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記載，劉表殺劉望之後，荊州的士人都感到不安。劉表原本對劉望之並不輕視，但他因為不能容納正直之人，而聽信了讒言。他占據全楚之地，卻不能成就大業，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伯夷、叔齊因為反抗武王而聞名，丁公因為順從高祖而被殺，這兩位君主的度量相差甚遠。如果君主不能有遠大的度量，隻聽信狹隘的心聲，就難以容納百姓和管理眾人。劉廙後來歸順了曹操。曹操任命他為丞相掾屬，後來又轉任五官將文學。文帝曹丕很賞識他，讓他學習草書。劉廙回信說：“最初，我認為尊卑有別，這是禮節的常規。因此，我堅守自己的本分，不敢隨意書寫草書。如果一定要遵從您的命令，我深知您謙虛的品德，不看重那些高遠的成就，而是注重像我這樣普通人的努力。就像郭隗在燕國受到尊重，九九之術在齊國受到重視，樂毅自然會來投奔，霸業也會因此而興盛。我雖然愚笨，但不敢推辭。”魏國建立後，劉廙擔任黃門侍郎。
    曹操在長安時，打算親自出征討伐蜀地。劉廙上書勸諫說：“聖人不會因為自己的智慧而輕視世俗，王者不會因為個人的偏見而否定他人的意見。因此，能夠成就千秋偉業的人，必定會以近事推及遠事，智慧周全的人不會恥於向他人請教，而是廣泛聽取眾人的意見。即使是韋弦一種簡單的物品）這樣的東西，聖賢也會用它來提醒自己。我雖然才智有限，但願自比於韋弦，為殿下提供一些參考。
    “當年樂毅能夠以弱小的燕國擊敗強大的齊國，卻無法輕易攻下即墨齊國的城池），原因在於，那些為自己打算的人，即使力量薄弱也會堅守陣地；而那些自甘潰敗的人，即使力量強大也必定失敗。自從殿下起兵以來，三十多年間，所向披靡，無人能敵。然而，如今孫權在吳地憑借地勢險要而負隅頑抗，劉備在蜀地也不肯臣服。孫權和劉備手下的兵力，遠不及袁紹當年的勢力，但袁紹已經敗亡，而孫權和劉備卻仍未被平定，這並非因為殿下現在的智慧和武力不如從前，而是因為孫權和劉備的處境與袁紹不同，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打算。
    “古時周文王討伐崇國，三次出征都未能攻克，他回去修養德行，最終才使崇國臣服。秦朝在諸侯時期，所征討的國家無不臣服，但當它統一天下後，東向稱帝，卻被一個平民的呼喊陳勝吳廣起義）推翻了。這是因為秦朝在外力竭而沒有顧及到國內的民生。我擔心邊境的敵人並非六國時期的對手，但如今世上並不缺乏人才，如果出現土崩瓦解之勢，這是不可不察的。
    “天下有重要的得失：如果形勢可以得到，而我們努力去爭取，這就是重要的收獲；如果形勢無法得到，而我們還去努力爭取，這就是重要的損失。如今的計策，不如先考察四方的險要之地，選擇要害之處加以防守，挑選天下的精銳部隊，按方位每年輪換。這樣，殿下可以在廣大的宮殿中高枕無憂，潛心思考治國之道。廣興農桑，厲行節約，經過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家必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
    曹操看了劉廙的奏疏後，回複說：“不隻是君主應該了解臣子，臣子也應該了解君主。現在你想讓我像西伯周文王）那樣施行德政，恐怕我不是那樣的人吧。”
