頭，嶽飛完全有可能實現“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的誓言（《宋史·嶽飛傳》）。然而，就在北伐形勢一片大好時，南宋朝廷的求和信號卻愈發急切——這背後，是宋高宗與秦檜對權力的焦慮。
    二、冤案釀成“莫須有”如何成為屠刀？
    （一）求和執念皇權與權臣的“共同利益”
    紹興十一年（1141年），金兀術在柘皋之戰中擊敗宋軍後，突然提出“劃淮為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的和議條件，但附加一條“必殺嶽飛，始可和。”（《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七）這一條件，正中趙構與秦檜下懷。
    趙構為何急於殺嶽飛？除了對“迎回二聖”的恐懼，更因嶽飛的“不合時宜”。嶽飛多次上書要求“陛下宜親禦六師，渡河決戰”（《鄂王行實編年》卷七），甚至在紹興七年（1137年）因“越職言事”觸怒趙構，被罷去樞密副使。趙構曾對大臣說“飛誌銳，特欲激勵諸將，然議論太峻，恐非朕所期望。”（《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一七）這種“功高震主”的威脅，讓他寢食難安。
    秦檜則將求和視為鞏固權力的工具。他通過與金使勾結（據《續資治通鑒》載，秦檜曾“密遣使至金，許以殺嶽飛為信”），成為趙構最信任的“和議執行者”。兩人一拍即合趙構要保皇位，秦檜要掌大權，而嶽飛，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
    （二）羅織罪證“連環計”下的合法謀殺
    要殺嶽飛，需“師出有名”。秦檜與黨羽萬俟卨（o qi xiè）、羅汝楫精心設計了一套“連環計”
    第一步削兵權，奪其勢。 紹興十一年四月，朝廷詔命韓世忠、張俊、嶽飛三大將入朝，“改任樞密使、樞密副使，罷其宣撫司”（《宋史·高宗本紀》）。表麵上是“升遷”，實則是解除他們的直接統兵權。嶽飛入朝後，被調任“萬壽觀使”的虛職，徹底失去對軍隊的控製。
    第二步構陷罪證，製造“謀反”假象。 秦檜指使萬俟卨彈劾嶽飛“逗留舒州，不即進兵”（《宋會要輯稿》刑獄一），又令禦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審訊。審訊中，他們逼迫嶽飛“自誣”，但嶽飛寧死不屈，裂裳背“盡忠報國”四字示之（《宋史·嶽飛傳》）。見硬的不行，秦檜又命人偽造“嶽飛給張憲的書信”，謊稱嶽飛要“謀反”；又脅迫張憲、嶽雲（嶽飛長子）作偽證，稱“嶽飛嚐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四二），暗示其有不臣之心。
    第三步“莫須有”的終極定罪。 韓世忠得知嶽飛被誣，憤然質問秦檜“‘嶽飛何罪？’檜曰‘其事體莫須有。’”（《宋史·嶽飛傳》）“莫須有”三字，意為“可能有、大概有”，是對法律的徹底踐踏。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言“莫須有者，獄之奸者也。獄成於奸，而莫須為之辭，以鉗天下之口。”（《讀通鑒論》卷二十三）
    （三）風波亭的血色黃昏一代忠魂的隕落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除夕前夜，嶽飛與嶽雲、張憲被押解至大理寺獄。據《鄂王行實編年》記載，獄卒隗順冒死將嶽飛遺體背出，埋於錢塘門外九曲叢祠旁，並在墓前種兩棵橘樹為記。臨刑前，嶽飛手書八個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這場冤獄，不僅奪走了一代名將的生命，更摧毀了南宋的抗金力量。韓世忠因質問秦檜，從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宋史·韓世忠傳》）；張俊雖苟活，卻淪為秦檜的幫凶，“附會權奸，附下罔上”（《宋史·張俊傳》）。抗金的大好局麵，就此瓦解。
    三、千古悲憤冤獄的餘波與民族記憶
    （一）直接代價南宋的衰亡伏筆
    嶽飛之死，是南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宋史·孝宗本紀》載，宋孝宗趙昚即位後（1162年），立即為嶽飛平反，追諡“武穆”，改葬西湖棲霞嶺。但此時距紹興和議（1141年）已過去二十年，宋金實力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金朝遷都燕京（今北京）後，國力漸強；南宋則因主戰派被壓製，“士氣銷沮，國勢寖微”（《續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二）。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政治生態的惡化。“莫須有”成為後世權臣效仿的工具明代魏忠賢以“東林黨議”構陷忠良，清代年羹堯因“驕縱不法”被削官奪爵，皆可追溯至“莫須有”的邏輯——皇權至上，法律為私。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言“專製政體的原則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靜。”但這種“平靜”，是以犧牲公平與正義為代價的。
    （二）文化符號忠義精神的永恒燃燒
    嶽飛的冤案，最終演變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自宋孝宗平反起，杭州嶽王廟便成為民間祭祀的中心。據《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時“每歲清明，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明清時期，嶽王廟多次擴建，康熙帝親題“碧血丹心”匾額，乾隆帝六下江南四次謁廟，留下“百戰功成莫須有，一生忠勇重千秋”的感歎。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
    文學藝術領域，“嶽飛故事”更是長盛不衰。元雜劇《東窗事犯》虛構了秦檜夫婦在陰間受審的情節，痛斥其“逞凶頑，設陰謀”；明代馮夢龍《精忠記》、清代錢彩《說嶽全傳》將嶽飛塑造成“忠君愛國”的典範，甚至加入“槍挑小梁王”“大鬧武科場”等虛構情節，強化其英雄形象。近代以來，嶽飛精神更被賦予新的內涵梁啟超稱其為“中國民族主義之導師”，鄧廣銘在《嶽飛傳》中評價“他的死，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冤獄，也是最壯烈的犧牲。”
    （三）曆史反思誰製造了“莫須有”？
    “莫須有”冤獄的本質，是皇權專製與權力鬥爭的產物。宋高宗為保皇位，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秦檜為固權位，甘當皇權鷹犬；而嶽飛的悲劇，正在於他既是“忠君”的典範，又是“威脅皇權”的存在——這種矛盾，在封建王朝的體製下，注定無法調和。
    但曆史的吊詭在於，正是這種“忠奸對立”的敘事，反而強化了嶽飛的“忠義”形象。正如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所言“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當後人在嶽王廟前追思時，他們追思的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曆史人物，更是對“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
    四、血寫的“莫須有”，刻在民族脊梁上的警鍾
    風波亭的寒夜早已消散，但“莫須有”三字依然如重錘，敲打著每一個讀史者的心靈。嶽飛的冤，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傷口；他的死，是忠臣的絕唱，更是民族的覺醒。
    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我們或許能更清晰地看到封建皇權的專製本質，才是“莫須有”冤獄的根源；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曆經磨難而不衰，正是因為有無數像嶽飛這樣的“脊梁”，用熱血與生命扞衛著“忠義”與“公道”。
    當我們撫摸嶽王廟“盡忠報國”的匾額，觸摸“精忠柏”斑駁的樹幹，耳邊仿佛又響起那八個字的呐喊“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這不是對曆史的抱怨，而是對未來的警示——唯有以製度約束權力，以民心凝聚正義，“莫須有”才能永遠成為曆史的名詞，而“精忠報國”的精神，才能永遠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
    喜歡一本書帶你讀懂中國史請大家收藏101novel.com一本書帶你讀懂中國史101novel.com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