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字文舒，是太原晉陽人。他家的家譜裏記載，他的伯父叫王柔，字叔優；父親叫王澤，字季道。郭林宗曾經說過，王柔和王澤小時候就知道郭林宗有識人的本事，就一起去拜訪他，問自己適合做什麽，好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郭林宗笑著說“你們倆都有當大官的才能，不過，叔優適合通過做官來出名，季道適合通過研究學問來進步。如果你們不按照自己的長處去做事，也不會有大成就。”王柔、王澤聽了他的話。後來，王柔當了北中郎將，王澤當了代郡太守。
    王昶年輕時就和同郡的王淩都很有名。王淩比他大，王昶像對待哥哥一樣對待他。曹丕當太子的時候，王昶是太子文學，後來升為中庶子。曹丕當了皇帝後，王昶被調任散騎侍郎，又當了洛陽典農。當時，京城附近樹木很多，王昶就開墾荒地，鼓勵百姓種田，開墾出來的田地特別多。後來，他又升任兗州刺史。明帝曹叡即位後，王昶又被加封為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雖然王昶在外地做官，但他心裏一直想著朝廷的事。他認為，魏國繼承了秦漢的弊端，法律製度太繁瑣，不大大修改國家的製度，按照古代聖王的風範來治理，卻想讓國家的治理和教化複興，那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寫了《治論》，大致按照古代的製度又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寫了二十多篇文章，又寫了十多篇兵書，講打仗時用正兵和奇兵的方法，青龍年間，他把這些書都獻給了朝廷。
    他給侄子和兒子起名字，都按照謙虛實在的原則，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侄子一個叫王默，字處靜；一個叫王沈，字處道。他兒子一個叫王渾，字玄衝；一個叫王深，字道衝。他還寫了一封信告誡他們
    一個人當兒子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珍惜自己的身體，保全自己的品行，來顯揚父母。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卻有人不珍惜自己，破壞自己的家庭，陷入滅亡的災禍，這是為什麽呢？是因為他們從小學的東西不對。孝敬父母、仁愛、講義氣，這是所有好行為裏最重要的，做到了這些，才能立身，這是做人的根本。你孝敬父母，家族裏的人都會安心；你仁愛講義氣，鄉親們都會敬重你。這些是在心裏做到了，名聲自然就會傳出去。如果一個人不好好做根本的事情，卻違背這些根本的東西，去追求那些虛浮華麗的東西，去結成小團體；追求虛浮華麗就會有虛偽的毛病，結成小團體就會有內部矛盾的禍患。這兩樣東西的害處，是很明顯的，可是還是有很多人重蹈覆轍，追求那些次要的東西，這都是因為被眼前的名譽利益迷惑了。富貴和名聲，是人人都喜歡的，可是君子有時候得到了也不會去享受，為什麽呢？因為君子討厭那些不正當的手段。人們害怕的是，隻知道前進不知道後退，隻想要不知道滿足，所以才會有受辱的禍患，後悔也來不及了。俗話說“如果不知道滿足，就會失去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知道滿足的人，才會永遠滿足。看看過去的事情，想想將來的事情，從來沒有靠追求名聲利益、貪得無厭，還能保全自己的家業、永遠享受福氣的。我希望你們立身行事，要遵守儒家的教導，實踐道家的言論，所以我給你們起的名字都和清靜謙虛有關，希望你們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到它的意思，不敢違反。古代的盤子、盂子上有銘文，手杖上也有告誡的話，低頭抬頭都能看到，用來防止自己做錯事。何況是自己的名字，能不警惕嗎？事情做成了卻很快失敗，是因為做事情太急躁；事情慢慢做成，才能有好的結果。早上開花的草，到晚上就凋零了；鬆柏卻很茂盛，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會枯萎。所以，有遠大誌向的君子討厭急躁，告誡自己不要犯這種錯誤。如果範匄在秦國的客人麵前炫耀，他父親武子就會打他，打斷他帽子上的簪子，因為他討厭兒子在別人麵前炫耀。古人說一個人有了優點，很少不自己誇耀的；有了才能，很少不自己驕傲的；誇耀就會掩蓋別人，驕傲就會欺淩別人。掩蓋別人的人，別人也會掩蓋他；欺淩別人的人，別人也會欺淩他。晉國的三郤被殺，周朝的王叔獲罪，不都是因為喜歡炫耀自己的優點、驕傲好爭的過錯嗎？所以，君子不自己誇耀自己，不是為了謙讓別人，而是討厭那種掩蓋別人優點的做法。能夠委屈自己才能伸張正義，謙讓才能有所得，示弱才能變強，很少有不成功的。詆毀和讚譽，是產生愛和恨的原因，也是產生禍和福的關鍵，所以聖人很謹慎。孔子說“我對別人，沒有詆毀過誰，也沒有讚譽過誰；如果要讚譽誰，一定要先考驗考驗。”又說“子貢總愛議論別人。賜啊，你真的比別人強嗎？我沒有時間做這些事。”像孔子那樣的聖人，都還這麽謹慎，何況那些平庸的人，怎麽能輕易地詆毀和讚譽別人呢？
