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豐臣秀次與德川家康這般盤算，從常理來看確實沒什麽毛病。
    畢竟以大明過往的行事邏輯與東亞格局的常態推演，任誰都會覺得，大明對日本這塊土地既無吞並之心，也犯不上投入過多精力，最多不過是想借製衡之術讓其安分守己，永絕後患。
    可他們千算萬算，終究漏算了一個最關鍵的變數——蕭如薰。
    他們怎麽也想不到，這位大明的掌權者，骨子裏對他們這群“倭人”的厭惡，早已深到了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這倒也怪不得他們無法理解。畢竟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中日之間的糾葛，無非是地緣利益的博弈、朝貢體係的爭執，或是戰場上的勝負輸贏。豐臣秀吉征朝也好，大明出兵援朝也罷，說到底都是政權與政權之間的較量，打歸打，停歸停，自有一套基於利益的規則可循。他們從未想過，在蕭如薰心中，還藏著另一重更深沉、更熾熱的情感——那是穿越千年的記憶，是刻在骨血裏的民族傷痕。
    要知道，蕭如薰並非這個時代土生土長的大明人。他的靈魂裏，裝著另一個來自數百年後的中國人的記憶。
    在那個記憶裏，“倭寇”二字從來不是簡單的曆史名詞。
    那是東南沿海被劫掠的村莊，是被屠戮的百姓，是“嘉靖大倭寇”時期綿延數十年的血火；是甲午年間黃海的炮聲，是旅順城頭的殘陽，是南京城裏三十萬冤魂的悲鳴；是八年烽火裏的山河破碎，是“三光政策”下的焦土千裏，是教科書上一張張觸目驚心的照片，是代代相傳的屈辱與憤懣。
    那些記憶，豐臣秀次不懂，德川家康不懂，整個戰國時代的日本人都不可能懂。他們活在十六世紀的當下，眼裏隻有戰國的烽煙、領地的得失、與大明的一時勝負。他們不會知道，在蕭如薰的記憶裏，自己的民族曾被他們的後代反複欺淩，那段長達數百年的傷痛，早已成了每個中國人心底無法磨滅的烙印。
    所以對蕭如薰而言，這場與日本的糾葛，從來不止於“大明利益”的算計。
    豐臣秀次以為大明隻想讓日本內亂？
    德川家康以為守住隱忍就能換來喘息？他們都錯了。
    在蕭如薰這裏，所謂的“製衡”不過是權宜之計，所謂的“觀望”隻是等待時機。他心裏真正的念頭，遠比他們想象的要決絕——他要趁著大明國力鼎盛，趁著日本尚未統一，徹底打掉這個潛在的威脅，讓這片列島再也沒有能力在未來的歲月裏，對自己的故國造成哪怕一絲一毫的傷害。
    這種想法，在當時的人看來或許有些“不合常理”。
    畢竟按照中原王朝的傳統，對周邊部族與國家，向來以“懷柔”“羈縻”為主，若非對方主動挑釁到忍無可忍，極少會趕盡殺絕。
    可蕭如薰不同，他帶著未來的記憶，深知“養虎為患”四個字的沉重代價。他見過那隻“虎”未來會犯下何等滔天罪行，自然不可能再按部就班地走老路。
    說白了，換作任何一個帶著完整曆史記憶的中國人，穿越到大明這個時代，麵對日本，恐怕都會生出類似的念頭。
    你能想象嗎？當一個親眼見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裏的累累白骨、聽過731部隊暴行的人，回到了明朝，看到豐臣秀吉的狼子野心，看到那些日後可能演變為倭寇的武士，看到這片孕育了侵略基因的土地，他會怎麽做？
    恐怕沒有誰能真正心平氣和地“製衡”下去。打鬼子，不是衝動，不是好戰，而是帶著對曆史的敬畏與對未來的負責，想要提前斬斷那根通往悲劇的鏈條。
    豐臣秀次和德川家康還在為石見銀山的得失、為彼此的勝負盤算時，他們不會明白，自己麵對的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明君臣。蕭如薰的棋盤，比他們想象的更大；蕭如薰的決心，也比他們預料的更狠。
    這場較量，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一樣的結局。因為在那些冰冷的利益算計之外，還燃燒著一團來自未來的、永不熄滅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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