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某個清晨，安徽歙縣桂林鄉的農田裏，一位老農的鋤頭意外觸碰到堅硬的物體。當泥土被清理開，一件泛著幽藍光澤的器物顯露出來——這隻後來被鑒定為元代藍釉爵杯的文物，正以其神秘的色澤和古樸的造型，悄然揭開了一段塵封七百年的製瓷傳奇。如今，它靜靜陳列在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的展櫃中，通高115厘米的杯身宛如凝聚了元代的夜空，那抹深邃的寶石藍釉下，藏著中國陶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釉色溯源從波斯鈷料到元代窯火的淬煉
    藍釉瓷器的誕生，是一場跨越歐亞大陸的文明對話。唐代以前，中國瓷器以青、白為主色調，藍色釉料的呈色技術一直是難題。直至唐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波斯鈷料，才為工匠們打開了新的視野。當時三彩器中偶見的藍釉，正是這種外來礦物與本土工藝的初次碰撞。入元後，帝國的遼闊版圖促進了文化交融，景德鎮窯工在吸收西亞陶工經驗的基礎上，將鈷料比例、窯溫控製與胎釉配方反複調試，終於在至元年間（12641294）燒製出穩定的高溫藍釉。
    這種被稱為“霽藍”或“寶石藍”的釉色，以氧化鈷為著色劑，含量需精確控製在23之間。釉料中還需加入適量的磷酸鈣，使熔融狀態下的釉層能均勻附著於胎體。燒製時需在12801300c的高溫還原焰中持續12小時，稍有偏差便會導致釉色發黑或開裂。安徽博物院這件爵杯的釉色“濃如深海，亮若寶石”，經檢測其鈷含量達28，與同時期波斯伊兒汗國的藍釉陶器成分高度相似，印證了元代中外製瓷技術的交流。
    爵杯的造型則延續了商周青銅爵的基因。作為古代酒器的經典形製，爵在周代已成為禮器的象征，《禮記·明堂位》記載“爵，夏後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元代工匠將青銅爵的莊重與瓷器的溫潤結合，杯身的流、尾、柱、鋬等元素一應俱全，卻以瓷質的輕盈取代了青銅的厚重，形成“古意新詮”的藝術效果。這種對傳統器型的創造性轉化，體現了元代文化“承古萌新”的時代特征。
    二、器物真容藍釉與古器型的時空對話
    爵杯通體呈喇叭狀，流口與尾翼微翹，兩側立柱作蘑菇形，腹部收束處飾一周凸弦紋，下承三棱形足。通高115厘米，流至尾長132厘米，足高43厘米，重量僅375克，胎體輕薄卻質地堅硬。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釉色——內外壁均施寶石藍釉，釉層厚約12毫米，積釉處呈深藍色，薄釉處透白胎，迎光側視可見細密的氣泡，宛如夜空中閃爍的星辰。
    工藝細節彰顯匠心。杯身采用分段模製工藝，流、尾、柱、鋬分別成型後再與杯身拚接，接縫處打磨光滑，肉眼幾不可辨。立柱頂部的蘑菇形裝飾並非實心，而是留有05毫米的中空，燒製時空氣膨脹可由此排出，避免開裂。三棱足的內側可見螺旋狀修坯痕，這是工匠以竹刀手工旋削的痕跡，每道旋痕間距約03毫米，均勻流暢。更精妙的是釉麵的“棕眼”現象——高溫下釉料中的氣泡溢出後留下的小孔，經歲月氧化形成金色斑點，宛如夜空中的星軌，成為鑒定元代藍釉的重要特征。
    三、考古現場歙縣古墓中的元代生活圖景
    爵杯出土於歙縣桂林鄉一座元代磚室墓。該墓坐北朝南，墓室長42米，寬28米，墓壁鑲嵌有花卉紋磚雕，顯示墓主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同出文物包括青白瓷碗、銀簪、銅鏡等，其中一枚“至元通寶”銅錢為斷代了關鍵依據。考古人員發現，爵杯置於棺內東側，與漆盒、瓷盞形成組合，推測為墓主生前飲酒用具。
    與其他地區出土的元代藍釉器相比，這件爵杯具有鮮明特色。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的藍釉白龍紋梅瓶以紋飾繁複取勝，揚州博物館藏藍釉爵杯則造型粗獷。而安徽博物院藏品以“素麵藍釉”為特點，僅以凸弦紋裝飾，更能凸顯釉色本身的美感。這種簡約風格與元代文人“尚質不尚文”的審美取向相契合，也反映了徽州地區“清雅脫俗”的文化特質。
    值得注意的是，爵杯底部殘留有三個支釘痕，呈三角形分布，每痕直徑約08毫米。這表明其燒製時采用“覆燒法”，以支釘支撐杯身，避免釉麵粘連匣缽。這種工藝在定窯白瓷中常見，但用於藍釉器則極為罕見，反映了元代景德鎮窯工對不同釉色燒製工藝的創新運用。
    四、多維價值藍釉瓷中的曆史密碼
    從工藝史角度看，這件爵杯代表了元代製瓷業的巔峰成就。其藍釉“色如天青，光若鏡明”，經x射線熒光分析，釉中氧化鈷含量與波斯“蘇麻離青”相近，證明元代已建立穩定的鈷料進口渠道。高溫藍釉的成功燒製，打破了“南青北白”的傳統格局，為明清青花、顏色釉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01novel.com05年，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對其進行熱釋光檢測，確認燒製年代為13101novel.com1340年，屬元代中期製品，這一時間點恰與文獻記載的“浮梁磁局”設立相吻合，暗示其可能為官府定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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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曆史價值層麵，爵杯為研究元代社會了實物佐證。元代實行嚴格的等級製度，《元史·輿服誌》規定“庶人不得用瓷胎漆食器”，而藍釉作為高檔色釉，更屬貴族專享。墓主雖非高官顯貴，卻能使用藍釉爵杯，反映了元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下社會階層的流動。此外，爵杯的造型延續了中原禮器傳統，與同時期蒙古族的金銀酒器形成對比，體現了元代“各從本俗”的文化政策。
    藝術審美上，該爵杯展現了元代工匠對“極簡主義”的探索。與宋代瓷器的含蓄內斂、明代瓷器的華麗繁複不同，元代藍釉器以單色釉的純粹之美取勝。這件爵杯的藍釉“濃而不豔，深而不沉”，在光線變化中呈現出深淺不一的藍色調，仿佛將萬裏晴空凝聚於方寸之間。這種對色彩本質的追求，與元代文人畫“逸筆草草”的創作理念異曲同工，共同構成了元代藝術“重意輕形”的美學特征。
    如今，當參觀者駐足展櫃前，總會被那抹穿越七百年的藍色所吸引。它不像青花瓷那樣喧囂，卻以沉靜的力量訴說著元代的開放與包容——那是波斯鈷料與景德鎮瓷土的相遇，是草原文明與農耕文化的對話，更是工匠智慧與自然之力的結晶。作為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件藍釉爵杯不僅是一件精美的文物，更是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向元代社會生活、工藝技術與審美精神的大門。在led燈光的映照下，釉麵的氣泡與棕眼閃爍著微光，那是古代工匠留下的指紋，也是時間刻下的密碼，等待著每一位觀者去解讀、去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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