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結束後的第一個清明節，我帶著閨女去公墓，在角落找到了塊沒字的碑。閨女蹲在那兒擺糖果，突然指著碑頂笑：“爸爸你看，紅玫瑰！”我看見碑沿卡著朵半謝的紅玫瑰，花瓣上有水珠，像剛哭過。這是小張每年忌日都會來的地方，她沒告訴我具體位置，但我知道，這碑下埋著的，是她和孩子的骨灰，還有王建軍的工牌。
    大廈在事件後重新裝修，十四樓成了資料室，電梯按鈕上的“14”被磨掉了，換成了“15”，可送水的小哥總說按錯鍵時會聽見女人哼歌。我留了下來，還是值夜班，不過值班室搬到了一樓正中間，對著監控屏能看見所有電梯和樓梯口——經理說這是“重點安保位置”，其實我知道，他是怕我走了，冤魂再回來。
    每天夜裏十一點，我都會繞著大廈走一圈，經過後樓梯時故意跺跺腳，聲控燈“啪”地亮起來，照見牆麵上新刷的白漆，底下隱約能看見紅漆小腳印的痕跡。有次走到十四樓，資料室的門自己開了條縫，裏麵飄出股檀香味，我看見檔案架上擺著束塑料紅玫瑰，正是小張死時攥著的那種。
    最讓我發毛的是半年後的深夜，電梯顯示屏突然跳到負一層，門開了沒人，地板上躺著枚梅花五角硬幣，年份是1998。我蹲下去撿，聽見電梯裏傳來小孩的笑聲，奶聲奶氣的：“爸爸，媽媽說謝謝你。”抬頭看，電梯鏡麵映出個小男孩的身影，穿藍條紋衫，跟我閨女畫裏的娃娃一模一樣，衝我揮了揮手，就消失了。
    第二年4月29日，我特意調了白班，帶著閨女來大廈門口。她舉著朵紅玫瑰往玻璃幕牆上貼，突然指著反光處喊：“幹媽！”我看見玻璃裏映出個穿紅裙子的女人，懷裏抱著個嬰兒，衝我們笑了笑，轉身走進電梯，顯示屏上的數字閃了閃，從14變成了15，再沒動過。
    夜裏值班，我翻出壓在枕頭下的鐵皮盒，裏麵裝著那枚2025年的梅花五角，還有小張的b超單複印件。b超單上的胚胎輪廓不知何時變得清晰了，像個熟睡的嬰兒，旁邊多了行小字，是用紅筆寫的：“2025年5月1日，王磊轉世，生於天津婦產醫院，床頭別著梅花五角。”
    我知道，這是小張留給我的信物。第二天請假去醫院，在新生兒病房看見個男孩，繈褓上別著枚硬幣，正是我掉在負一層的那枚。他看見我時咧嘴笑，左眼角有顆紅痣，跟小張沒被燒的左臉一模一樣——這是她用二十七年的怨氣換的轉世，也是我們李家欠她的債，終於還清了。
    大廈漸漸成了正常的辦公樓，再沒人提起鬼故事，連當年的老員工都開始懷疑自己記錯了。隻有我知道，每個4月29日的深夜，十四樓的走廊會飄起紅玫瑰的香味，電梯會在十四樓停三秒，門開條縫，露出片紅花瓣，然後輕輕合上——這是小張在告訴我，她和孩子過得挺好，不用再擔心了。
    去年冬天，王哥的侄子來替班，喝多了跟我念叨：“我叔臨死前總說看見個穿紅裙子的女人抱著賬本，現在想想，說不定是贖罪來了。”我沒接話，盯著監控屏裏的十四樓，資料室的燈突然自己亮了，一個穿紅裙子的影子從窗前晃過，懷裏抱著個東西，像賬本，又像繈褓。
    閨女現在五歲了，總說夢見自己在大廈裏跑，有個阿姨牽著她的手，給她糖吃。我問她阿姨長啥樣，她畫了個左邊臉漂亮、右邊臉有疤的女人，旁邊還畫了個戴白手套的保安，牽著個小娃娃——那是王建軍，我的大伯，她沒見過麵的爺爺。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1998年4月29日那晚，王建軍沒接那十萬塊，沒鎖那扇門，現在會是怎樣？但生活沒如果，就像大廈玻璃幕牆上的倒影，看得見摸不著，過去的事，都被封在了十四樓的保險櫃裏，隻有每年的紅玫瑰，按時開放，提醒著有些人，有些事，永遠不該被忘記。
    今年清明，我帶著閨女去給小張上墳，碑上終於刻了字：“張秀英之墓 19751998 愛女如玫瑰，常開不敗”。閨女把紅玫瑰放在碑前，突然說：“爸爸，幹媽說以後別買玫瑰了，改買百合，她說梅花五角該留給弟弟買糖吃。”
    我笑了，摸著她的頭，看著遠處的天津日報大廈，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像塊透明的琥珀，裏麵封著二十七年的冤魂、淚水和救贖。而我，隻是個普通的夜班保安，守著棟樓，守著個秘密，守著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夜晚。
    故事到這兒本該結束了，可上個月值夜班時，我聽見後樓梯傳來腳步聲，“嗒嗒嗒”，是小孩的腳步聲。我沒害怕，反而笑了，因為我知道，那是王磊回來看媽媽了，帶著他的梅花五角硬幣，踩著二十七年的月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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