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恕，字務伯，太和年間擔任散騎黃門侍郎。據《杜氏新書》記載：杜恕小時候和馮翊的李豐都靠父親的職位擔任官職，兩人從小關係很好。等到長大成人後，李豐磨礪自己的名聲和品行來追求世人的讚譽，而杜恕卻性格豁達，直率真誠，和李豐的誌趣完全不同。李豐最終名揚一時，京城的士人大多為他奔走宣傳。但當權者中有人認為李豐的名聲超過了實際，而杜恕卻像穿著粗布衣服卻懷揣美玉的人一樣，不被人重視。因此，李豐和杜恕的關係逐漸疏遠。杜恕也順其自然，不刻意追求名聲來迎合時俗。李豐憑借顯赫的地位在朝廷任職，杜恕卻依然在家過著平常的日子。明帝因為杜恕是大臣的兒子，提拔他擔任散騎侍郎，幾個月後，又轉任黃門侍郎。
    杜恕為人真誠質樸，不善於修飾自己，年輕時也沒有什麽名聲。等到在朝中任職後，他不結交黨羽，一心為公。每當政事有得失時，他總是引用綱常倫理來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非常器重他。
    當時從公卿到下麵的官員都在討論國家的利弊得失。杜恕認為：“古代的刺史，奉命傳達六條政令，以清靜無為著稱，威風遠揚。現在可以讓他們不再領兵，而專門負責民事。”不久，鎮北將軍呂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於是杜恕上疏說：
    “帝王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莫過於讓百姓安居樂業；而讓百姓安居樂業的方法，在於使國家富足。使國家富足的方法，就是致力於根本，節約用度。現在兩個敵對勢力還沒有消滅，戰車頻繁出動，這正是武將們施展才能的時候。然而，那些文官們，卻也紛紛羨慕武職，慷慨激昂地談論兵法，以孫武、吳起為榜樣。州郡的長官們，也都忽視了體恤百姓的政務，而專心研究軍事。種田的百姓，都紛紛放下農具，去從事戰爭。這不能說是致力於根本。國庫每年都在虧空，而製度卻越來越繁雜；百姓的精力越來越衰弱，而賦稅和勞役卻越來越多，這不能說是節約用度。現在大魏擁有十個州的土地，卻繼承了戰亂後的破敗局麵，計算一下人口，還不如過去一個州的百姓多。然而，兩個地方的叛逆勢力還在反抗，北方的外族還沒有臣服，邊境地區不斷發生戰亂，幾乎環繞了整個國家。我們用一個州的百姓，去經營九個州的土地，其艱難程度，就好像用一匹瘦弱的馬去長途跋涉，怎麽能不加倍珍惜它的體力呢？以武皇帝曹操）那樣節儉，國庫充實，尚且不能在十個州都駐紮軍隊；每個郡尚且不能超過二十個。現在荊州、揚州、青州、徐州、幽州、並州、雍州、涼州等邊境各州都有軍隊駐紮，我們所依靠的，內部充實國庫、外部抵禦外族的，隻有兗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以前認為州郡的長官掌握兵權，就會專心於軍事功勞，而不致力於民事，應該另外設置將領和太守，來完成治理政務的任務。然而陛下又在冀州重用呂昭。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多已經開墾，又有桑樹和棗樹的收益，是國家征收賦稅的來源，實在不應該再讓他們承擔軍事任務了。如果北方確實需要鎮守，自然可以專門設置大將去鎮守。計算一下設置官員和士兵的費用，和兼任官職沒有什麽區別。然而呂昭在人才中還算容易找到的；朝廷如果真的缺乏人才，兼任官職的人也不會太多。由此推斷，可知國家是根據人來選擇官職，而不是根據官職來選擇人。官職得到合適的人選，那麽政治就會公平，訴訟就會合理；政治公平，百姓就會富裕；訴訟合理，監獄就會空虛。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每年判決的案件有一百多起，年年增加，到現在已經有五百多起。百姓並沒有增加，法律也沒有更加嚴厲。由此推斷，這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地方長官不稱職的明顯證據嗎？