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從不總是用刀開始的。它常常披著關心的外衣，用溫言軟語走近你，輕輕地，慢慢地，在你以為可以鬆口氣的那一瞬，才緩緩亮出那隻藏著毒的手。
    它不會讓你一眼看出它的鋒芒，它會蹲在你腳邊，像條溫順的狗，舔你的傷口，陪你說話，甚至在你生病的時候遞水遞藥。直到有一天，你正要起身，它卻咬斷了你的腳筋——你才知道，那從來不是忠誠，而是伺機而動的等待。
    “出事了。”老六沒回頭，隻是低聲說了這麽一句。
    那聲音不高，像是隨口嘟囔，又像是故意壓著氣息講給身後的人聽。他蹲在台鉗旁，手裏一把小鋼銼在磨輪轂齒，金屬屑一粒粒飛起，黏在他黑得像鍋底的工作服上。
    我正趴在修配台上，調整一支老式鉚釘槍的彈簧回彈機構。那是我早年用過的型號，一種現在已經停產的老設備，隻有內行才知道它結構上的幾個隱蔽死角。我本打算趁中午沒人的時候，把它修好備用。
    “什麽事？”我問，心沒完全提起來，聲音卻自動壓低了半調。
    “前天你修的那把‘廢鉗子’，被人丟在電檢組角落裏。”他頓了頓，“鉗口裏夾著半張圖紙。”
    我一下子停了手，目光從彈簧移到工具箱上。那隻鉗子我記得，是兩天前修的，鉗把裂開，我臨時焊了個補縫。當時沒注意，順手把畫好的那張夜巡盲區圖塞進了鉗把縫裏，打算回頭取出來燒掉，結果臨時被叫去調機器，就耽誤了。
    “那張圖，是不是……”我還沒說完，老六已經點頭。
    “是你畫的那張——廠區東圍欄後麵的紅外死角圖。”他說得很慢，像是每個字都用銼刀蹭出來的。
    我整個人微微一僵，一股冷意從後脊柱一直竄到後腦勺。
    “現在在哪？”
    “被巡檢頭撿到了，送去斌叔辦公室了。”老六把銼刀放下，拍拍膝蓋，“說是有人‘疑似蓄意規避監控’，他們已經備案了。”
    我低聲罵了句髒話，嘴唇幹得幾乎要裂開。
    這圖紙我畫得極隱蔽，用的是中性筆描線，圖框是手繪，沒有任何數字編號，紙張是舊廠用記錄本上的撕頁，連紙色都和常規檔案不一樣。那是一份隻打算“用一次就燒掉”的東西，卻還是被人“無意中”送去了該去的地方。
    “你覺得是誰幹的？”我問。
    老六低頭開始重新裝鉗子，一邊擦汗一邊說：
    “修配組就咱倆，我沒動過那鉗子。剩下的，就是那些來蹭煙、借工具、打聽閑話的人。”
    我沒吭聲，但心裏已經浮現出幾張模糊但熟悉的臉。
    有個新來的少年工，名字叫阿進。瘦，個子不高，眼神總是飄著，說話也不多，可總在我工位附近繞。說是來幫老六修工具，實則一上午能幹的事他拖三天，三天能幹的他幹一個小時，然後一根接一根蹭我的煙。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下班他還在我工台前晃悠，走的時候那把鉗子被他碰倒在地。我當時隻以為他手腳不利索，沒太放在心上。
    現在想來，他是在“試水”——探口風、探手感，試試我那口袋裏到底有沒有東西。
    “你覺得他是廠裏安排的？”我壓著聲音問。
    老六搖了搖頭，臉上的皺紋像堆起來的舊鐵網：
    “不一定。有可能是那種‘半真半假’的密告者。”
    “什麽意思？”
    “就是說——他確實聽見了點什麽，但他也真怕。怕自己也被卷進去。於是第一時間跑去‘主動報告’，換個清白身份，保條命。”
    我咬著牙，腦中像堵了一塊石頭。
    老六說得對。
    這廠子裏，密告的很多都不是“壞人”，而是怕事的人。他們不是主動出賣你，而是被動交出你。就像是一隻陷進火裏的耗子，連你這根“同樣在燒”的木棍都能咬一口，隻為逃生。
    “廠裏動作快不快？”我問。
    老六把老虎鉗夾在工台邊，敲了兩下，發出沉悶的聲響。
    “動作不快，但味不對。”他看了我一眼，“他們沒第一時間動你，也沒讓你去談話。說明什麽？”
    “說明他們在‘釣魚’。”
    “對。他們想看你接下來做什麽——有沒有‘上線’，有沒有‘組織’，有沒有‘連帶者’。”
    我點了點頭，喉嚨幹得像吞了煤灰。
    他們不急，是因為他們想要的不是一條魚，而是一串。
    要我慌，要我自亂陣腳，要我去找人，要我去“聯絡”。這樣，他們就能順藤摸瓜，抓個“團夥”出來。
    他們想要的，從來不是“清理一個人”，而是“證明一條線”。
    那天晚上，我沒回宿舍。
    我去了廠北邊的一處廢棄送風井，那是老廠留下來的殘構，鏽鐵牆已經塌了一麵，地上是碎玻璃和硬結的石灰塊。我就坐在那堆鋼渣邊上，一夜沒動。
    天黑後風很冷，我蜷著身體，一邊想，一邊一根接一根抽著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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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是不是從一開始，我就錯了？是不是我不該把老六、許洪亮，甚至阿昌都卷進這個局裏？
