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正氣，千秋共仰
    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正月，元軍統帥張弘範押著文天祥登船北上，準備將他從崖山戰場押往大都今北京）。行至南安今江西大餘），舟過梅嶺時，文天祥觸景生情，寫下“孤舟漸漸脫長淮，星鬥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南安軍》）。此時的他不會想到，三個月後，自己將在大都柴市口刑場完成“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終極抉擇；更不會想到，七百年後，“天地有正氣”的吟誦依然能穿透曆史塵埃，在華夏大地上激蕩起精神的回響。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號文山，江西廬陵今吉安）人。這位被《宋史》譽為“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的狀元郎，本可在南宋偏安的苟安中穩坐廟堂，卻以“時窮節乃見”的決絕，將個人命運熔鑄進國家危亡的烽煙裏。他用一生詮釋了“浩然正氣”的內涵：從少年時“慨然以功業自許”的家國情懷，到抗元時“日戰日敗，日敗日戰”的血性堅守；從囚籠中“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的詩魂淬煉，到刑場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生命禮讚——文天祥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個體的生死，成為中華民族“舍生取義”的精神圖騰。
    一、少年磨礪：忠義基因的鑄就
    一）家學淵源：廬陵文脈的浸潤
    文天祥的成長，深深烙印著廬陵文化的底色。吉安自古為“文章節義之邦”，自歐陽修開創“宋學”新風，楊邦乂“寧為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的殉節精神，再到胡銓“義不與檜等共戴天”的直言之勇，廬陵士大夫群體形成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傳統。文天祥的祖父文儀，雖科舉未第，卻“博通經史，工詩文”，尤重“大節”；父親文溪文儀之弟）隱居鄉野，“以《春秋》教授鄉裏”，常以“士當以節氣立身”教誨子弟。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中回憶：“先父）每晨興，正衣冠危坐，讀《春秋》《語》《孟》，終日不少懈。”這種“朝夕誦法孔孟”的家學熏陶，使他自幼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內化為生命信仰。
    二）科舉入仕：從“少年得意”到“憂思天下”
    寶佑四年1256年），20歲的文天祥參加科舉考試。殿試時，理宗趙昀以“朕觀今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為策問，文天祥揮毫寫下洋洋萬言的《禦試策一道》。他尖銳指出：“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侵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更提出“恢複中原”的具體策略：“簡文法以立事，仿祖宗以立製，選任材以立國。”《文山先生全集》卷一）
    這篇策論以“忠憤激烈”的氣勢震動朝野，理宗親批“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賜名“天祥”，字“宋瑞”。然而，初入仕途的文天祥很快發現，南宋朝廷早已陷入“主和派”主導的泥潭：權臣賈似道專權誤國，邊將貪生怕死，民生凋敝，“公田法”“經界法”等改革反成盤剝百姓的工具。
    在任寧海軍節度判官期間，他連續上書《己未上皇帝書》《輪對劄子》，痛陳“君道不純，臣職不舉，國勢不固”的積弊，甚至直言：“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文山先生全集》卷三）這種“不合時宜”的剛直，既是他“致君堯舜”理想的體現，也為日後“舍生取義”的抉擇埋下伏筆。
    二、國難當頭：從文臣到戰士的血性覺醒
    一）臨危受命：散盡家財起勤王
    德佑元年1275年），元軍鐵蹄踏破長江防線，沿江州郡望風而降。南宋朝廷危在旦夕，太皇太後謝道清急下《哀痛詔》，號召天下勤王。此時的文天祥正在贛州知州任上，聞訊後“捧詔涕泣”，立即“盡以家貲為軍費”《宋史·文天祥傳》），聯絡當地豪傑，招募義軍五萬人，寫下“受宋恩深，今其死矣”《指南錄後序》）的誓詞，踏上抗元之路。
    這一決定看似“書生意氣”，實則是儒家“士”的擔當。正如他在《正氣歌》中所言：“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文天祥深知“寡不敵眾”，卻依然選擇“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並非魯莽，而是對“士之節氣”的堅守。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文天祥的“器”，正是以血肉之軀扞衛文明道統的使命感。
    二）血戰東南：文人統兵的悲壯突圍
    文天祥的勤王軍雖人數眾多，卻缺乏訓練與裝備。他率部入衛臨安今杭州）途中，在常州遭遇元軍主力。麵對“鐵騎突出刀槍鳴”的戰場，文天祥並未退縮，而是親自督戰。據《指南錄後序》記載：“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即便被俘，仍“罵逆賊”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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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文天祥轉戰於平江、無錫、海豐等地，以遊擊戰術牽製元軍。無錫“夜襲元營”一役中，他趁夜色率軍突襲元軍水寨，燒毀戰船百餘艘；汀州今福建長汀）之戰，他又分兵三路，利用山地地形遲滯元軍推進。這些戰役雖未能扭轉戰局，卻極大鼓舞了南宋軍民的抗元士氣。元軍統帥伯顏驚歎：“文天祥，宋之健將也！”
    三）五坡嶺之變：從抗爭者到囚徒的轉折
    祥興元年1278年），文天祥退守廣東海豐。此時南宋殘餘勢力已退守崖山，陸秀夫、張世傑擁立衛王趙昺為帝，局勢已如風中殘燭。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天祥在五坡嶺今海豐北）休整時，遭元軍騎兵突襲。他倉促應戰，終因寡不敵眾被俘。