    從前，伏波將軍馬援告誡他的侄子們說“聽到別人的壞話，應該像聽到父母的名字一樣，耳朵可以聽，但嘴裏不能說。”這句話說得太好了。裴鬆之認為，馬援的這個告誡可以說是極其懇切的教導，不可更改的訓誡。一般來說，說別人的過失，是指在家中私下說的，別人還不知道，是從自己嘴裏說出來的。如果是已經做了的事情，得失已經暴露在世人麵前，根據別人的善惡來作為自己的警戒，那和馬援說的就有所不同了。然而馬援告誡說稱讚龍伯高的美德，說杜季良的壞話，導致事情傳到當時的皇帝那裏，杜季良因此而失敗。說話傷害人，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這與他所告誡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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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詆毀自己，應當退而反思自身。如果自己有值得詆毀的行為，那麽別人的話就是對的；如果自己沒有值得詆毀的行為，那麽別人的話就是胡說八道。如果是對的，就不要怨恨別人；如果是胡說八道，也不會對自己造成傷害，又何必報複呢？而且聽到別人詆毀自己就生氣的人，是討厭聽到難聽的話加在自己身上，如果去報複，反而會讓人更加詆毀自己，不如沉默而自我修養。俗話說“抵禦寒冷最好的辦法是穿厚衣服，停止誹謗最好的辦法是自我修養。”這句話說得太對了。如果和那些喜歡搬弄是非、凶險狡詐的人交往，即使是接近他們都不行，更何況和他們對抗呢？那危害就更大了。那些虛偽的人，說話不講道理，做事不顧及自己的言行，他們很浮淺，比較容易識別；但世上的人卻被他們迷惑，還不用他們的言行來檢驗他們。最近濟陰的魏諷、山陽的曹偉，都因為邪惡而失敗，迷惑了當世的人，挾持奸邪之人，煽動年輕人。雖然他們最終被處以極刑，成為明顯的警戒，但他們所汙染的人已經很多了。能不謹慎嗎？
    像那些隱居山林的人，像伯夷、叔齊那樣的人，甘願在首陽山長期挨餓，安心在綿山赴火自焚，雖然可以激勵貪婪的人，改變風俗，但聖人也不會這樣做，我也不願意這樣做。現在你們的祖先世代都有官職，以仁義為名，以謹慎著稱，在家裏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外麵努力學習。
    我和當時的人一起做事，雖然出處不同，但各有可取之處。潁川的郭伯益，喜好通達，聰明又有知識。他為人不夠寬宏大量，輕視權貴有餘；遇到值得尊重的人，重視他如山；遇到不值得尊重的人，輕視他如草。我因為了解他而親近他，但不希望你們這樣做。北海的徐偉長，不追求名聲，不追求不正當的利益，淡泊自守，隻追求道義。他有所是非，就借助古人來表達自己的意思，當時並不褒貶別人。
    我敬重他，希望你們向他學習。東平的劉公幹，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忠誠有大節，但性格行為不夠穩定，很少有所顧忌，得失可以相互補充。我喜愛他，尊重他，但不希望你們仰慕他。樂安的任昭先，淳樸篤實，遵循道義，內心聰敏，對外寬厚，謙遜恭敬，讓賢推功，身處困境而不回避，怯懦卻有義勇，在朝中忘記個人得失。我與他友好，希望你們效仿他。
    如果把上述這些道理加以引申，觸類旁通，你們大概可以理解其中的一點意思。在使用錢財時，要先考慮家族的利益；在施舍時，要優先幫助那些急需的人；在出入時，要關心那些年老的人；在討論問題時，要避免貶低他人；在做官時，要崇尚忠誠和節操；在選擇朋友時，要注重實際的品德；在處世時，要警惕驕傲和放縱；在貧窮和低賤時，要謹慎，不要悲傷；在進退時，要考慮是否合適；在做事時，要反複思考。做到這些，我就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了。
    青龍四年，皇帝下詔說“想要得到有才智、有文章、謀慮深遠、能夠從遠處看到近處、從模糊中看到清晰、籌劃不落空、策略不徒勞、端莊謹慎、清靜嚴肅、勤奮不懈、誌向在公的人，不限年齡，不論貴賤，卿校以上的官員各舉薦一人。”太尉司馬懿推薦了王昶。正始年間，王昶轉任徐州刺史，被封為武觀亭侯，後升任征南將軍，持節都督荊、豫諸軍事。王昶認為國家有固定的軍隊，但戰爭沒有固定的勝利；地形有固定的險要，但防守沒有固定的形式。現在駐紮在宛城，距離襄陽三百多裏，各軍分散駐紮，船隻停在宣池，一旦有緊急情況，無法相互支援。於是他上表請求將治所遷至新野，在二州訓練水軍，廣泛開墾農田，倉庫裏的糧食堆積如山。