    後來，魏諷謀反，劉廙的弟弟劉偉被牽連其中，按照當時的法律，劉廙也應受到牽連而被處死。但曹操下令說：“叔向春秋時晉國大夫）不會因為弟弟叔虎的罪行而受到牽連，這是古代的製度。”因此，特別赦免了劉廙，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劉廙別傳》記載，當初劉廙曾告誡弟弟劉偉說：“交友的美好之處在於結交賢者，不可不謹慎。然而，世人交友卻不仔細選擇，隻圖結黨營私，違背了先聖交友的原則，這並非真正有益於自己、輔助仁德的行為。我看魏諷這個人，不注重修養德行，卻專門以拉幫結派為務，華而不實，不過是個攪亂世道、沽名釣譽的人。你可要謹慎，不要再與他交往。”劉偉沒有聽從，最終陷入災難。
    劉廙被調任為丞相倉曹屬。他上書感謝說：“我的罪行本應使整個家族傾覆，禍患本應波及整個宗族。幸逢天地的靈氣，正值時運到來，如同揚湯止沸，使鍋中的食物不至於燒焦；又如同在冷卻的灰燼上重新點燃火焰，在枯木上重新長出花朵。萬物無法回報天地的恩澤，子女無法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我隻能以死相報，難以用筆墨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情。”《劉廙別傳》還記載了劉廙在奏表中論述治國之道：“過去周朝有亂臣十人，其中有一個是婦人，實際上隻有九人，孔子說‘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這說明賢能的人很難得到。何況在亂世之後，百姓凋零，士人所剩無幾。擔任重要職務的股肱之臣，以及州郡的監督官員，邊疆的重任，雖然都有人擔任，但未必是合適的人選。這並非選拔者不用心，實在是人才匱乏所致。更何況那些擔任地方官職以下的小官，能都經過精心挑選，找到合適的人嗎？最好的辦法是用法律來監督他們。不然的話，頻繁地調換官員，往來不息，送迎的麻煩數不勝數。在調換之間，難免會有奸詐的行為，既不利於事務的管理，而執政者也因為不能長期任職，知道自己無法在任期內取得成效，而隻是敷衍了事以免禍患，都不會想著盡心盡力去體恤百姓，而隻是夢想著聲譽。這並非治理國家的根本意圖。如今對官員的升降，往往隻是根據州郡的毀譽，聽信往來之人的浮言。這難道都能得到事實並考核他們的能力嗎？地方官員之所以表現良好，是因為他們奉公守法，關心國家事務，體恤百姓。這三件事，或許州郡有所不便，往來的人也有所不安。而地方官員堅持這樣做，雖然在治理上是得計的，但他們的聲譽未必好；如果他們屈從於他人，雖然在治理上是失計的，但他們的聲譽一定會好。地方官員都知道升降取決於此，又怎能不放棄根本而追求末節呢？我認為地方官員都應該任職稍久一些，足以讓他們施展才能。每年考核他們的能力，三年總計，然後進行升降。考核都應該根據事實，不能隻看名聲。事實就是，根據戶口來計算開墾土地的多少，以及盜賊的發生情況，百姓的逃亡情況，以此來計算他們的得失。這樣實行，那些無能的官員，隻靠名聲是沒有用的；而有能的人，即使沒有名聲也沒有損失。法律一旦實行，即使沒有監督部門的監管，虛假的讚譽和誹謗也可以得到杜絕。”這份奏表呈上後，曹操非常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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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廙著書數十篇，還和丁儀一起討論刑禮，這些作品都流傳於世。文帝曹丕即位後，劉廙擔任侍中，被賜予關內侯的爵位。他在黃初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二歲。他沒有兒子，文帝讓他的弟弟劉阜繼承了他的爵位。據《劉氏譜》記載，劉阜字伯陵，後來擔任陳留太守。劉阜的兒子劉喬，字仲彥。《晉陽秋》記載，劉喬有輔佐國家的誌向和能力。西晉惠帝末年，他擔任豫州刺史。劉喬的後代一直顯赫，至今仍然貴盛。
