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我攥著實習生工作牌走進市電視台大樓時，怎麽也沒想到，三個月後的一場拍攝任務，會徹底改寫我的人生。老舊的電梯門在七樓“哐當”打開，黴味混著油墨香撲麵而來，走廊盡頭的安全出口指示燈明明滅滅，像一隻隨時會閉上的眼睛。
    欄目組辦公室裏，王姐把一疊資料摔在桌上，紙頁間夾著泛黃的剪報：1978年，青山精神病院突發患者暴動，護士長離奇墜樓身亡，屍體被發現時雙手反折成詭異的弧度；1982年，醫院因“醫療事故頻發”突然關閉，最後一批醫護人員集體失蹤，隻留下滿牆未幹的血字。
    “台裏要做個靈異特輯，就拍這座廢棄醫院。”王姐推了推金絲眼鏡，鏡片後的目光掃過我們幾個實習生，“今晚就出發，誰要退出現在說。”小趙縮了縮脖子，喉結滾動了一下。我盯著剪報上模糊的屍體照片，鬼使神差地說：“我去。”
    傍晚六點，我們的麵包車碾過精神病院鏽跡斑斑的鐵門。夕陽把主樓的影子拉得很長，像一雙伸出的枯手。攝像老周架好機器時，取景框突然閃過一道白影，他揉了揉眼睛：“見鬼，鏡頭進灰了。”我順著鏡頭方向望去，二樓某個窗戶的玻璃碎片間，隱約映著半張扭曲的臉。
    主樓大廳的吊燈垂著腐爛的蛛網，我們的腳步聲在空蕩的空間裏回響。王姐舉著手電筒，光束掃過牆上剝落的標語——“解放思想，戰勝病魔”，最後一個“魔”字缺了半邊，像咧開的嘴角。老周突然指著牆角：“那是什麽？”
    我們湊近一看，褪色的宣傳欄裏貼著張黑白照片，十幾個穿病號服的人站成一排，中間戴護士帽的女人麵容清秀。當我用手機閃光燈照亮照片時，她原本下垂的嘴角突然上揚，露出個詭異的微笑。小趙猛地後退，撞倒了旁邊的輪椅，金屬撞擊聲在樓道裏炸開。
    二樓的哭聲是從304病房傳來的。門把冰涼得像塊鐵，推開時發出指甲抓撓般的聲響。老周的攝像機剛對準病床，屏幕突然雪花亂閃，一個長發女人的虛影從被褥裏坐起，濕漉漉的黑發間露出青灰色的臉，眼眶裏淌著黑水。我聽見自己牙齒打顫的聲音，王姐卻鎮定地說：“別慌，可能是電磁幹擾。”
    可當我們退到走廊，老周發現攝像機的sd卡不翼而飛。小李摸遍口袋，臉色慘白：“我的備用卡也沒了。”這時，整棟樓的溫度驟降，我呼出的氣在手電光束裏凝成白霧。拐角處傳來拖遝的腳步聲，一下，兩下，像是穿著拖鞋在拖拽什麽。
    “快走！”王姐壓低聲音。我們跌跌撞撞跑向樓梯，卻發現通往一樓的台階變成了向上的。小趙突然指著樓梯扶手尖叫，那裏布滿黑色的手印，每個指節都扭曲得不成人形。更可怕的是，最上方的手印旁，赫然印著我今早出門時戴的虎頭鑰匙扣的形狀。
    頂樓天台的鐵門被鏽死，我們隻能砸開一扇小窗鑽出去。月光下，那個穿保安製服的人體模型直勾勾盯著我們，白色麵具上不知何時多出了血淚。老周的攝像機突然自動開機，鏡頭裏出現了我們五人的背影，而在我們身後，密密麻麻站著無數模糊的人影，他們的手臂互相纏繞，形成一張巨大的人網。
    “電池！”小李突然喊。所有設備的電量條在瞬間歸零，老周的攝像機發出刺耳的蜂鳴。我感覺有冰涼的手指劃過脖頸，轉身看見一個穿病號服的男人貼在我身後，腐爛的嘴裏吐出氣泡：“還我眼睛……”
    我們連滾帶爬衝下樓梯，這次終於找到了出口。但當我們跌坐在麵包車旁時，發現車門上布滿濕漉漉的手印，最中央印著一張咧到耳根的笑臉。回程路上，車載收音機突然響起尖銳的電流聲，夾雜著女人的笑聲和指甲抓撓金屬的聲音。
    回到台裏已是淩晨三點。後期小王揉著眼睛打開素材，監控室的燈突然全部熄滅。應急燈亮起的瞬間，我看見屏幕裏閃過無數畫麵：腐爛的手從顯示器裏伸出，穿護士服的女人對著鏡頭梳頭，還有我們五人在天台奔跑，身後的人網越收越緊……等燈光恢複，所有素材都變成了黑屏，隻有一行紅字在閃爍：“你們不該來。”
    第二天，欄目組被緊急叫停。王姐請了長假，據說在家對著鏡子尖叫；老周的攝像機裏倒出半塊帶血絲的眼球；小趙在睡夢中用指甲剜自己的臉，嘴裏念叨著“還眼睛”。而我，總能在深夜聽見有人在敲我的窗戶，玻璃上倒映著那張扭曲的笑臉——和宣傳欄裏護士照片上的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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