    被俘時，文天祥“南向再拜”，從容就縛。元將張弘範勸其投降：“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文天祥答：“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宋史·文天祥傳》）
    五坡嶺之變，標誌著文天祥“以武抗元”階段的終結，卻開啟了“以詩明誌”的精神抗爭新章。從此，囚籠成了他的“戰場”，筆墨成了他的“武器”。
    三、囚籠孤光：以詩明誌的浩然正氣
    一）元營勸降：鐵石心腸拒降
    從五坡嶺被俘至大都，文天祥經曆了四年囚禁生涯。這四年間，元廷對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先是以“宰相之位”相誘，後是以“鼎鑊之刑”相脅，甚至派已降的宋恭帝、宋宗室趙尹甫等人勸降。
    最嚴峻的考驗來自至元十六年1279年）的元大都。張弘範押文天祥至崖山，要求他寫信招降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提筆寫下《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將詩稿擲還張弘範，擲地有聲地說：“國亡，吾不能存，豈能活他人耶？”《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二）《正氣歌》：精神世界的史詩書寫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於大都柴市附近的土牢中。牢房陰暗潮濕，“或日殺一人，或夜殺一人”《正氣歌序》），蚊蟲叮咬、饑寒交迫，卻未能摧毀他的意誌。他將所曆所感凝於《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詩中，他將“正氣”定義為“時窮節乃見”的精神品格，並列舉曆史上十二位堅守氣節的人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這些人或秉筆直書，或持劍衛國，或齧雪牧羊，共同構成了“浩然之氣”的精神譜係。
    《正氣歌》不僅是文天祥的精神自白，更是儒家“氣節觀”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言：“文天祥）以一死報國，而其詩亦遂為千古絕唱。”《甌北詩話》）這種“浩然之氣”，超越了個體生死，成為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三）柴市口刑場：生命的終極禮讚
    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親自勸降：“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朕，當令汝為中書宰相。”文天祥北跪，卻堅定回答：“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宋史·文天祥傳》）
    臨刑前，他問明南方方向，“南向拜而死”。刑場百姓哭聲震天，有老卒認出他的衣服，從懷中取出“衣帶讚”：“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
    這一天，是大都百姓永遠銘記的日子。文天祥以生命為代價，踐行了“舍生取義”的信念，也讓“浩然正氣”從抽象的理念，化作具體的精神圖騰。
    四、青史留芳：超越時代的精神遺產
    一）後世評價：從帝王到草民的共同致敬
    文天祥之死，震動朝野。元廷雖為勝者，卻在《宋史》中給予他極高評價：“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臨刑殊從容。”《宋史·文天祥傳》）元世祖忽必烈亦歎：“是好人也！”《草木子》）
    明清以降，文天祥的地位愈發崇高。明太祖朱元璋將其列入“曆代忠臣圖”，親自題寫“忠烈”匾額；心學大家王陽明讚其“光明俊偉，直與天地同流”《王文成公全書》）；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稱其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流人物”《飲冰室合集》）。
    民間對他的紀念更顯真摯。北京、南京、吉安等地建“文丞相祠”，歲時祭祀；江西廬陵“文山書院”至今書聲琅琅；福建、廣東等地至今流傳“文天祥智鬥元軍”的民間故事。這些紀念，本質上是對“浩然正氣”的集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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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神傳承：民族氣節的基因密碼
    文天祥的精神，從未隨時間褪色。近代以來，麵對列強侵略，無數仁人誌士以他為榜樣：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變法熱血，林覺民“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的舍家為國，乃至抗日戰場上“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呐喊，皆可視為“舍生取義”的精神延續。
    當代社會，物質豐富卻精神多元，“浩然正氣”依然是稀缺的精神資源。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成功”，不在於財富與地位，而在於“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道德自覺；真正的“英雄”，未必是戰功赫赫的將軍，更是在平凡崗位上堅守原則、扞衛正義的普通人。
    五、正氣不滅，薪火永傳
    從廬陵的耕讀世家，到臨安的勤王義旗；從五坡嶺的兵敗被俘，到柴市口的從容就義——文天祥的一生，是一部用生命書寫的“正氣歌”。他的“舍生取義”，不是愚忠，而是對文明道統的守護；他的“浩然正氣”，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融入血脈的精神基因。
    七百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站在文丞相祠的古柏下，讀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它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強大，不僅在於經濟的繁榮、科技的進步，更在於精神的挺立；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需要物質的積累，更需要“天地有正氣”的文化自信。
    正氣不滅，薪火永傳。這，就是文天祥留給我們的最寶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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