去年牛死了，全國平均十頭牛中能損失兩頭；小麥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種還沒有開始。如果兩個敵對勢力還在邊境徘徊，運輸糧草，千裏之外也來不及。追究這種局麵的原因，難道在於加強軍事力量嗎？武士和精銳的士兵越多，越多就越麻煩。天下就像人的身體，隻要腹腔和心髒充實，四肢即使有病，終究沒有大患。現在兗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腔和心髒。因此，愚臣懇切地希望這四個州的長官，專心致力於根本的事業，來承擔四肢的重任。然而，孤立的言論難以堅持，冒犯皇帝的意願難以實現，眾人的怨恨難以積累，似是而非的事情難以分辨，所以多年以來沒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覺。凡是說這些話的人，大多地位低微、被疏遠；地位低微、被疏遠的人的話，實在不容易被聽取。如果讓好的建議一定出自皇親國戚，皇親國戚本來就不會冒犯皇帝的四難來尋求忠誠和關愛，這是古今以來經常遇到的憂慮啊。”
    當時朝廷又在大規模討論考核製度，用來考核朝廷內外的各級官員。杜恕認為，如果不能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即使有才能也沒有益處。如果所關注的不是所應關注的，所關注的也不是當務之急。於是他上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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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書》中說“明確地用功勞來試驗，經過三次考核決定升降”，這確實是帝王的最好製度。讓有能力的人擔任相應的官職，有功勞的人享受相應的俸祿，就像烏獲古代力大之人）能舉起千鈞重物，王良、造父古代善於駕車的人）能挑選千裏馬一樣。雖然曆經六代虞、夏、商、周、漢、魏），但考核業績的方法並不顯著，經過七位聖人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但考核試驗的條文也沒有流傳下來，我確實認為這種製度可以大致地依據，但詳細的內容很難完備地列舉出來。俗話說：“世上會有亂臣賊子，但不會有混亂的法令。”如果法令可以單獨依靠，那麽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輔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呂尚的輔助了。現在上奏考核功勞的人，陳述周代、漢代的法令，連綴京房西漢大臣，曾主張考功課吏之法）的本意，可以說是明白了考核的要點。但要推崇謙讓的風氣，興起人才濟濟的治理局麵，我認為還不夠完善。
    他們想要讓州郡考察人才，一定要通過四科德、勤、才、績），都要有實際效果，然後才能舉薦，試用後征召到公府，擔任管理百姓的長官，按照功勞依次補任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祿、賜予爵位，這是考核的當務之急。我認為應該公開他的身份，采用他的建議，讓他詳細製定考核州郡的辦法，辦法製定後就施行，設立一定兌現的獎賞，實施一定執行的懲罰。至於公卿和朝廷大臣，也應該按照他們的職責考核。古代的三公，坐著討論國家的大政方針，朝廷大臣，負責進諫和彌補缺失，沒有善行不記錄，沒有過錯不檢舉。而且天下非常大，事務非常多，確實不是一個人的智慧所能全部了解的。所以君主是頭，大臣是四肢，說明君臣是一個整體，相互需要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說，廊廟朝廷）的棟梁之材，不是一棵樹就能支撐的；帝王的偉業，不是一個人的謀略就能完成的。由此說來，怎麽會有大臣隻盡自己的職責就能達到天下大治呢！而且平民之間的交往，還有人為了堅守信義不惜犧牲生命，為了報答知己不惜肝腦塗地，為了追求名聲不惜堅守氣節；何況那些穿著官服、站在朝廷上，官至卿相的人，他們所堅守的不僅僅是個人的信義，所感激的不僅僅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又豈是名聲而已呢！
