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星照人間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貶居儋州今海南）的蘇軾遇赦北歸，途經潤州今鎮江）時，登臨金山寺。麵對長江浩蕩，他提筆寫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這二十八字，道盡一生漂泊，卻也藏著最從容的自嘲——所謂“功業”，竟是三次貶謫的荒誕印記；而千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翻開《東坡全集》，那些“大江東去”的豪邁、“十年生死”的深情、“日啖荔枝”的豁達，仍在叩擊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詩詞文書畫皆登峰造極；作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不合時宜者”，他從中央到地方，從繁華京都到天涯海角，經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命運顛簸。他的生命軌跡，既是個體才華與時代洪流的激烈碰撞，也是中國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精神的極致詮釋。
    一、少年才俊：眉山蘇氏的“天縱奇才”
    蘇軾的崛起，始於一個“耕讀傳家”的文化世家。眉山蘇氏雖非簪纓世族，卻以“讀書致世”的家風聞名。父親蘇洵早年“遊蕩不學”，二十七歲方“始發憤為學”蘇洵《上韓樞密書》），終成“大器晚成”的一代大家；母親程氏出身官宦，讀《後漢書·範滂傳》時，見範滂為清流而死，感慨“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宋史·蘇軾傳》）——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從小便注入蘇軾的血脈。
    1.1 童年：詩性與思辨的啟蒙
    蘇軾六歲入鄉塾，師從道士張易簡，讀書過目成誦。據《東坡誌林》載，他與弟弟蘇轍常“夜窗課書”，母親程氏“每夕課之”，若二人倦怠，便以“讀《漢書》至《範滂傳》，慨然太息”激勵。少年蘇軾的聰慧，在鄉裏已傳為佳話：十歲讀《莊子》，歎“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十二歲作《黠鼠賦》，以“覆而出之，墮地乃走”的細節，將老鼠的狡黠與人的疏忽寫得妙趣橫生，更暗含“人雖智而物無情”的哲思。
    1.2 科舉：名動京師的“雙子星”
    嘉佑元年1056年），二十一歲的蘇軾與十九歲的蘇轍隨父進京，準備科舉。次年，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場，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頁——主考官歐陽修讀到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拍案歎服：“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澠水燕談錄》）因懷疑此文是門生曾鞏所作，歐陽修將其置為第二；複考《春秋》對義，蘇軾又奪第一。最終，蘇軾以“進士及第”位列全國第二，與弟弟蘇轍同科登第，“三蘇”之名震動汴京。
    時人評價，蘇軾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蘇軾《文說》），既有韓愈的雄健，又有莊子的超逸。歐陽修更預言：“三十年後，世人不複知我名。”《與梅聖俞書》）——這一預言很快成為現實：至南宋，蘇軾已被尊為“一代文宗”，其文集《東坡七集》刊刻於兩浙、福建等地，成為士子必讀經典。
    二、初入仕途：理想與現實的第一次碰撞
    嘉佑六年1061年），蘇軾通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獲“第三等”宋代製科最高等級），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這是他首次離開父親，獨立踏入仕途。然而，從地方到中央，從改革支持者到質疑者，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
    2.1 地方曆練：鳳翔的“循吏”實踐
    鳳翔今陝西鳳翔）地處西北，是宋夏對峙的前線。蘇軾到任後，發現當地百姓深受“衙前役”之苦——官府強征民夫為官府運輸物資，稍有延誤便“破家破產”。他上書朝廷《論衙前役事》，建議“以官榷酒務羨餘錢買撲坊場，募民輸錢免役”，既減輕民負，又增加財政收入。此策雖未被完全采納，卻展現了蘇軾“務實為民”的政治智慧。
    此外，鳳翔多旱災，蘇軾常“齋戒禱雨”，甚至“以身代牲”《喜雨亭記》）。他在《和子由蠶市》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這種對民生的關切，並非空泛的口號，而是貫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
    2.2 變法風雲：從“擁護”到“質疑”的轉折
    宋神宗即位後，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試圖通過“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富國強兵。蘇軾最初對新法抱有期待，曾在《上神宗皇帝萬言書》中肯定“陛下誠有意更張，則宜先擇其切於民病者而圖之”，但很快發現新法在執行中“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同上），導致“小民受害”。
