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師，本名劉援朝，一個名字就帶著時代烙印的中年男人。他是外交部下屬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局的一名資深項目協調員，常駐東非已近十年。不同於西裝革履的外交官，他常年的裝扮是耐磨的卡其布褲子和塞著鋼筆的短袖襯衫，皮膚被非洲的烈日鍍上了一層古銅色，眼角刻滿了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留下的細紋。他經手過修路、建廠、醫療援助等多個項目，堪稱“非洲疑難雜症處理專家”。這次他是因階段性項目結束回國述職兼探親，被農業部“截胡”來給這支農業技術團隊做臨行培訓。
    上課前半小時，劉援朝獨自站在走廊盡頭，望著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指尖夾著一支沒點燃的煙，內心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教案就放在旁邊的窗台上，第一頁工整地寫著“第一課農業技術常用阿姆哈拉語及英語詞匯”。這原本是他準備好的內容。
    但他心裏清楚，對於這群即將奔赴一線的技術人員來說，背熟“播種????  zrat”、“除草???  aresha”怎麽讀，遠不如學會如何應對一個領了工資就消失的工人來得重要。
    “講，還是不講？” 他反複掂量。
    不講的理由很充分
    這群年輕人（以及幾位老師傅）熱情高漲，使命感爆棚。
    現在給他們潑冷水，說你們要去的不是一片隻需揮灑技術就能收獲感激的熱土，而是一個充斥著文化衝突、管理困境甚至有時讓人哭笑不得的複雜場域，會不會太殘忍？
    會不會直接打擊掉他們的積極性？萬一有人因此打退堂鼓，項目受損怎麽辦？上頭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在散布負能量？
    講的理由更沉重
    他見過太多滿懷理想主義情懷的技術專家，到了非洲後，被現實打得措手不及，甚至崩潰。技術使不上勁，人的問題卻層出不窮。
    輕則項目進度嚴重拖延，重則引發勞資衝突、甚至波及項目安全。那種挫敗感和無力感，對個人和項目都是巨大的傷害。
    現在把他們保護在象牙塔裏，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 短暫的積極性受損，總比到了現場才發現理想與現實差距太大，從而一蹶不振要強。
    “積極性可以慢慢培養，但要是人到了那邊因為準備不足而出事，或者項目黃了，那才是無法挽回的損失。” 劉援朝掐滅了想象中的煙，深吸一口氣，做出了決定“講！必須講！哪怕被說成是潑冷水，也得把最真實、最殘酷的一麵剝給他們看。讓他們帶著清醒的認知上戰場，總比讓他們穿著‘皇帝的新衣’去丟人現眼強。”
    他合上了那本寫滿詞匯的教案，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他不再想著如何做一個循規蹈矩的語言老師，而是決心扮演一個“排雷兵”的角色，用自己的經驗和教訓，為這群即將出征的同行者們，盡可能多地排除前進道路上的隱形地雷。
    於是，便有了那堂完全偏離原定計劃，卻讓所有學員印象深刻、受益終生的“第一課”。他不是去打擊積極性，他是要給這團熱烈的火裹上一層耐燒的陶瓷外殼，讓它既能燃燒，又能經得起現實的風吹雨打。
    劉老師站在講台前，看著下麵一張張充滿熱情與使命感的臉龐，心中五味雜陳。這些技術精英們摩拳擦掌，準備去非洲大幹一場，傳授技術，改變麵貌。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對即將麵對的文化和管理挑戰一無所知。
    “各位老師，各位未來的援外專家，”劉老師開口了，他的聲音帶著一種經曆過風沙的沉穩，“語言很重要，技術更重要，但今天這第一堂課，我想先和大家聊點更基礎的東西——在非洲，如何‘管人’。”
    台下安靜下來，學員們有些疑惑，這不是語言培訓嗎？
    劉老師沒有翻看教案，而是講起了故事“我在肯尼亞的一個項目點，曾經雇了十個本地工人挖水渠。第一天，幹得不錯。第二天，隻來了三個。一問才知道，另外七個人覺得昨天發的日結工資夠花幾天了，先去享受生活了。”
    台下響起一陣輕微的笑聲，覺得這很新鮮。
    “這不好笑，同誌們。”劉老師的表情嚴肅起來，“等他們錢花完了，又會回來問你要工作。你不給，他們可能會圍在項目部門口，甚至會有一些小摩擦。很多中資企業，寧願成本高一點，也從國內帶工人，為什麽？不是因為不相信非洲朋友，很多時候是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極大地影響了工程進度和生產計劃！”
    他頓了頓，看著學員們逐漸變得凝重的表情“你們是技術專家，但到了那邊，很可能每個人都要帶一支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人的本地隊伍。你們不僅要教他們怎麽施肥、怎麽除蟲，還要想辦法讓他們能持續地、穩定地來工作。這不是簡單的‘雇傭’關係，更是一種文化磨合和管理藝術。”
    老周師傅在台下深有感觸地點點頭，插話道“劉老師說得太對了！技術好教，人心難管。咱們不能光抱著‘我是來幫你’的熱忱，還得有‘怎麽才能一起把事辦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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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姐也補充道“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的培訓要加入跨文化溝通和基礎管理課程。大家必須意識到，未來的挑戰，一半在地裏，一半在人身上。”
    劉老師繼續道“所以，我們的語言學習，不能隻學‘這是什麽蟲’、‘怎麽用藥’，還要學怎麽用最簡單的當地語言，清晰地告訴他們工作規則、獎勵機製。要學怎麽表揚，怎麽批評，甚至怎麽處理糾紛。”
    他拋出一個問題“假設你發現一個工人連續三天遲到，你會怎麽辦？直接用生硬的英語批評？還是通過翻譯？或者有更好的方式？”
    台下議論紛紛。
    “我會按規矩扣他工資！”一個年輕的技術員說。
    “我先問問是不是家裏有什麽困難？”另一個稍年長的學員說。
    劉老師點點頭“都沒有錯。但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首先，要有非常清晰、提前告知的規則（這就需要語言能力）；其次，要依靠你培養的本地工頭去處理大部分日常管理（這就需要識人用人的能力）；最後，要有一套公平但堅定的獎懲製度，並且讓工人們相信這套製度。”
    他總結道“語言是工具，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背後的文化邏輯，並找到有效的管理方法。我們不是去當‘監工’，但也不能做‘老好人’。我們的目標是把項目順利推進下去，同時真正地帶出一支能幹的本地隊伍。”
    這第一堂課，完全偏離了原定的語言教學大綱，但卻給所有學員上了至關重要的一課。他們意識到，此行絕非僅僅是技術的單向輸出，更是一場複雜程度超乎想象的綜合考驗。手中的技術手冊突然變得沉重起來，因為它不僅承載著農業知識，更將承載起溝通、管理與融合的重任。
    下課後，小王沒有立刻離開，他走到劉老師麵前，誠懇地說“劉老師，您剛才講的，比我之前想的難多了。但我更想去了。能不能多給我們講講這些‘坑’？我們不想稀裏糊塗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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