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在率軍攻宋的征程中，於攻打釣魚城今四川合川東釣魚山上）時不幸命喪於此。這座險峻的城池，憑借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讓蒙古軍隊久攻不下，最終也成為了蒙哥汗的折戟之地。
    蒙哥汗身死，蒙古帝國內部為爭奪汗位陷入了激烈的紛爭。在這動蕩的局勢中，忽必烈憑借著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軍事謀略，於中統元年三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蘭旗東北閃電河北岸）登上汗位，成為元世祖。登基之後，忽必烈展現出非凡的治國理念，他極為重視人才，大力重用漢人將帥、謀臣。這些漢人能臣們熟知漢地的文化、製度與治理之道，他們為忽必烈的統治出謀劃策，成為他統治的重要助力。
    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忽必烈依據漢地的政治傳統，積極依仿漢法，大刀闊斧地改革官製。他打破原有的一些舊有體製，建立起一套更為完善、高效的官僚體係，明確各級官員的職責與權力，使得政務處理更加有序、高效。同時，他努力確立中央集權，將權力集中於中央，加強對各個地區的有效控製，以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根基。通過這些舉措，一個由蒙漢統治階級聯合組成的新王朝——元朝，正式建立起來，為蒙古帝國的發展與延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忽必烈為了全力討伐阿裏不哥，穩定內部局勢，暫時與南宋達成息兵修好的協議，為集中精力應對阿裏不哥的挑戰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然而，南宋此時正深陷政治腐敗的泥沼之中。朝政腐敗不堪，奸臣當道，賈似道憑借著權術手段，得以擅權專政。賈似道掌權之後，瘋狂地網羅親信，構建起自己的勢力網絡。在其掌權期間，他更是極力打壓陷害那些有功將領，一些為國家立下赫赫戰功、忠心耿耿的將帥，或被無端罷官，失去施展才華的機會；或被治罪而含冤而死，落得淒涼下場。
    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麵和惡劣的政治生態，致使南宋上下民心相悖。百姓對朝廷失去信心，怨聲載道；將士們也因此心灰意冷，離心離德。原本穩固的戰備體係也變得鬆弛，軍事力量大打折扣。南宋就這樣在腐敗與內耗中，坐失了強兵固邊的難得大好時機。
    早在鹹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將劉整就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察覺到了局勢的微妙變化。他對南宋的政治、軍事形勢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襄陽這座城市對於南宋的重要性。
    在向忽必烈進獻攻滅南宋的策略時，劉整特別強調了“先攻襄陽，撤其扞蔽”這一點。他認為，襄陽就像是南宋的咽喉要塞，如果南宋失去了襄陽，那麽它就如同被扼住了喉嚨，無法順暢地呼吸。而且，一旦襄陽失守，南宋在淮河一線的防禦屏障也將隨之瓦解，整個國家的防線將變得脆弱不堪。
    劉整進一步指出，沒有了襄陽的支撐，南宋的江山就如同一座沒有堅固防線的大廈，搖搖欲墜。“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也”，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襄陽在南宋防禦體係中的關鍵地位。
    忽必烈聽完劉整的分析後，深表讚同。他意識到，要想成功攻滅南宋，必須首先拿下襄陽這個戰略要地。於是，他隨即與劉秉忠一同商議，深入探討以往窩闊台攻宋以及蒙哥攻宋的經驗教訓。
    在仔細研究了地理形勢和戰略布局之後，他們越發認識到襄陽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襄陽位於長江中遊，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南宋抵禦北方入侵的重要防線。如果能夠攻克襄陽，就可以順勢突破南宋的長江防線，直搗江南腹地。
    襄陽地處南陽盆地南端，襄陽和樊城南北夾漢水互為依存，“跨連荊豫，控扼南北”，地勢十分重要。這裏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軍隊的邊防重鎮。要想成功滅掉南宋，就必須以此為突破點，對南宋來個攔腰一刀，直擊要害。