    例如，“青苗法”本為抑製土地兼並，規定農民可在青黃不接時向官府借貸，秋收後加息償還。但地方官員為完成指標，強行攤派，“貧者得錢輕用而多取，富者不敢貸而貧者耗”蘇軾《上清帝第七書》）。在密州今山東諸城）任上，蘇軾目睹“饑民相食”的慘狀，寫下《論給田募役狀》，指出“新法之弊，在於不察民情，以法令之威強民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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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合時宜”的言論，讓蘇軾成為新黨的眼中釘。熙寧四年1071年），他自請外任杭州通判，開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貶謫生涯。
    三、貶謫歲月：苦難中的精神突圍與藝術巔峰
    從杭州到黃州，從惠州到儋州，蘇軾的貶謫路線越走越偏，卻也走出了一條中國文人“逆境重生”的精神之路。正如餘秋雨在《蘇東坡突圍》中所言：“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3.1 第一次貶謫：從杭州到黃州的“精神涅盤”
    1）杭州：民生為本的“父母官”
    1071年，蘇軾任杭州通判。此時的杭州，因太湖淤塞，“水淺易涸，旱則無水”，百姓飲水困難。蘇軾實地勘察後，提出“浚治六井”方案，修複唐代遺留的六個地下水庫，解決了城區飲水問題；又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泥築成“蘇堤”，既防澇又美化環境。他在《飲湖上初晴後雨》中寫道：“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首詩不僅是西湖的寫照，更暗含他對“自然與人文和諧共生”的理解。
    2）密州：從“狂放”到“深情”的蛻變
    1074年，蘇軾調任密州知州。密州“地瘠民貧”，且蝗災、旱災頻發。他“齋廚索然，不堪其憂”蘇軾《後杞菊賦》），卻仍“日享一肉”，將節省的俸祿用於賑災。此時的他，既有“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報國之誌，也有“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兒女情長——這種剛柔並濟的詞風，突破了晚唐五代“豔科”的局限，開創了豪放詞的先河。
    3）烏台詩案：生死劫中的文化覺醒
    1079年，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按慣例，他需向皇帝上《湖州謝上表》，文中寫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本是謙遜的自辯，卻被新黨斷章取義，彈劾其“指斥乘輿”“包藏禍心”。禦史台別稱“烏台”）派人搜查蘇軾住所，從詩集中找出“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複秀才所居雙檜二首》）等句，誣陷其“怨望朝廷”。
    這場“文字獄”持續四月有餘，蘇軾被關押在禦史台監獄，備受拷掠。他在《獄中寄子由》中寫道：“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甚至做好了“身後事”的安排。最終，因弟弟蘇轍“願棄官以贖兄罪”、舊黨王安禮王安石弟）力諫，加上曹太後仁宗皇後）幹預，蘇軾免於一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無實權，近乎流放）。
    3.2 黃州：從“政治失意”到“文化哲人”的升華
    黃州今湖北黃岡）五年10801084），是蘇軾人生的最低穀，也是其文學與思想的巔峰期。
    1）躬耕東坡：“人間有味是清歡”
    初到黃州，蘇軾無官舍可居，暫寓定惠院；後得城東荒地五十畝，親自墾荒，自號“東坡居士”。他在《東坡八首》中寫道：“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這種“農夫”身份的轉變，讓他更深刻地體會到“一粥一飯當思來處”的艱辛，也催生了對生命的敬畏。
    2）赤壁悟道：“天地與我並生”
    1082年，蘇軾兩次遊赤壁實為黃州赤鼻磯，並非三國古戰場），寫下《赤壁賦》《後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懷古》。在《前赤壁賦》中，他與客問答：“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將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融入山水，最終得出“物與我皆無盡也”的結論——這正是莊子“齊物”思想與禪宗“空觀”的融合。
    3）詞風革新：“以詩為詞”的突破
    黃州時期的詞作，徹底擺脫了傳統詞的“豔科”束縛。《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將自然風雨與人生困境打通；《臨江仙·夜飲東坡醒複醉》中“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則是對儒家“修身齊家”與道家“逍遙遊”的雙重反思。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這種“曠”，正是黃州歲月沉澱出的精神高度。
    3.3 後貶謫時期：從惠州到儋州的“文化教化”
    哲宗親政後1093年起），新黨複起，蘇軾被一貶再貶：1094年貶英州今廣東英德），途中再貶惠州今廣東惠州）；1097年再貶儋州今海南）。此時的他已近花甲，卻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
