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寒樂於處於被遺忘的狀態，這樣他就能按計劃打造自己的隊伍，手中糧草充足，無需擔憂溫飽。
    在他看來，男女皆可用，關鍵在於如何利用。
    一旦組織起來，這些女子也能發揮重要作用，比如短時間內製作大量禦寒衣物便是明證。
    他知道訓練時間緊迫，僅剩一個多月，若按常規發展，一個多月後袁崇煥等人的去留結果將揭曉。
    屆時，恐怕不會再如現在這般輕鬆，且年後建奴將進攻寧遠，覺華島亦會遭襲。
    雖時間短暫，但若善加利用，仍能有所成效，畢竟黃埔軍校最初的學製不過半年，後來甚至縮短至三個月。
    在這有限的時間裏，杜寒決定實行封閉訓練，所有人不得離營半步，包括水手亦然，所有戰船均拖上海岸，全員登岸進行隊列操練。
    同時，他要求所有軍官必須與士兵同吃同住，自己也以身作則，融入訓練之中。
    僅有恩不足以服眾，威嚴同樣不可或缺。
    對於立功者，杜寒慷慨獎勵；而對於違紀者，則絕不姑息。
    短短一個多月間，幾乎天天有人挨板子，男女皆有。
    一些嚴重違紀者受到嚴厲懲罰，無論是步兵、騎兵、海軍、技術人員，甚至那些女子，都有因違反規定而被處決的，某日竟一次性處決了十幾人。
    就隊列訓練而言，已達新兵聯結業水平，但遺憾的是，訓練中多名士兵受傷，多數為腳傷。
    對步兵而言，腳的重要性有時勝過手，卻常被忽視，長久以來對腳部缺乏足夠保護。
    不分左右的布鞋並不適合訓練，高強度訓練下，不少士兵腳踝受損，還有人腳底被紮傷。
    某日，杜寒得知張斌良那邊運來一批熟牛皮，心中頓時起了念頭。
    這熟牛皮豈能錯過？他立刻萌生了一個想法——打造牛皮戰靴！
    杜寒說到做到，手上剛好有些熟牛皮存貨，他先繪出靴子的樣式圖，又請許鐵匠召集擅長製鞋的匠人開始練習。
    之前閑置的手搖縫紉機此刻派上了用場。
    這個時代仍以步行作戰為主，杜寒打算製作一種高筒靴，既能代替綁腿，又能有效避免小腿靜脈曲張的問題。
    這種靴子分為靴筒與鞋身兩部分。
    鞋底由七層牛皮疊加而成，全為真皮製作，包括前掌和鞋跟兩部分。
    前掌鞋底鑲嵌30枚鞋釘，腳趾部位嵌入半月形鐵片，鞋跟處則安裝馬蹄形鐵片，這樣不僅增強了鞋底的堅固性，還能大幅提升耐磨性，延長使用壽命。
    靴尖設計成類似鯊魚頭的造型，但更圓潤、鈍厚且方正，顯得更為美觀。
    鞋筒部分由整塊皮革裁製，接口處未完全縫死，而是用可調節鬆緊的帆布連接。
    考慮到各人小腿粗細差異，靴筒設計了三根調節皮帶，最寬處在頂部，整靴高約四十厘米。
    有了靴樣及手搖縫紉機，對這些匠人而言製作靴子並不困難。
    僅僅一天時間，第一雙樣品靴便完成。
    這雙高筒靴自然歸杜寒所有，他將王俏親手縫製的鞋墊放入後穿上，調試好靴筒皮帶，站起身用力跺了幾腳，滿意地長籲一口氣。
    這種分左右腳的鞋子確實令人感到舒適無比！對騎兵而言，鞋跟有著至關重要的功能，它能讓腳穩穩卡住馬鐙，配合馬刺使用時可輕鬆駕馭戰馬，從而解放雙手，不再依賴馬鞭。
    這一改進顯著提升了駕馭戰馬的能力，並為近代騎兵訓練奠定了物質基礎。
    騎兵由此完成了從古典到近代的轉變，在麵對古典騎兵時，即便再勇猛的敵軍也無法匹敵，八裏橋之戰便是明證，對方僅付出一人傷亡便擊殺了數千敵軍。
    這是一個看似平凡卻意義深遠的發明。
    經過一個多月嚴格的訓練，杜寒發現自己的部下雖無法與未來相比，但總算有了幾分兵的模樣。
    他們頭戴狗皮帽，身穿灰色棉衣，腿部纏繞綁腿，腰係帶y型背帶的皮帶，上麵有兩個大彈匣袋掛在右側，左側懸掛著裝有皮質刀鞘的武器。
    一站到那裏，乍一看與二十世紀初期東北軍士兵無異，單兵裝備甚至比那個時代士兵更加精良，直到脫下狗皮帽，頭頂的發髻才泄露了他們的年代。
    至於杜寒及其幾位夜不收出身的手下，就難以辨認了。
    幾個月前，建奴貼身割去了他們的發髻，如今雖已長了些許，但仍不足以紮成發髻，隻好任其披頭散發。
    這副模樣倒像是後世的東北土匪。
    來自未來的杜寒本來就對發髻沒什麽好感，如今紮不成正好，索性讓楊林青將自己的雜亂頭發剪短，打算弄個平頭。
    剪發時，楊林青顫抖著不敢下手，眾人也用怪異的目光看著杜寒，總覺得這一剪就變成建奴了。
    “寒子，要不別剪了吧，過幾個月就能紮發髻了。”李政以長輩的身份勸道。
    “沒事李叔，我隻是剪短發，並非剃辮子，沒什麽不妥。