    於是，忽必烈果斷采納了劉整的建議，製定了先取襄樊今屬湖北）、實施中間突破、沿漢入江、直取臨安今杭州）的滅宋方略。為了確保計劃的順利實施，忽必烈暗中留下劉整在襄陽積極為此作準備。
    在平定了阿裏不哥之後，忽必烈在政治上徹底穩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軍事力量也變得更加強大。於是，他正式啟動了消滅南宋的計劃，這一決策，標誌著宋元戰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元軍對南宋的戰略進攻階段。
    根據劉整的建議，忽必烈開始有條不紊地實施對襄陽的戰略包圍。
    在蒙古帝國的擴張曆程中，對南宋的軍事行動一直是其戰略布局的關鍵。首先，蒙古人深知要攻占南宋，必須先在戰略要地建立穩固的據點，作為進攻的重要基地。早在1261年的夏天，忽必烈便采納了劉整的建議，派遣了一名精明能幹的使者，帶著珍貴的玉帶，前往南宋荊湖製置使呂文德的駐地。這位使者肩負著重要的使命，他的目標是通過巧妙的外交手段，為蒙古人打開通往襄陽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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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抵達後，便極力請求在襄陽城外設立榷場，也就是邊貿集市。呂文德看到眼前的利益，被這些小利所迷惑，完全沒有意識到其中可能隱藏的陰謀，竟然輕易地答應了這一請求。蒙古使者抓住機會，緊接著又以防止盜賊、保護貨物為由，巧妙地提出要在襄陽外圍築造土牆。呂文德目光短淺，隻顧著眼前的短期安全與利益，完全沒有察覺到蒙古人的真正意圖，竟然同意了這一看似合理的請求。
    於是，蒙古人在襄陽東南的鹿門山開始了大規模的土牆修築工程。與此同時，他們在土牆內精心建造了堅固的堡壘。憑借著這一係列精心策劃的行動，蒙古人成功地在襄陽外圍建立了第一個重要的據點。這個據點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後來，忽必烈正是以這處據點為依托，開始屯兵，從而開啟了對襄陽的長期圍困。
    到了鹹淳四年1268年），蒙古將領阿術繼續推進戰略布局。他在襄陽東南的鹿門堡和東北的白河城修築起堅固的堡壘。這些堡壘的修建，有效地切斷了南宋增援襄樊的軍隊前進的道路，使得南宋試圖救援襄樊的計劃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南宋軍隊在試圖突破蒙古人的封鎖時，屢屢受挫，襄陽的處境愈發艱難。
    到了鹹淳六年1270年），蒙古將領史天澤在襄陽西部精心選擇戰略要地，於萬山、百丈山修築長圍。與此同時，他還在南麵的峴山、虎頭山修建城池，並將這些城池與其他堡壘連接起來。經過這一係列精心的布局與建設，襄陽與西北、東南的聯係被完全切斷。至此，襄陽成為一座孤懸於外的孤城，陷入了蒙古人的重重包圍之中。
    這一時期，元軍在襄陽外圍修築了10餘處城堡。這些城堡相互呼應，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戰略包圍圈。蒙古人通過精心策劃和逐步推進，成功地完成了對襄陽的戰略包圍，為後續的進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襄陽的陷落似乎隻是時間問題，而蒙古人的軍事行動也充分展示了他們高超的戰略眼光和強大的軍事執行力。
    鹹淳三年1267年）的秋天，蒙古的軍事行動再次拉開帷幕。蒙古將領阿術率領著一支強大的軍隊，向襄陽發起了猛烈的進攻。蒙古軍隊的攻勢如同狂風暴雨般迅猛，一路勢如破竹，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們如同戰無不勝的鐵騎，迅速突破了宋軍的防線，俘獲了大量的宋軍士兵。在周邊地區，蒙古軍隊更是肆意擄掠，將財物和糧食一掃而空，最終滿載而歸。然而，宋軍並未坐以待斃，他們並沒有被蒙古軍隊的強勢所嚇倒，而是在蒙古軍隊回軍之際，迅速製定了反擊計劃。
