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深冬，西伯利亞，泰加林深處。
    帝國的經濟脈搏在奉天微弱地失調，墨士蘭的烽火在遠方燃燒，而在帝國版圖最北端、最遼闊、也最寒冷的西伯利亞，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掙紮，正在無聲而殘酷地進行著。
    這裏是被譽為“帝國寶庫”的土地，地下埋藏著無盡的煤炭、石油、黃金、木材。
    然而，開采這些財富的，並非自願的拓荒者，而是一群被帝國機器判定為“無用者”、“麻煩製造者”或“需要改造者”的流放者。
    寒風呼嘯，卷起地麵的粉雪，能見度時常不足數米。
    氣溫長期徘徊在零下三十度乃至四十度。
    在這片仿佛被上帝遺忘的白色荒漠邊緣，矗立著一座座簡陋、陰森的木製或半地下的營房。
    這就是“帝國資源開發總公司”下屬的“勞動管理營”。
    安德烈·伊萬諾夫，曾是聖彼得堡一位頗有才華的工程師，隻因在一次技術會議上質疑了炎國“顧問”提出的一項不切實際的工程方案，並堅持認為應采用更符合當地條件的設計，便被冠以“破壞帝國建設”、“蓄意拖延工期”的罪名，經過一場十分鍾的簡易審判，便被扔上了通往東方的悶罐列車。
    此刻，他裹著根本無法抵禦嚴寒的破舊棉襖，腳上的氈靴已經濕透結冰，和其他幾十名麵容枯槁、眼神麻木的流放者一起，在監工多是凶悍的櫻花國仆從軍或被“提拔”的流放者工頭）的嗬斥和皮鞭下，艱難地揮舞著鐵鎬，開采著凍得比石頭還硬的煤層。
    “快！快！懶豬！今天的定額完不成，誰都別想吃飯！”
    工頭粗野的吼聲淹沒在風聲中，但皮鞭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音卻異常清晰。
    沒有人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抬頭。長期的饑餓、勞累和嚴寒，已經磨滅了他們大部分人的意誌。
    他們隻是機械地重複著動作，像一群行屍走肉。
    每天都有屍體被從營房裏抬出，直接扔進積雪覆蓋的深坑，等到開春再統一處理。
    安德烈的手指早已布滿凍瘡，失去了知覺。
    他靠著腦海中殘存的數學公式和妻女的模糊麵容支撐著自己。
    他曾試圖利用自己的知識改善開采方法，以減少無謂的傷亡，卻立刻被工頭斥為“別有用心的破壞”，招來一頓毒打。
    休息的哨聲短暫響起如果這能被稱作休息的話）。
    流放者們擠在背風的雪窩裏，分食著一點冰冷僵硬的黑麵包和稀薄的菜湯。一個年輕的韃靴人男孩，因為偷偷藏了一小塊準備晚上吃的麵包，被監工發現，當場被吊起來鞭打至昏厥。
    安德烈閉上眼，扭過頭去。
    他不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景，但每一次，都感覺自己的靈魂又死掉一部分。
    夜晚，是比白天更難熬的折磨。
    擁擠、肮髒、充斥著汗臭和病氣的營房裏，鼾聲、咳嗽聲、夢囈聲和壓抑的哭泣聲交織。
    跳蚤和虱子肆無忌憚地啃咬著人們早已不堪重負的身體。
    安德烈借著通風口透進的微弱月光，偷偷用撿來的炭筆，在一塊勉強找到的平整木片上，記錄著什麽。
    不是日記，而是他觀察到的一些數據：每日開采量、消耗的工具、倒下的同伴人數、監工換崗的規律、運輸車隊到來的時間……這是他作為一個工程師最後的職業習慣，也是一種無望的抗爭——記錄下這殘酷的真相。
    “記這些有什麽用，安德烈？”
    他旁邊鋪位的一個老礦工，曾是沙俄時代的政治犯，現在又成了炎國的流放者，聲音嘶啞地問，“沒人會看到的。我們都會爛在這裏，像木頭一樣。”
    “總會有人看到的。”
    安德烈低聲說，更像是在說服自己。
    “也許……也許有一天……”
    “一天？”
    老礦工發出一聲嗤笑，隨即變成劇烈的咳嗽。
    “別做夢了。這裏是西伯利亞，帝國的垃圾場。他們把我們扔進來，就沒指望我們出去。
    我們挖出的煤和礦，點亮的是奉天的霓虹，溫暖的是炎國老爺們的豪宅，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營房外，寒風卷著雪粒，瘋狂抽打著木牆，發出鬼哭狼嚎般的聲響。
    遠處森林裏，隱約傳來西伯利亞狼的嗥叫，與營區內巡邏的狼犬吠聲遙相呼應。
    在這片被冰雪覆蓋的廣闊土地上，散布著無數個這樣的勞動營。
    裏麵不僅有像安德烈這樣的“正治犯”，還有戰爭俘虜、不願屈服的部落民、“不合作”的知識分子、甚至隻是運氣不好撞上“拂曉”行動的普通百姓。
    他們是帝國“繁榮”背後最黑暗的代價，是虎幣光芒下最深的陰影。
    他們的血肉和靈魂，正在被無聲地碾碎，填入帝國貪婪的熔爐之中。
    安德烈將木片小心翼翼藏好，蜷縮起身體，試圖獲取一點微不足道的溫暖。
    他的目光透過通風口的縫隙，望向外麵無盡的黑夜和飛雪。
    希望渺茫得如同寒夜裏的星辰。 但隻要記錄還在，隻要還有人不肯徹底麻木，這片白色地獄裏，就依然埋藏著未被完全凍結的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