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府的雕版工坊飄出濃鬱的木香，三十六名工匠正圍著《蟲災應對三十二式》的棗木刻版屏息凝神。主刻匠李師傅握著拳大的「修版拳刀」，刀尖在「菌蟲循環圖」的馴鹿蹄腕處輕輕挑動，木屑紛飛中，江淮船纜與塞北皮繩的交織紋路終於清晰呈現 —— 這是王遠特意要求的「南北同心紋」，寓意治蟲智慧如江河匯海。
    「此版需用徽州鬆煙墨、剡溪藤紙，」林羽站在工坊中央，手中捧著從長安運來的「宮廷貢紙」，紙紋裏竟摻著細小的白僵菌孢子，「墨要磨足九九八十一道，使菌粉與墨膠充分融合。」當第一版試印圖從棕刷下誕生，眾人驚見白僵菌孢子在藤紙上顯露出細微的熒光，恰似夜空中的星子，正是「墨中藏菌，紙上傳道」的神來之筆。
    刻版首發那日，揚州城萬人空巷。李大人親自抬著首套印版遊街，十二名衙役各舉書中專幅，《香蒲誘蟲圖》《菌粉潑田圖》在陽光下舒展，畫中農人服飾既有塞北的皮裘，又有江淮的短褐，竟無半點違和。虎娃舉著「蟲菌共生」的燈籠跑在最前，燈籠上的鐵甲蟲與白僵菌圖案被燭光映得活靈活現，惹得孩童們爭相模仿。
    首版五千套農書用運河水打濕的牛皮紙包裹，隨漕船運往各州府。王遠在每卷扉頁簽下「寒地王遠」四字，筆鋒裏藏著馴鹿筋的韌勁與狼毫的柔滑，恰如書中剛柔並濟的治蟲之道。首批收到書的杭州茶農驚覺，書中「茶蟲共生法」竟與祖傳的「龍井防蟲歌」不謀而合，隻是圖譜將歌謠中的模糊經驗化作了清晰的操作指南。
    最轟動的是長安太學的「農術講席」。王遠受邀登壇那日，國子監的柏樹下擠滿了來自西域的胡商、吐蕃的使者，甚至大食國的學者。他展開巨型絹本圖譜，用狼毫在「跨郡協作篇」處點出：「塞北的寒僵菌與嶺南的海藤膠，本是天地間相隔千裏的物事，卻在江淮的稻田裏成了滅蟲的雙璧。」話音未落，波斯商人舉著圖譜副本提問：「此法治蝗，能否用於兩河流域的小麥？」
    農書的影響如漣漪擴散。在敦煌，僧人將圖譜刻在石窟石壁上，白僵菌的菌絲紋與飛天壁畫共舞；在大理，彝族匠人將「誘蟲竹牌」改良為「孔雀羽誘蟲幡」，幡麵繪著南詔的蟲神圖騰；最北的室韋部族收到塞北改良版圖譜，竟在馴鹿鞍具上繡出「菌蟲平衡紋」，鞍下懸掛的小陶瓶裏，永遠裝著半瓶寒僵菌粉。
    嶺南商隊成了農書的義務傳播者。他們將圖譜翻譯成梵文、波斯文，隨香料、瓷器遠銷海外，甚至在大食國的巴紮上，出現了用阿拉伯文注釋的《蟲災應對簡本》。王遠的名字被音譯為「an yuan」，在波斯農人中成了「菌術聖人」的代稱，以至於某位阿拉伯學者在《東方農書考》中寫道：「中國之菌術，乃上天賜給農耕者的雙刃劍，而王遠，正是握住劍柄的那個人。」
    十年後的驚蟄，王遠重訪江淮。揚州治蟲坊的牆壁上，當年的刻版已被供成聖物，旁邊掛著各地農人送來的土儀：塞北的馴鹿奶酒、江南的龍井菌茶、嶺南的椰殼菌粉罐。最讓他落淚的是陳老漢送來的稻穗 —— 用書中「留蟲法」培育的稻種，穗長竟比尋常稻穗多出三寸，穀粒間還停著幾隻被白僵菌輕度感染的螢火蟲，微光與稻芒相映成趣。
    暮春的運河邊，王遠遇見一群遊學的書生。他們捧著磨損的農書副本，正在爭論「菌蟲循環篇」中的「留蟲定數」是否適用於蜀地梯田。見王遠路過，書生們竟集體下拜，其中一人翻開書頁，扉頁上「過殺則竭，過縱則災」的批注旁，不知何時多了句後生的墨筆：「讀此書者，當知治蟲如治國，貴在平衡。」
    當霜雪再次染白塞北的菌牆，王遠在凍土窖裏收到來自南洋的信箋。信中夾著片沾著海沙的稻葉，葉脈間爬著細小的白僵菌絲 —— 那是爪哇島的農人依照圖譜治蟲的實證。信末用漢字寫著：「願王君之智慧，如赤道之陽光，永照農耕之田。」他望著石壁上虎娃新刻的「萬邦共生圖」，圖中各國農人圍坐火塘，手中的農具上都刻著江淮的水紋與塞北的星圖。
    歲月流轉，《蟲災應對三十二式》成了農人案頭的「治蟲聖經」，而王遠的故事被編成無數版本的傳說。有人說他能與菌蟲對話，有人說他是神農氏轉世，但所有傳說都有一個共同點：在每個農人遇到蟲災的深夜，隻要翻開這本書，就能看見字裏行間閃爍的微光 —— 那是千年農耕智慧的星火，也是無數像王遠這樣的農人，用雙手和心血點燃的，照亮天地的共生之光。
    運河的濤聲裏，漕船依舊載著新印的農書駛向遠方，船舷上的「蟲煞」圖騰已被歲月磨得發亮，卻始終清晰。正如書末那句被無數人抄錄的結語：「蟲災非天罰，乃天地之課。治蟲非滅蟲，乃尋共生之道。」而王遠的名字，終將與這本書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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