    那些受到恩寵和俸祿、擔任重任的人，不僅僅想讓明君超過唐堯、虞舜；他們自己也想置身於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擔心治理國家的決心不夠，擔心的是自我擔當的意識不足，這確實是君主造成的。唐堯、虞舜這樣的君主，把職責委派給稷、契、夔、龍等人，要求他們取得成功，等到他們有罪時，就處死鯀並流放四個凶惡的家夥。現在大臣親自接受明君的詔令，為眼前的事效力，那些日夜為公事操勞，謹慎勤勉、特立獨行，擔任官職不屈服於權貴勢力，執法公正不偏袒自己所親近的人，正直地說話、正直地行事來對待朝廷的人，自然會被明君察覺。如果有人把享受俸祿當作高尚，把沉默不語當作智慧，擔任官職隻求不被指責，站在朝廷上隻求保全自己，行為謹慎、言語謙遜地對待朝廷的人，也會被明君察覺。如果真的讓那些隻求保全自己、保住職位的人，沒有被放逐斥退的罪名，而那些為公事盡心盡力的人，卻抱著被懷疑的態度，不弘揚正義卻讓私下的議論成為風氣，即使讓孔子來謀劃，也不能充分發揮一個人的才能，更何況是普通人呢！現在的學者，學習商鞅、韓非的學說，崇尚法家的權術，競相認為儒家的學說迂腐不切實際，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是最壞的社會風氣，是創業的人應該謹慎對待的。後來考核製度最終沒有實行。《杜氏新書》記載：當時李豐擔任常侍，黃門郎袁侃被轉任為吏部郎，荀俁出任東郡太守，這三個人都是杜恕的同僚好友。
    樂安人廉昭因為有才能被提拔，他很喜歡議論朝政。杜恕上疏直言勸諫說：
    我看到尚書郎廉昭上奏左丞曹璠因為處罰不當而被關押，還說“其他應當處罰的人另外上奏”。尚書令陳矯自己上奏說不敢推辭處罰，也不敢因為處罰過重而表示恭敬，言辭非常誠懇。我私下裏為朝廷感到惋惜！聖人不會選擇在什麽樣的時代才出現，不會改變百姓才去治理國家，然而他們一定會得到賢能和智慧的輔佐，這是因為用道義來引導他們，用禮儀來約束他們。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夠輔佐天下、管理百姓，沒有誰不是得到了百姓的歡心，也沒有誰不能充分發揮群臣的智力。如果現在朝廷任職的官員都是天下最優秀的人，卻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就不能說是善於用人；如果他們不是天下最優秀的人，也不能說是善於選拔人才。陛下為各種事務操勞，有時親自點燈熬夜，但各種事務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刑罰和禁令一天比一天鬆弛，這難道不是大臣們不能勝任職責的明顯證據嗎？追究其中的原因，並不是隻有大臣們不盡忠，也有陛下不會使用人才的原因。百裏奚在虞國時很愚鈍，但在秦國時卻很聰明；豫讓在中行氏那裏苟且偷生，卻在智伯那裏表現出忠誠，這些都是古人的明證。現在我說一朝的人都不忠誠，這是誣陷一朝的人；然而從事情的類別來看，是可以推斷出來的。陛下為國庫不充實而感到憂慮，軍事還沒有停止，甚至到了減少四季的賦稅服裝，減少禦府的私有糧食的地步，這是陛下的聖明，滿朝的人都稱讚，那些參與政事、關係密切的大臣，難道有真正為這些事情擔憂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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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都尉王才、寵幸的樂人孟思幹了不法的事情，震動了京都，但他們的罪狀卻是由小官吏揭發的，公卿大臣最初沒有一個人說話。