    劉劭，字孔才，是廣平邯鄲人。建安年間，他擔任計吏，前往許昌。當時，太史預測說：“正月初一將發生日食。”劉劭當時在尚書令荀彧的府上，當時在場的有幾十人，有人認為應該取消朝會，有人認為應該推遲聚會。劉劭說：“梓慎、裨灶是古代優秀的史官，但他們預測水火之事時，也曾出錯，錯過天時。《禮記》中說，諸侯朝見天子，到了門口卻不能完成禮儀的情況有四種，其中之一就是日食。然而，聖人製定禮儀時，並沒有因為天象變化而預先取消朝會，或許是因為災禍可能會消散，或許是因為推算有誤。因此，不應該因為天象變化而預先取消朝會。”荀彧讚同他的觀點，下令按原計劃舉行朝會，結果那天也沒有發生日食。
    晉朝永和年間，廷尉王彪之在給揚州刺史殷浩的信中提到：“太史預測正月初一將發生日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是否應該取消朝會？過去建元元年，也曾預測正月初一日食，庾車騎引用劉孔才的論述來告知八座官員。當時朝議中有人認為劉孔才的論述不符合禮製，荀彧采納了他的意見，這是荀彧的一個失誤。為什麽呢？《禮記》中說，諸侯朝見天子，到了門口卻不能完成禮儀的情況有四種：太廟失火、日食、皇後去世、雨水打濕衣服失去儀容。這四種情況，指的是諸侯已經到了門口，突然發生這些情況，才不能完成禮儀。並不是預先知道這些情況，然後僥幸地認為史官推算有誤，所以不預先取消朝會。三辰日、月、星）發生災禍，沒有比日食更嚴重的了。史官已經預告了災禍，卻沒有任何警惕，不預先采取防範措施，而是放棄消災救難的禮儀，反而舉行盛大的朝會，君臣互相慶賀，這難道是麵對天災、反省自我的態度嗎？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合朔新月）的禮儀和元會正月初一的朝會）的禮儀是不同的。皇帝在殿堂上靜坐，不處理政務，穿戴禮服坐在門口的禮儀，與元會的禮儀不同。既然不能同時進行，就應該權衡利弊。合朔的禮儀並不比元會輕，元會有可以推遲的理由，合朔卻沒有可以取消的理由。我認為應該按照建元年的舊例，推遲元會。”殷浩采納了他的建議，最終取消了朝會。
    禦史大夫郗慮征召劉劭，但郗慮很快被免職，劉劭被任命為太子舍人，後來升任秘書郎。黃初年間，他擔任尚書郎、散騎侍郎。他奉詔收集《五經》及其他群書，按照類別整理，編撰了《皇覽》。明帝即位後，劉劭被外放為陳留太守，他大力推行教化，受到百姓的稱讚。後來，他被召回朝廷，擔任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人一起製定法律，編撰了《新律》十八篇，並撰寫了《律略論》。他升任散騎常侍。當時有傳聞說公孫淵接受了孫權授予的燕王稱號，有人建議扣留公孫淵的使者，派兵討伐他。劉劭認為：“過去袁尚兄弟投奔公孫淵的父親公孫康，公孫康斬殺了他們並將首級送回，這是公孫淵家族對朝廷的忠誠表現。而且，這些傳聞的真假還無法確定。古代對於邊遠地區不服從的部落，應該以德治國，而不是輕易出兵，以免勞民傷財。應該給予公孫淵寬恕，讓他有機會改過自新。”後來，公孫淵果然斬殺了孫權的使者張彌等人，並將首級送回朝廷。劉劭曾經撰寫過《趙都賦》，明帝對此大加讚賞，下詔讓他撰寫《許都賦》和《洛都賦》。當時，朝廷外有戰事，內有宮殿建設，劉劭在兩篇賦中都進行了諷諫。
