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與大明已經交惡。先是為“改革開放”，後是為豐臣秀吉的“私犯大陸”。反正已是“水火之勢”。也因為有些這方麵的考慮，王直定下了“先征服日本，後西進美洲”的全新戰略構想。不願與大明再有一絲一毫的利害衝突。
    照理說，王滶發現大明那邊來了招安的使者，就應立即強製遣返。根本不該，帶到中都，並且向自己引薦。這幾乎就是背叛的行為。
    大明的使者先是乘船到了長崎。解放軍戰士見來者不善，便抓扣了起來。按照規矩，最好的做法是遣返，就算是處決。以兩邊的敵對關係，也屬正常。但當戰士們將人帶去給王滶發落時，王滶問了情況，竟然視作上賓。而且隨船護送到了中都。
    王滶如今可是王直身邊的紅人。豐臣秀吉一倒，海軍的大權便轉到了他手裏。王直需要留在建設中的中都坐鎮。而與日本各地、海外諸島的商貨經營、物資運轉，大部都賴海軍完成。
    駐軍建城本就需要大量的給養和物料。因此王滶並沒有待在中都，大多數時間都在長崎這個解放軍海軍主基地，負責船隻的調度。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同當初的豐臣秀吉一樣，失去了首領王直的直接管控，極易不服號令、自作主張。
    就像這次一樣，明明王直已經將“東進”視為主要目標。王滶卻不知好歹地引了大明招安的使者來相見。說嚴重點，是對他這個義父的“忤逆”。
    因此王直在怒罵了一聲“招甚鳥安”後，拒不接見使者。甚至當場下了逐客令。讓來人怎麽來的，就怎麽回去。
    雖然王直也曾一門心思，想受大明招安，做個逍遙王爺。但由於在“改革開放”上的寸步不讓，讓這事成了泡影。如今時過境遷，王直也另有打算，準備率領解放軍吞了日本後，東占美洲。與大明朝廷更加格格不入。一個在西，另一個卻想往東。
    老死不相往來的事，都有可能發生。怎願領受這個什麽招安。都已經自立為王，樂得快活，革命事業上也可大有作為，何必再尋思去作那封建主義的奴才。若說之前，是沒考慮周全，鑽進了讓大明實行“改革開放”的牛角尖、死胡同。
    如今眼界一廣，隻要解放軍把海外之地都占了。普天之下，真正都成了中華領土。就不必要向“外”開放了，全在“內”了嘛。所以說，解放軍還是一門心思搞海外擴張更好。從長遠看，對中華民族也更有利。
    王直開始發覺情況似乎真的很不對勁。從前便宜認來的幹兒子，好像步了也是便宜結拜來的義弟豐臣秀吉的後塵。掌了解放軍海軍的大權後，便不把他這個首領放在眼裏，不服號令，為所欲為。幾乎可以等同於“作亂犯上”。
    讓王直火冒三丈的同時，也暗自悲哀遇人不淑。被幹弟弟擺了一道，不算太丟臉。可為什麽幹兒子也是同樣作風，要知道被坑爹，是數得著的最丟臉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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