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司隸校尉、禦史中丞難道有誰舉薦綱常倫理來監督奸邪的人，使朝廷嚴肅起來嗎？如果陛下認為現在沒有好的人才，朝廷缺乏賢能的輔佐，難道可以追尋稷、契的遠大蹤跡，坐等來世的賢才嗎？現在所說的賢能的人，都擔任了大官，享受著豐厚的俸祿，然而奉養上司的節操還沒有建立，對公事的心思不一致，這是因為委任的責任不明確，而且世俗有很多忌諱。我認為忠臣不一定和陛下親近，親近的臣子也不一定忠誠。為什麽呢？因為他們處在沒有嫌疑的地方，事情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現在有關係疏遠的人詆毀人，卻不說明詆毀的事實，卻一定說是為了報複自己所憎恨的人；稱讚人，卻不說明稱讚的事實，卻一定說是為了偏愛自己所親近的人，左右的人有時就借機進獻憎恨和喜愛的說辭。不僅詆毀和稱讚有這種情況，政事的利弊也有嫌疑。陛下應當考慮如何開闊朝臣的心胸，堅定有道義的節操，使他們能夠和古人一樣，希望和史書一樣流傳下去。反而讓像廉昭這樣的人擾亂其中，我擔心大臣們就會保全自己、保住職位，坐觀成敗，成為後世的教訓！
    過去周公告誡魯侯說：“不要讓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沒有說賢能還是愚笨，說明都應該在當世任用。堯曆數舜的功勞，稱讚他除掉四個凶惡的人，沒有說職位大小，有罪就除掉。現在朝臣們不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而是認為陛下不能任用；不認為自己不聰明，而是認為陛下不詢問。陛下為什麽不能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方法，效法大舜除掉壞人的做法？讓侍中、尚書坐著就侍奉在帷帳之中，出行就跟隨在華麗的車駕旁邊，親自回答皇帝的詢問，所陳述的一定能夠傳達，那麽群臣的品行，能不能勝任都能知道；忠誠能幹的人就提拔，愚昧無能的人就辭退，誰敢模棱兩可而不盡心盡力？憑借陛下的聖明，親自和群臣討論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盡心盡力，人人都認為陛下親近自己，人人都想著如何報答，賢能還是愚笨，能否勝任，就在於陛下如何任用。用這種方法處理政事，還有什麽事情辦不成？用這種方法建立功業，還有什麽功業不能成就？每次有軍事行動，詔書常常說：“誰應當為這個事情擔憂呢？我應當自己擔憂。”最近的詔書又說：“隻想著公事而忘記私事的人，一定不是這樣，隻要先想著公事，後想著私事，事情自然就辦好了。”我讀了陛下的詔書，才知道陛下的聖明考慮到了下麵的情況，然而我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的事情卻擔憂細枝末節的事情。一個人能不能勝任，確實有他的本性，雖然我也不認為朝臣們都能夠勝任。聖明的君主任用人才，讓有能力的人不敢保留自己的力量，而沒有能力的人不能擔任不適合自己的職務。選舉的人不是合適的人選，不一定是有罪；全朝的人都容忍不合適的人，這才奇怪。陛下知道他們不能盡力，卻代替他們擔憂他們的職責；知道他們不能勝任，卻教導他們處理事情，這難道僅僅是君主勞累而大臣安逸嗎？即使聖賢同時出現，終究不能用這種方法治理好國家。