    青龍年間，吳國圍攻合肥。當時，東方的官員和士兵都在休假，征東將軍滿寵上表請求增派中軍兵力，並召回休假的將士，等兵力集結後再發起攻擊。劉劭認為：“敵軍剛剛到達，士氣正旺。滿寵以少量兵力在自己的地盤上作戰，如果貿然進攻，不一定能取勝。滿寵請求增兵，並沒有錯。我認為可以先派遣五千步兵和三千精銳騎兵，先出發，沿途宣揚聲勢，震懾敵軍。騎兵到達合肥後，拉開陣型，多設旗幟和鼓號，在城下展示兵力，引誘敵軍出城，切斷他們的退路，控製他們的糧道。敵軍聽說大軍到來，騎兵切斷了他們的後路，一定會驚慌失措，不戰而退。”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當援軍到達合肥時，敵軍果然撤退了。
    當時，皇帝下詔廣泛征求賢才。散騎侍郎夏侯惠推薦劉劭說：“我看到散騎常侍劉劭，忠誠深思，通曉各種學問。他所涉及的領域，源遠流長。因此，各種人才，無論大小，都從他的學問中吸取共同點並加以借鑒。因此，性格誠實的人佩服他的平和正直，清靜的人仰慕他的謙虛退讓，文學之士讚賞他的詳細嚴謹，法理之士明白他的條理清晰，有思想的人知道他的深沉堅定，文章之士喜愛他的著論和文辭，製度之士看重他的治理和簡化，策謀之士稱讚他的明智和洞察力。所有這些觀點，都是根據自己的長處來評價他的。我多次聆聽他的清談，閱讀他的篤論，經過多年的學習，越來越佩服他，認為他是朝廷中罕見的人才。像這樣的人，應該輔佐國家大事，為國家出謀劃策，與國家共同繁榮，不是世俗之人所能常有的。希望陛下給予他充分的傾聽機會，讓他在清閑之時，能夠暢所欲言，那麽他的德行和智慧將會上達天聽，光輝日益照耀。”臣鬆之認為，一般來說，推薦他人時，大多會用過分誇讚的言辭，能保持中立的或許很少。夏侯惠稱讚劉劭“謙虛退讓”和“明智洞察”，有些言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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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景初年間，劉劭奉命製定了一套官員考核製度，即《都官考課》。他上書說：“官員的考核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環節，然而曆代以來並沒有真正重視這一製度，導致治理的法則缺失，官員的才能和能力混雜不清。陛下以聖明的遠見，痛惜國家綱紀的鬆弛，通過內省和外詔來推動改革。我深受陛下恩寵，得以承擔這一重任，於是製定了《都官考課》七十二條，還撰寫了《說略》一篇。我學識淺薄，實在不足以完美地傳達陛下的旨意，確立完善的製度。”他還主張應該製定禮儀和音樂，以改變社會風氣，撰寫了《樂論》十四篇，但這些製度和著作在他完成之前，明帝去世，因此未能實施。到了正始年間，劉劭致力於講學，被賜予關內侯的爵位。他一生著述豐富，包括《法論》《人物誌》等，總計一百餘篇。他去世後，被追贈為光祿勳。他的兒子劉琳繼承了他的爵位。與劉劭同時代的東海人繆襲，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著述頗豐，官至尚書、光祿勳。
    繆襲的好友仲長統，山陽人，漢末擔任尚書郎，但英年早逝。他著有《昌言》，文辭優美，值得一讀。繆襲在為《昌言》作序時提到，仲長統字公理，自幼好學，廣泛涉獵各類書籍，文辭豐富。他二十多歲時，遊曆青、徐、並、冀等地，與他交往的人都覺得他與眾不同。並州刺史高幹素有名望，招攬了許多四方遊士。仲長統拜訪高幹時，高幹熱情接待，並向他請教世事。仲長統對高幹說：“您有雄心壯誌，但卻缺乏雄才大略，喜好人才卻不能善於選擇，這是我為您深感憂慮的。”高幹自視甚高，沒有采納仲長統的建議。仲長統離開後不久，高幹果然失敗了。並州和冀州的士人因此更加認可仲長統的見識。大司農常林與仲長統同在上黨任職，他認為仲長統性格豪放，敢於直言，不拘小節。每當郡裏征召他時，他總是以生病為由拒絕。他言行無常，當時有人甚至認為他有些瘋狂。