    本朝太祖不也曾剃光頭嗎？誰又能指責？留不留發不重要，關鍵是有無足夠的權勢！”杜寒說著指向自己的頭，用不容置疑的語氣命令楊林青：“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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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聽罷皆驚，都被杜寒的話嚇到了，倒不是因為剪發，而是他竟敢自比朱元璋。
    話語間毫無敬意……
    杜寒加緊訓練之時，時光步入天啟五年末，遼東局勢亦發生劇變。
    十二月初一，袁崇煥等人的辭呈終有回音。
    被視為孫承宗心腹的袁崇煥，辭呈意外遭拒，反而升任遼東按察使，繼續擔任寧遠兵備道。
    金啟綜的辭呈同樣未獲準，仍為右屯屯督，反倒是孫元化的辭呈獲批，其兵科給事中由李魯生接替，炮隊統領由金啟保接管。
    如此一來，孫元化成了閑人。
    他在寧遠關係不佳，想回嘉定老家，又想研究幾何，一番思量後，還是搬到了覺華島居住。
    剛入十二月，沉寂已久的建奴開始活動，大批建奴聚集於沈陽附近，雖無立即出兵之意，但努爾哈赤的動作還是引起高第的警覺。
    高第乃萬曆十七年進士，身為東林黨對手，自然屬閹黨，但東林黨並非全是善類，閹黨也不是盡是惡徒，雙方不過是不同派係罷了，為官方麵各有優劣。
    高第這個人口碑一向不錯，無論是在臨潁縣令還是大同巡撫任上，都深得軍民讚譽。
    對於此次出任遼東經略，他實在提不起興趣，那些關於他陷害孫承宗的傳聞更是無稽之談。
    若非魏忠賢反複勸說，他根本不會答應到山海關任職。
    不僅高第不願來，朝中也沒幾個人願意接手遼東事務。
    當時遼東局勢因耀州之戰而動蕩不安，軍心動搖，民心不穩，士兵大量逃亡，士氣降至穀底。
    一旦建奴入侵，很可能不戰而敗。
    當高第得知建奴集結兵力的消息後，一時無措。
    後來還是新任兵科給事中李魯生提議，鑒於兵力不足且士氣低迷，應迅速收縮兵力，集中力量於山海關，並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對抗建奴。
    高第采納了這一建議，於天啟五年十二月初三再次發布命令，要求前線將領加快向寧遠集結，無法撤走的物資就地焚毀以防被建奴利用。
    直到此時，金啟綜才意識到自己聽從杜寒建議提前轉移糧食的明智之舉。
    然而，當高第的命令傳至寧遠時，卻遭遇袁崇煥強烈抵製。
    剛升職的袁崇煥依舊以“軍法有進無退”為由，拒絕執行命令，堅決反對將各地軍民及錢糧轉移到寧遠或後方，強調領土不容放棄，錦州、右屯、鬆山、杏山等地必須固守，絕不示弱於建奴。
    最終，在袁崇煥堅持下，寧遠以東地區堡壘維持原狀，僅右屯提前疏散了糧食儲備。
    回顧孫承宗任內，雖然沒有太多大事，但糧食儲備卻十分充足，數量之巨令人驚歎。
    遼東駐軍從不缺糧，也不缺各類物資，每年六百多萬兩的遼餉並非虛言。
    天啟年間的米價並不高昂，明末米價飛漲是在另一時期的事。
    在天啟年間，一兩銀子約可換三百五十斤大米，按每斤大米三元計算，一兩銀子大致相當於今日的一千零五十元人民幣。
    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建奴的首級確實價值不菲，賞銀五十兩足以購買一萬七千多斤大米，換算成現在便是五萬多元。
    正如杜寒呈上的八十多顆首級所獲獎勵可達四百多萬，即便放到當下，擁有四百萬現金也絕非貧窮。
    同樣依據米價換算，每年六百多萬兩的遼餉折合現金金額約為每年七十億元以上。
    如此看來，似乎財力雄厚者如不知妻美與馬粑粑都能負擔幾場遼東戰事，但實際上天啟年間平均年收入僅為一億兩白銀，扣除各項開支後已是捉襟見肘，更談不上盈餘了。
    沒有足夠的資金卻仍要作戰，朝廷隻得額外征收遼餉以解燃眉之急。
    萬曆年間開征遼餉時，每畝僅定三厘五毫銀，但如此微薄的數額剛實行便難以為繼，因按此比例全國隻能征得一百六十五萬兩，實在杯水車薪。
    不久，遼餉增至每畝七厘，至天啟元年又升至九厘，戶部還為此設立了新餉司，遼餉遂改稱為新餉，舊餉則依舊稱正稅。
    自九厘起征後，全國每年定額征收遼餉五百二十萬兩，然而孫承宗鎮守遼東期間，遼餉年支出竟超六百萬兩，“無底洞”之說由此而來。
    更為棘手的是，盡管名義上遼餉定額為五百二十萬兩，但經地方層層截留及買糧運糧各項開支後，最終運抵京師的遼餉不過區區百萬兩左右，捉襟見肘之勢愈發明顯，於是不得不絞盡腦汁搜刮額外款項，這些雜項統合起來形成了一項龐大名目。