    陛下還擔心台閣的禁令不夠嚴密，人情請托的現象無法杜絕，於是聽從伊尹的建議，製定了迎客出入的製度，挑選司徒更換了守衛寺門的惡吏。然而，這些措施雖然有一定的威禁作用，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過去漢安帝時，少府竇嘉征召了廷尉郭躬無罪的侄子，尚且被舉奏彈劾，鬧得沸沸揚揚。而最近司隸校尉孔羨卻征召了大將軍狂悖的弟弟，有關部門卻沉默不語，隻是看風向行事，比接受請托還要過分。選舉不依據實際情況，這是人事中最重要的問題。據臣鬆之考證，這裏提到的大將軍是司馬宣王司馬懿）。《晉書》記載：司馬懿的第五個弟弟叫司馬通，擔任司隸從事。司馬通的兒子司馬順，被封為龍陽亭侯。晉朝初年接受禪讓時，司馬順因為不理解天命，堅守節操不改變，被削去爵位和封地，流放到武威。竇嘉有皇親國戚的寵幸，郭躬並非國家重臣，尚且如此；以現在的情況和古代相比，陛下自己不監督執行必罰的製度來杜絕阿諛結黨的根源罷了。伊尹的製度，以及讓惡吏守門，都不是治理國家的好辦法。如果陛下能夠稍微采納我的建議，又何必擔心奸邪不能消滅，而要縱容像廉昭這樣的人呢？
    揭發奸邪，是忠誠的事情。然而，世人卻憎恨小人這樣做，因為他們不顧道理，隻是想苟且求得升遷。如果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始末，一定認為違背眾人、觸犯世俗就是奉公，偷偷告密就是盡忠，那麽，哪裏有通達事理、才能出眾的人卻不能做到這些呢？實在是因為顧及道理而不做罷了。如果讓天下人都背棄道理而追求私利，那麽這是君主最擔心的事情，陛下又怎麽能喜歡呢？為什麽不從一開始就杜絕這種現象呢？那些事先揣摩皇帝的意圖來求得寵信的人，大多都是淺薄無德的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隻是想迎合皇帝的心意，而不是想治理國家、安定百姓。陛下為什麽不試著改變一下做法來考驗他們呢？他們又怎麽會堅持自己的行為而違背陛下的意願呢？對於臣子來說，得到皇帝的信任，這是一種安定的事業；擔任尊貴顯赫的官職，這是一種榮耀的事情；享受豐厚的俸祿，這是一種優厚的待遇。臣子即使再愚蠢，也沒有不喜歡這些而喜歡冒犯皇帝的，隻是迫於道理，才勉強這樣做罷了。他們心裏其實希望陛下能夠憐惜並幫助他們，稍微給予一些信任，為什麽反而采納廉昭等奸邪小人的意見，而忽視像曹璠這樣的人呢？現在外麵有伺機進攻的敵人，國內有貧困、空虛的百姓，陛下應當全麵考慮國家的得失，政事的利弊，確實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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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恕在朝廷任職八年，他的議論正直坦率，都像上麵所說的這些內容。
    杜恕先被調任為弘農太守，幾年後又轉任趙國的國相。據《魏略》記載：杜恕在弘農任職時，為人寬厚溫和，深受百姓愛戴。當他調任時，孟康接替他擔任弘農太守。孟康，字公休，是安平人。在黃初年間，因為和郭皇後有親戚關係，他和郭皇後的九個親屬一起被賜予官職，擔任散騎侍郎。當時，散騎侍郎都是由才學出眾的人擔任，而孟康卻因為皇後的親戚關係混雜其中，所以大家都輕視他，稱他為“阿九”。孟康本身沒有多少才華，但他在閑職上廣泛閱讀各種書籍，後來開始上書彈劾一些官員，他的文章言辭典雅且切中要害，大家才對他刮目相看。正始年間，孟康出任弘農太守，兼任典農校尉。他到任後，廉潔奉公，嘉獎善行，體恤百姓，減少訴訟，根據百姓的需求，為他們帶來便利。郡裏有兩百多名官吏，每到春天，他都會安排四分之一的人休假。他做事果斷，經常親自巡視，提前告知督郵要公平公正，不能讓下屬官吏去探聽消息，做出過分謙卑的行為。他也不願意麻煩百姓，經常提前讓吏卒準備好鐮刀，到哪裏都自己割馬草，不住在驛站，而是露宿在樹下，而且他出行時隨從不超過十幾個人。郡裏地處交通要道，對於過往的賓客，如果不是公事，他從不提供任何物資；如果是自己的老朋友來訪，他就自己出錢招待。孟康剛上任時，大家雖然知道他有誌向和才能，但他從未擔任過地方長官，大家對他能否勝任還心存疑慮。然而，他上任後恩澤百姓，治理有方，得到了官吏和百姓的稱讚和歌頌。嘉平末年，他從渤海太守任上調入朝廷擔任中書令，後來又轉任中書監。