漢帝在許昌時，尚書令荀彧掌管中樞機要，喜好人才，善於發現奇才。他聽說了仲長統的名聲後，推薦他擔任尚書郎。後來，仲長統參與了太祖的軍事事務，之後又回到尚書郎的職位。他在延康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多歲。仲長統常常討論古今世俗的事務，每當他感慨歎息時，就會寫成一篇論述，名為《昌言》，共有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人蘇林，博學多才，對古今文字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建安年間擔任五官將文學，受到禮遇。黃初年間，他擔任博士給事中。文帝在《典論》中提到的蘇林就是他。他年老後退休在家，朝廷經常派人去探望他，多次給予賞賜。他活到了八十多歲。
    光祿大夫、京兆人韋誕，字仲將，是太仆韋端的兒子。他有文學才華，擅長撰寫辭章。建安年間，他擔任郡裏的上計吏，被特拜為郎中，後來逐漸升遷為侍中、中書監。他以光祿大夫的身份辭去職位，七十五歲在家中去世。最初，邯鄲淳、衛覬和韋誕都以書法聞名。衛覬的孫子衛恒撰寫了《四體書勢》，其中提到：
    古文：自秦朝使用篆書，焚燒了先秦的經典，古文因此失傳。漢武帝時期，魯恭王破壞了孔子的宅邸，發現了《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古文經典。當時的人已經不認識古文，稱之為“科鬥書”。這些古文被漢朝秘藏，很少有人能看到。魏朝初期，能夠傳承古文的人隻有邯鄲淳。衛覬臨摹了邯鄲淳的《尚書》，後來拿給邯鄲淳看，邯鄲淳卻分辨不出。到了正始年間，立了三字石經，逐漸失去了邯鄲淳的書法風格。因為“科鬥書”的名字，人們開始模仿它的寫法。太康元年，汲縣的百姓盜掘了魏襄王的墓，發現了十幾萬字的竹簡。對照衛覬的書法，還能看出一些相似之處。
    篆書：秦朝時，李斯以篆書聞名，許多山上的銘文和銅人的銘文都是他的作品。漢朝建初年間，扶風人曹喜的篆書與李斯略有不同，但也堪稱一絕。邯鄲淳師從曹喜，掌握了其精髓。韋誕師從邯鄲淳，但未能完全達到他的水平。太和年間，韋誕擔任武都太守，因擅長書法被留在朝廷擔任侍中。魏朝的寶器銘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筆。漢朝末年，蔡邕吸收了李斯和曹喜的書法風格，創造了古今雜形的字體，但在精細和簡潔方麵不如邯鄲淳。
    隸書：其相關內容已在武紀中簡要提及。又說：“師宜官擅長寫大字，邯鄲淳擅長寫小字。梁鵠認為邯鄲淳掌握了次仲的書法技法，然而梁鵠的用筆已經充分發揮了其書法的氣勢。”
    草書：漢朝興起後出現了草書，但不知其作者是誰。到了章帝時期，齊相杜度以擅長草書著稱。後來的崔瑗、崔寔也以草書聞名。杜氏的草書結字較為安穩，但書體略顯瘦弱；崔氏的草書筆勢很好，但結字稍顯疏鬆。弘農人張伯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精進技藝。他家中的衣帛，必定先書寫後再漂洗，他在池邊學習書法，池水都被染黑了。他下筆必定遵循規範，被稱為“怱怱不暇草”，寸紙都不會浪費，至今世人仍然珍視他的作品，韋仲將稱他為“草聖”。張伯英的弟弟張文舒，僅次於張伯英。還有薑孟潁、梁孔達、田彥和以及韋仲將等人，都是張伯英的弟子，在世上頗有名氣，但都比不上張文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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