    在襄陽以西的安陽灘，宋軍精心布置了一場伏擊戰。他們派遣水軍在此設伏，扼住了蒙古軍隊的歸路，同時，又派出了精銳的騎兵，直衝蒙古軍隊的陣列，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這一戰，蒙古軍隊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陣腳大亂。在混亂的戰場上，蒙古的都元帥阿術也未能幸免，他在混戰中墜馬，險些被宋軍活捉。眼看形勢危急，蒙古軍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蒙古將領懷都展現出了他的果斷與英勇。他迅速選派了一批善識水性的士卒，這些士卒憑借著出色的水性，勇敢地泅水而過，成功奪得了宋軍的戰艦。他們的這一行動，為蒙古軍隊的反擊創造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其餘的蒙古將領也毫不退縮，奮勇拚殺，與宋軍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廝殺。經過一番艱苦的戰鬥，蒙古軍隊最終成功將宋軍擊退，轉敗為勝，保住了他們的戰果。
    盡管蒙古軍隊在安陽灘之戰中最終取得了勝利，但這場戰鬥的過程卻暴露出了他們水軍力量遠遠不如宋軍的弱點。在作戰中，蒙古軍隊的水軍明顯處於劣勢，這使得他們在後續的戰鬥中麵臨著諸多挑戰。水軍的不足，不僅限製了他們在水戰中的發揮，還可能影響到他們在陸地作戰中的戰略布局。這場戰鬥讓蒙古軍隊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征服南宋，他們必須加強水軍的建設，彌補這一短板。
    鹹淳六年1270年），劉整與阿術進行了一場深入而詳盡的謀議，旨在探討應對當前局勢的最佳策略。
    在這場激烈的討論中，劉整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軍事智慧，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元軍的優勢與劣勢：“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然水戰則稍遜於宋也。”他深知元軍的騎兵在陸地上勢不可擋，但在水戰方麵卻存在明顯的短板。
    接著，劉整進一步闡述道：“若能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必成矣。”他認為，要想戰勝宋軍，就必須克服自身在水戰方麵的不足，通過建造戰艦和訓練水軍，提升元軍的水上作戰能力。
    劉整的這一觀點不僅深刻地認識到了元軍的實際情況，更明確了提升水軍實力對於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性。這一見解猶如醍醐灌頂，讓阿術對局勢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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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在聽取了劉整的分析後，對這一策略表示高度認可。他當機立斷，毫不猶豫地命令劉整負責“造戰船，習水軍”的任務，希望通過此舉來增強元軍的綜合作戰能力，最終達成進取襄陽的戰略目標。
    劉整接到命令後，沒有絲毫猶豫，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造船工作中。他深知時間緊迫，任務艱巨，因此迅速召集了一批技藝精湛的工匠，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造船團隊。
    這些工匠們日夜不停地工作，他們精心挑選優質木材，嚴格按照設計圖紙進行施工，每一個環節都一絲不苟。在劉整的嚴格監督下，短短時間內，5000艘戰船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
    不僅如此，劉整還親自組織水軍進行日夜操練。他深知，一支強大的水軍不僅需要精良的戰船，更需要高超的作戰技能。於是，他製定了嚴格的訓練計劃，讓水軍士兵們在實戰中不斷磨練自己的技能。
    除了自身的努力，劉整還積極與四川行省溝通協調。經過一番努力，他成功地從四川行省獲得了500艘戰艦。這些戰艦的加入，進一步壯大了劉整的水軍力量。
    憑借著這5000艘戰船和500艘從四川行省得來的戰艦，劉整成功地建立起一支頗具規模的水軍。這支水軍的建立，不僅彌補了戰術上的劣勢，更為戰略進攻準備了必要條件。
    從鹹淳四年1268年）蒙軍築鹿門堡、修白河城開始，到鹹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圍襄陽，經過整整兩年的時間，蒙古軍隊在襄陽戰場上逐漸占據了戰略上的優勢地位。這一優勢地位的形成，是元軍一係列精心謀劃與艱苦戰鬥的結果，也為後續對襄陽的攻克和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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