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名字是為了被記住，還是為了不被刪去？”
    老隋在我身邊低聲問。他的手指停在服務器主板上，屏幕中最後一串編號檔案正在加密壓縮，顯示的時間是清晨六點十三分。
    我沒回答他。因為我知道，他其實也並不需要答案。
    葉星事件之後，我們很快就遭遇了一輪新的封鎖：編號者音頻平台被強製下線，光回線信號源被監聽，一部分節點被追蹤到了公寓門口，差點出事。鍾若謠緊急疏散了九個邊緣小組，但大本營的壓力仍在逐日攀升。
    而最嚴重的問題，是資料的流失。
    編號者的信息原本就零散、破碎，有些來源隻有照片上的一角身份證，有些來自病曆存檔，有些僅是錄音和手寫信。我們建立了一個臨時數據庫，試圖將這些“碎片”拚湊成完整個體。但僅僅兩天，就有四個協助整理的誌願者賬號被封禁、後台權限被取消。
    我們意識到，僅僅依賴匿名與地下，是無法與係統級的刪除機製對抗的。要保住這些資料，必須讓它們具備“公開的合法性”，讓它們不再是“非法存檔”，而成為“曆史信息”。
    這個概念，是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中提出的。
    “我們要創建一個聯盟，”我站在會議室的白牆前，聲音緩慢卻堅定，“就像曾經的人權組織、記憶館、曆史學會一樣。我們不是黑客，我們是‘資料的繼承人’。”
    這句話最先打動了林澈。他推了一下眼鏡：“你說的是——公共信息組織？”
    “不，隻是表麵上的。”我點頭，“我們將草擬一份權利文本，稱為《編號信息存在權公約》，其核心內容是：編號者的信息不得在無通知下刪除，編號不代表罪行，而信息的存續，是社會記憶不可缺的一部分。”
    鍾若謠眉頭緊皺：“你知道這份文本根本無法獲得官方承認。”
    “但它可以被備案。”我看向她，“我們會交給‘南境社會觀察組織’，他們雖然不是官方機構，但擁有某些資料保存的資格。隻要他們簽收，我們就有一塊合法的藏身之地。”
    這是一場豪賭。但我們已經沒有退路。
    草案由我親自起草，從當晚十點一直寫到天亮。每一個字都反複推敲，每一個句子都在“理想”與“能讓現實忍受”的縫隙中折中。
    首條是最難的：
    “編號身份的存在，不應作為任何法律、道德、醫療、社交評估的依據。”
    這句話看似溫和，卻幾乎動搖了係統的核心定義——編號即社會定位。我知道，它不會被接受。但我必須寫下它。
    第二條：
    “凡編號者，其個體信息在被刪除、歸檔或轉類前，須獲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情權與響應權。”
    這是一場對抗悄然刪人機製的最基本底線：至少，讓被消除的人知道自己正在被消除。
    第三條：
    “編號本身，不得等同於罪名；編號資料，亦不等於案底或人格風險標簽。”
    此條由鍾若謠補充，她親眼見過一位編號者因申請工作被拒三十次，僅因其編號以“qx”開頭，被係統自動歸類為“抗規潛行者”。
    我寫完全文時，手掌都是汗，背後衣服已經濕透。我們用了“數據回憶聯合會”data reebrance union, 簡稱 dru）作為組織名稱，既不指向政治，也不直接對抗體製，甚至有點中性得讓人誤以為隻是學術小組。
    第二天，林澈帶著草案去了“南境社會觀察組織”。他沒有用真名，而是用了一個早期研究編號係統時的舊身份：“紀蘭舟，資料工程師”。
    出乎意料，對方居然接受了。
    不是因為同情，也不是因為勇氣，而是因為那位老學者——名叫彭望遠——的兒子，也曾短暫地被編號，理由是“過度沉迷閱讀地下文獻”。
    “我知道那些字母是什麽意思。”他輕聲對林澈說，“我會保存這份文本。”
    備案完成的當晚，整個基地集體沉默了五分鍾。
    不是慶祝，而是像一個埋藏多年名字終於被人輕聲念出的人，終於落淚。
    隨後，我們將這份協議上傳至分布式區塊節點。十六小時內，被鏡像至六十七個海外資料中轉站，其中包括一個名為“民知圖書館”的組織，他們直接將協議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德文，並附注：“地下人權文獻——來自灰區的存證”。
    整個回音者組織也開始重組。
    我們將“情緒放送組”並入dru，轉型為“編號者影像紀事小組”；將“信息蒐集部”劃分為“編號證據留存組”；而原“避風所”則成為“編號者親屬溝通站”，由許真負責，開通匿名來信通道，讓那些不敢實名的編號者家屬也有機會留下文字。
    我們甚至建立了一套“信息傳承流程”——如果某位編號者因任何原因“從網絡中消失”，dru將調取其數據存檔，將其文字、語音、圖像統一留檔，並視其遺願對其進行公共展示、匿名保存或永久加密。
    “我們不再是反抗組織。”我對所有人說，“我們是一個，為那些快被忘記的人，寫名字的地方。”
    夜裏，阿妹在臨時會議室的黑板上寫下八個字：
    “不刪，是最溫柔的紀念。”
    而我則在dru的文檔最下方，補上了第十二條非正式注解——也是隻有我們內部人知道的“感性條款”：
    “編號者之名，應在每一次被提及時，有人在耳邊輕聲說：‘他不是數據，是人。’”
    我們不確定這個組織能活多久，也不知道這些協議能否真正在係統社會裏留下痕跡。
    但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會一個一個被擦掉。
    協議草擬完成第三天，編號者數據庫再次收到來自“北城資料交換站”的通知：
    “編號係統擬清除所有帶qp、qr前綴之檔案，時限三日內。”
    我站在屏幕前，沉默許久，然後對老隋說：
    “從今天開始，所有資料雙備份。編號的人不能隻活在一次點擊之間。”
    他點了點頭：“明白。我們要讓他們，活在兩份世界裏。”
    我們沒有時間慶祝。數據保存仍在繼續。而我知道，我們離風暴越來越近。
    但也越來越真實了。
    我們，開始被自己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