    惠州“瘴癘之地”，蘇軾卻寫下“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他推廣先進農具“秧馬”插秧工具），建議官府“嚴打盜牛”，甚至出資建橋修路。他在《荔枝歎》中痛斥“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遊”批判當權者不顧民生），其批判精神從未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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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儋州：“茲遊奇絕冠平生”
    儋州是當時最偏遠的“天涯海角”，“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答李端叔書》）。蘇軾卻在此辦學堂，自編教材，培養出海南曆史上首位進士薑唐佐；他研究《周易》《尚書》，寫成《東坡易傳》《東坡書傳》；甚至“著書以為樂，訓傳其家學”《宋史·蘇軾傳》）。離瓊時，他寫下“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將貶謫視為“奇絕”的人生體驗。
    四、千年回響：蘇軾的多維文化人格
    蘇軾的生命雖止於1101年建中靖國元年），但他的影響卻跨越千年。從文學到藝術，從思想到生活，他成為中國文化中“立體的偶像”——既是中國士大夫“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典範，也是普通人“詩意棲居”的精神導師。
    4.1 文學成就：宋代的“文化坐標”
    蘇軾的文學創作，以“集大成”著稱。
    詩詞：他將詩的題材與境界引入詞壇，打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豪放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氣象恢弘；婉約詞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深情綿邈；哲理詞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超然物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散文：蘇軾主張“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推官書》）。《赤壁賦》將敘事、寫景、議論熔於一爐，《石鍾山記》以實證精神破除“酈元之簡，李渤之陋”，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散文典範。
    書法繪畫：蘇軾是“宋四家”蘇、黃、米、蔡）之首，其《寒食帖》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前兩為《蘭亭序》《祭侄文稿》），筆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他提出“士人畫”概念，主張“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推動文人畫走向獨立。
    4.2 精神遺產：逆境中的生命智慧
    蘇軾的偉大，更在於他麵對苦難時的精神姿態。
    儒者的擔當：他始終以“民胞物與”張載《西銘》）為念，無論身處何地，都以民生為第一要務。在杭州修蘇堤、在密州滅蝗災、在惠州推廣農具，這些實踐不是“作秀”，而是“仁政”思想的踐行。
    道家的超脫：麵對貶謫，他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化解痛苦。黃州時“侶魚蝦而友麋鹿”，儋州時“著書以為樂”，都是對“齊物”思想的深刻體悟。
    佛家的空明：他雖不信佛教輪回，卻深諳“無常”之理。在《赤壁賦》中，“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慨歎，與“物與我皆無盡”的豁達，正是禪宗“不住相”的體現。
    4.3 文化符號：中國人的精神偶像
    蘇軾的影響力，早已超越文學藝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大眾共鳴：他的詩詞語言通俗而意境深遠，“人間有味是清歡”“腹有詩書氣自華”等句，成為普通人的生活格言；他的故事如“東坡肉”“雪泥鴻爪”）被廣泛傳播，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世界影響：20世紀以來，林語堂《蘇東坡傳》將其推向世界，美國學者艾朗諾ronad egan）稱其為“中國的達芬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奇鳥行狀錄》中引用蘇軾詞句，表達對“豁達”的向往。
    五、生命的藝術，藝術的永恒
    蘇軾的一生，是“才華”與“命運”激烈碰撞的史詩。他以“一點浩然氣，千裏快哉風”《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的姿態，在貶謫的荒原上播種文化的種子；他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智慧，在苦難中完成了精神的升華。
    千年之後，當我們重讀“大江東去”，依然能觸摸到一個鮮活的靈魂——他不完美，卻真實；他受挫，卻不屈；他熱愛生活，更超越了生活。這，或許就是蘇軾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真正的偉大，不在於命運的順遂，而在於在逆境中依然能活出生命的豐盈與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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