    杜恕因病辭去官職。據《杜氏新書》記載：杜恕離開京城後，在宜陽的泉水塢安家，利用那裏的壁壘和壕溝的堅固，建立了一個小家。明帝駕崩時，很多人都在為杜恕說好話。
    後來，杜恕從家中被重新起用，擔任河東太守，一年多後，又升任淮北都督護軍，但又因病辭去官職。他在任職的地方，隻關注重要的事情，他施行仁政，深得百姓的歡心，但他的政績不如他的父親杜畿。不久，他又被任命為禦史中丞。杜恕在朝廷任職時，因為不能迎合世俗，所以多次被派到外地任職。後來他又被調任幽州刺史，加封為建威將軍，讓他持節，兼任護烏丸校尉。
    當時征北將軍程喜駐紮在薊縣，尚書袁侃等人告誡杜恕說：“程申伯在先帝時期，就排擠田國讓到青州。你現在和他都手持符節，共同駐紮在一個城裏，你應該好好對待他。”但杜恕並不在意。他到任不到一年，有一個鮮卑部落的首領，沒有經過關塞，直接帶著幾十個騎兵來到州府，州府殺了一個帶他來的鮮卑人，卻沒有上表稟告朝廷。於是程喜就彈劾杜恕，將他交給廷尉審判，他被判死罪。因為他的父親杜畿在勤於公事時溺水身亡，他才被免去官職，貶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這一年是嘉平元年。
    據《杜氏新書》記載：程喜希望杜恕向他低頭認錯，他暗示司馬宋權向杜恕透露一些意思。杜恕給宋權回信說：“宋權告知我你的意思。處理天下事，如果用善意對待，沒有不順利的；如果用惡意對待，沒有不產生嫌隙的。然而有人說，人的天性都是不善良的，不應該用善意對待，這樣就落入他們的圈套了。我遇到這樣的人，就想回到大海，乘船遠去，不能在他們中間周旋。然而我52歲了，還沒有被廢棄，也遇到一些明智通達的人理解我的本心；如果沒有人理解我，我即使把心掏出來放在地上，也隻是一堆肉，有什麽用呢？所以我始終不向他們解釋。程征北功名顯赫，比我早得多，難道有人比我更了解程征北嗎！如果讓我處理事務，無論大小，都要先請示他再行動，這顯然不是上級讓我監督他的意思；如果請示了卻不聽從，又不符合上下級和諧相處的原則。所以我隻有一心一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殺鮮卑人的事情，如果天下人都認為是對的，那我就心安理得；如果認為是錯的，我也自己承擔，沒有什麽怨恨。程征北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各位君子自有自己的想法，不在我一人的解釋。”於是程喜就嚴厲地彈劾杜恕。
    杜恕為人灑脫不羈，但做事不考慮防範禍患，最終導致了這樣的失敗。
    當初，杜恕從趙郡返回時，陳留人阮武也從清河太守任上被征召入朝，兩人都輕視廷尉的職位。阮武對杜恕說：“我看你的才能和性格，可以遵循正道，但你卻不夠努力；你的才能可以擔任高官，但你卻不能順利得到；你的學問可以講述古今之事，但你的誌向卻不專一。這就是所謂的有才能卻無處施展。現在你有空閑時間，可以試著深入思考，著書立說，形成自己的學派。”杜恕在章武時，於是撰寫了《體論》八篇。據《杜氏新書》記載：杜恕認為，人倫的綱常中，君臣關係最為重要；立身的根本中，言行最為關鍵；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法律和政治最為精細；消除殘暴、去除殺戮，用兵最為有效。禮是萬物的根本，萬物都得到其根本，就沒有什麽不好的，所以稱為《體論》。他還寫了《興性論》一篇，大概是出於自我修養的考慮。嘉平四年，杜恕在流放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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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二年，河東人樂詳已經九十多歲，他上書朝廷，訴說杜畿的政績，朝廷深受感動。於是下詔封杜恕的兒子杜預為豐樂亭侯，食邑一百戶。據《魏略》記載：樂詳，字文載，從小好學。