    我已經是“黑名單”上掛號的人，繼續頂風走，隻會一個個把身邊人拖下水。
    但我能停下嗎？
    那一頁頁圖紙，那一條條名單，那些藏在鐵盒裏、藏在煙盒夾層、藏在廢棄燈罩裏的資料……不是憑空出來的。那是一個個“死去的人”，在我耳邊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如果我不把他們記下來，不把他們寫下去，他們就真的像動物一樣，死得無聲無息。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修配組。
    老六沒說話，隻遞給我一張折紙，白紙舊得像是茶葉水泡過，邊角還有油漬。
    我打開一看，紙上隻有幾個字：
    “他們找我談話了。”
    我抬頭望著他：“怎麽說？”
    “說我跟你走得太近，提醒我別自毀前程。”
    我心頭一緊：“你怎麽回答的？”
    老六笑了，那種笑像是下班後的工人窩在煙霧裏說段子，不是輕鬆，而是太久沒得選，幹脆懶得裝。
    “我說，我老了，耳朵不好，聽不清了。”
    我本想笑，但笑不出來。
    這一刻，我終於明白，這個廠子不是靠鐵門鎖住的。
    是靠“恐懼”編織的。
    人不是不能反抗，而是被“怕”壓得動不了。
    人會因為怕而背叛，因為怕而裝聾作啞，因為怕而裝出“與我無關”的樣子，看著別人掉下去，還要勸自己說“那是他活該”。
    午休時，阿昌來了。
    他站在門口，腳尖踢著地磚縫，眼神遊移不定，像是在找一個不確定的位置落腳。
    “你……還在寫那些？”他說。
    我看著他，語氣平靜：“你是來問，還是來勸？”
    他沉默了很久，最後像鼓起勇氣似地說：
    “斌叔找我談話了。”
    我點點頭：“他肯定找你。”
    “他說你是‘極端人員’，遲早要出事，讓我別靠太近。”
    “你信了？”
    他沒回答，隻是從衣服裏掏出一個皺巴巴的小筆記本，遞給我。
    我接過一看，第一頁寫著：
    “5.13——小翠 5.21——董姐 5.28——老楊 6.03——韓一鳴”
    我怔住，指尖發麻。
    “你也在記？”我低聲問。
    阿昌點點頭，臉上泛著羞澀：“我……不會畫圖，也不會寫長話。我就寫名字。”
    我鼻子一酸，把本子還給他。
    這廠裏不是沒人記得，而是沒人敢說“我還記得”。
    “我不是他們的人。”他忽然小聲說。
    我點點頭：“我知道。”
    “但你最好別再找我了。”他說。
    我笑了笑：“我也知道。”
    那天下班後，修配組門口放了一桶新釘子。
    桶邊貼著一張紙條：
    “廢區今晚巡查暫停。”
    我立刻明白了——這不是通知，是誘餌。
    廠方放鬆“外殼”，是想讓我們“咬鉤”。
    我當即找到老六：“動手，今晚。”
    他點頭：“今晚，繼續補檔。”
    我們翻出鐵盒，重新整理前七十八個“編號檔案”，開始寫第七十九份——韓一鳴。
    我提筆時，老六忽然開口：“等等。”
    我抬頭看他。
    “這份，不寫全名。”
    “為啥？”
    “他可能還活著。”
    我怔住了幾秒，慢慢點頭。
    我們寫下：
    “編號079：‘韓某’，男，技工。逃跑失敗，被押至冷庫未公開區域，疑似仍生存。記錄身份，不寫結尾。”
    我將那頁紙輕輕折起，夾進最深那層鐵盒裏。
    那是“死亡手冊”裏，第一個“未完結的人”。
    深夜關燈前，我躺在床上問老六：
    “你最怕的是什麽？”
    他沒看我，隻盯著窗外那片漆黑的天：
    “不是死，是你走後，他們把我寫的都燒了。”
    我點點頭：“我懂。”
    “所以，”他說得很輕，卻像從鐵皮肺裏擠出來，“你再寫下一頁的時候，得準備個‘死也要傳出去’的法子。”
    “我會的。”
    我們對視了一會，誰也沒說話。
    但我們都知道，有些東西，比“活著”更重要。
    那叫“見證”。
    三天後，編號080出現了。
    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少年工——阿進。
    他被調走了，去了一個地方，叫“封閉式實習班”。
    那是個隻進不出的地方。
    他被“利用完了”。
    這個廠，連密告者，都活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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