    嘉平初年，太傅司馬懿在誅殺了曹爽之後，開始向大臣們詢問治國的得失。王昶提出了五點治國策略
    第一，他主張要重視道德教育和學術研究，杜絕浮華之風，讓國子監的學生進入太學深造，同時也要辦好地方的學校。
    第二，他主張要實行考試製度。考試就像是一把尺子，沒有尺子就沒辦法準確地判斷曲直，沒有考核和升降製度，就不能準確地評價一個人的能力。
    第三，他主張讓官員們長期擔任職務，如果他們有政績，就提升他們的職位，賜予他們爵位。
    第四，他主張要精簡官職，給予官員們足夠的俸祿，用廉潔和羞恥心來激勵他們，不要讓他們和百姓爭利。
    第五，他主張要杜絕奢侈浪費，提倡節儉。要讓衣服有明確的等級標誌，上下有明確的秩序，儲存糧食和布匹，讓百姓回歸樸素的生活。
    皇帝下詔書表揚了王昶的建議，並讓他負責製定百官考核製度。王昶認為，雖然唐虞時期有升降官員的製度，但沒有具體的考核辦法。周朝的塚宰負責考核群吏的政績並給予賞罰，但也沒有具體的比較製度。由此可見，聖明的君主善於任用賢能之人，大致規定了升降官員的製度，把具體的事務交給高級官員去處理，而自己則總攬全局，所以官員的能力如何是可以知道的。他的主要觀點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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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說“孫權流放了賢臣，嫡庶之間發生了爭執，我們可以趁機攻打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等地都在長江以北，當地的百姓和少數民族與新城郡接壤，我們可以偷襲並占領這些地方。”
    於是，朝廷派遣新城太守州泰偷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前往夷陵，王昶則前往江陵。他們在兩岸拉起竹索，搭起浮橋，渡過江去攻擊敵人。敵人逃到南岸，從七條通道一起進攻。
    於是，王昶命令弓弩手同時發射，敵人的大將施績在夜裏逃回了江陵城，王昶的軍隊追擊並殺死了幾百名敵人。王昶想把敵人引到平地上和他們決戰，於是先派五支軍隊沿著大道撤退，讓敵人看到後產生驕傲情緒。他們把繳獲的鎧甲、馬匹、頭顱等戰利品在城周圍展示，以激怒敵人，並設下伏兵等待敵人。施績果然追擊，王昶的軍隊和他交戰並打敗了他。
    施績逃走，王昶的軍隊斬殺了敵將鍾離茂、許旻，繳獲了敵人的鎧甲、頭顱、旗幟、戰鼓、珍寶和武器等，然後凱旋而歸。王基、州泰也都有戰功。於是，朝廷提升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為京陵侯。
    後來，毋丘儉、文欽作亂，王昶率軍抵抗他們並立下戰功，朝廷又封他的兩個兒子為亭侯、關內侯，提升他的職位為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叛時，王昶占據夾石，威脅江陵，使施績、全熙無法東進。諸葛誕被殺後，皇帝下詔說“從前孫臏輔佐趙國，直接進攻大梁。這次西邊的軍隊迅速進攻，也是為了形成東征的態勢。”
    於是，朝廷增加王昶的食邑一千戶，加上以前的四千七百戶，提升他的職位為司空，持節、都督的職務仍然保留。甘露四年，王昶去世，諡號為穆侯。他的兒子王渾繼承了他的爵位，鹹熙年間擔任越騎校尉。
    據《晉書》記載，王渾從越騎校尉進入晉朝後，多次擔任重要職務，平定吳國時立下戰功，被封為江陵侯，官至司徒。王渾的兒子王濟，字武子，有傑出的才能和美好的名聲，擔任過河南尹、太仆等職，早逝後被追贈為驃騎將軍。王渾的弟弟王深，擔任過冀州刺史。王深的弟弟王湛，字處衝，擔任過汝南太守。王湛的兒子王承，字安期，擔任過東海內史。王承的兒子王述，字懷祖，擔任過尚書令、衛將軍。王述的兒子王坦之，字文度，擔任過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在王昶的兒子中，王湛最有道德和聲譽，而王承也是當時的名士，王述和王坦之都在當時非常顯赫，是當時的名門望族。從王湛以下的子孫的事跡，都記載在《晉陽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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