    因此，遼餉之下始終包含兩大項：其一是加派的一畝九厘銀；另一項便是雜項，涵蓋原有搜刮項目並持續擴充。
    雜項內容龐雜多樣，包括榷關關稅、典鋪稅契、覲費雜支、民佃屯田、生員優免、督撫軍餉、撫按公費、鑄息、捐助、鹽引、蘆課、役扣、平糶銀、馬夫銀等。
    其中榷關關稅看似是稅收，實則是設立收費站收取過路費，各處官道均設有類似關卡，各省幾乎無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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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關卡俗稱鈔關，著名的有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淮安、揚州、北新、滸墅等，各鈔關年收入不盡相同，如河西務額定五千兩，而滸墅關則高達四萬兩。
    實際征收數額往往與額定值不符，具體流向顯而易見。
    典鋪稅契才是真正的商業稅，相當於現代的印花稅，隻要加蓋印章即可收費，商家盈虧均與收稅無關。
    最怪異的當屬鑄息。
    所謂鑄，即鑄幣，鑄造銅錢後折算成銀子，扣除購買銅錫成本和人工費用後的剩餘利潤被稱為鑄息，這部分全部計入遼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一朝，朱家曆代皆以鑄幣謀利為目標，從未考慮過促進貨幣流通，或許因為出身貧寒，即使登基後仍保留了窮困時期的思維模式。
    天啟年間的所謂魏忠賢增收商稅之說是無稽之談。
    實際上，那些新增加的雜稅並非來自商業，而是由於遼餉不足而逐步增加的各種名目。
    這些雜稅的出現是一步步累積起來的，直到天啟後期，數目變得龐大，但這筆錢最終流入了戶部，與魏忠賢毫無關係。
    有人幻想依靠魏忠賢解決財政問題，簡直癡心妄想。
    明朝末期的叛亂頻發，究其根源在於朱家自身的問題，而這些叛亂的直接誘因則是遼餉的征收。
    曆史上的每個王朝衰亡時，類似的情況都會發生——各種額外稅負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每到王朝末期，局勢總是如此。
    當崇禎帝在煤山自縊時，他留下"朕非亡國之君"的遺詔，卻終究沒能掩蓋遼餉體係早已將帝國拖入萬劫不複的事實。從萬曆朝九厘銀的試探性加派，到天啟年間雜項稅收的瘋狂膨脹，明末財政體係早已異化為吞噬民力的怪獸。那些被刻在黃冊上的榷關關稅、鑄息銀錢，最終都化作陝北驛卒的起義大旗、江南織工的怒吼，以及山海關外八旗鐵騎的號角。
    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明廷為解決遼東邊患而創設的遼餉，反而成為撬動王朝根基的支點。當朱由檢在平台召見袁崇煥，說出"願卿早平外患，以紓內憂"時，他不會想到遼東戰事未竟，西北已烽火燎原。那些被計入戶部賬冊的雜稅銀兩分厘必較，卻算不清民心向背的天平早已傾斜——當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入北京時，從皇親國戚府中抄出的白銀，比崇禎朝十年遼餉總和還要驚人。
    或許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傳統王朝在財政危機麵前的路徑依賴：當正常稅收難以支撐統治成本時，統治者總是習慣於在既有體製上做加法，用新的盤剝掩蓋舊的漏洞，卻始終不敢觸碰土地兼並、官僚腐敗等核心病灶。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邏輯，使得明末的每一次財政改革都淪為新的剝削工具，最終讓"明實亡於萬曆"的論斷成為曆史鐵律。
    站在十七世紀的時間節點回望，遼餉體係不僅是明王朝的催命符，更是傳統帝國治理模式的墓誌銘。當清朝入關後宣布"永不加賦"時，未必是多麽高明的仁政智慧，不過是對前朝覆亡教訓的被動吸取。而那些消逝在曆史塵埃中的鈔關吏員、典鋪商人、鑄幣工匠，他們在苛政下的掙紮與歎息，早已為所有試圖用苛捐雜稅維係統治的政權，敲響了振聾發聵的警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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