建安初年，樂詳聽說公車司馬令、南郡人謝該擅長《左氏傳》，於是他從南陽步行到許昌，向謝該請教疑難問題，整理出《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問題弄清楚後，他回到家鄉，當時杜畿擔任太守，也非常好學，任命樂詳為文學祭酒，讓他教導後輩，於是河東的學業大興。到黃初年間，樂詳被征召為博士。當時太學剛剛成立，有十多個博士，但他們的學問大多淺薄，又不熟悉教學，隻是充數而已。隻有樂詳同時教授五種學問，如果有人難以理解，反複提問，樂詳也沒有不高興的表情，他用木棍在地上畫圖，引用各種例子，甚至忘記睡覺吃飯，因此在遠近都享有盛名。樂詳學問精深，又擅長推算天文曆法，他受皇帝的命令和太史一起修訂法律和曆法。太和年間，他轉任騎都尉。樂詳學問淵博，但才能較少，所以曆經三朝，始終沒有擔任地方官。到正始年間，他因年老辭官回家，本國的宗族都歸附他，他的學生有幾千人。
    杜恕的奏章、議論和駁斥都很有見地，他把一些切中時事的大事整理成書。據《杜氏新書》記載：杜恕的弟弟杜理，字務仲，從小就聰明機智，杜畿很看重他，所以給他取名叫理。他21歲就去世了。另一個弟弟杜寬，字務叔，性格清靜，聰明好學。他出身名門望族，在京城長大，但他專心致誌，博覽群書，遠離世俗事務，他想探索深奧的道理，因此聲名遠揚，當時的名人都和他交往。他被舉薦為孝廉，擔任郎中。他42歲去世。他對經書的解釋，有很多駁斥，但都還沒有完成，隻有《刪集禮記》和《春秋左氏傳解》流傳於世。
    杜預，字元凱，是司馬懿的女婿。《晉書》稱讚他才智淵博，善於分析治亂，他常說：“德行不是我能達到的，立功立言，是我所追求的。”他廣泛研究各種典籍，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都是詭辯之言。他還批評過去的儒生對《左氏傳》的解釋沒有完全理解丘明的本意，卻用這兩種傳記來混淆視聽。於是他整理精妙的言論，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各家學說，寫成《釋例》，還製作了《盟會圖》和《春秋長曆》，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學，直到年老才完成。尚書郎摯虞非常看重他，說：“左丘明本來是為《春秋》作傳，但《左傳》卻單獨流傳；《釋例》本來是為《左傳》而作，但它所闡述的內容何止《左傳》，所以也單獨流傳。”杜預在晉朝很有功名，官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為當陽侯，食邑八千戶。他的兒子杜錫，字世嘏，擔任尚書左丞。《晉諸公讚》說：杜錫很有氣度。杜預的堂兄杜斌，字世將，也有才能和聲望，擔任黃門郎，被趙王司馬倫冤殺。杜錫的兒子杜乂，字洪治，少年時就有好名聲，擔任丹陽丞，早逝。
    阮武也是一個豁達的大才子。據《阮氏譜》記載：阮武的父親阮諶，字士信，他被征召入朝，但沒有就任，他創作了《三禮圖傳》。據《杜氏新書》記載：阮武，字文業，性格豁達，學識淵博，是一個高雅的人。他的官職隻到清河太守。阮武的弟弟阮炳，字叔文，擔任河南尹。他精通醫術，撰寫了藥方一部。阮炳的兒子阮坦，字弘舒，擔任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阮坦的弟弟阮柯，字士度。據《荀綽兗州記》記載：阮坦過繼給伯父，伯父去世後，按順序他的哥哥應該繼承爵位，但父親喜歡阮柯，說要把爵位傳給他，於是他繼承了封號。當時他年幼，不懂得謙讓，長大後非常後悔，於是用頭巾裹著臉，後來雖然出來做官，但始終沒有摘掉頭巾。他性格純樸、篤厚、閑適、高雅，遵守禮儀，沒有違背，專心研究經典，學問淵博。他被選為濮陽王文學，後升任領軍長史，死於任上。當時王衍擔任領軍，他哭得很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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