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拒絕在敵軍尚未列陣時發起進攻，他認為此舉違背了戰爭的禮法，也不符合仁義之道。
    楚軍渡河完成布陣後，宋軍才發動攻擊，結果因兵力懸殊而慘敗。
    宋襄公對仁義與禮法的堅持，最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宋國的小霸地位隨之瓦解，國力大為削弱。
    他因此被後人視為迂腐，但在春秋時期，他仍被看作一位值得敬重的仁義貴族，隻是更適合成為一位貴族俠士，而非真正的君王。
    扶蘇提到司馬穰苴，春秋初期禮法盛行，但至末期禮崩樂壞，軍法逐漸取代禮法。
    司馬穰苴治軍嚴格，曾率軍抵禦燕、晉聯軍，甚至依法處決了延誤軍機的君王寵臣莊賈，展現出軍法的威嚴。
    此事激勵了齊國將士，晉軍未戰先退，司馬穰苴乘勝追擊，收複失地，聲望大增。
    盡管司馬穰苴名聲不顯，但他象征著春秋戰爭從禮法向兵家軍法的轉變。
    他的侄孫孫武在吳國治軍時也曾在演練中依法斬殺寵妃，繼承了其風範。
    司馬穰苴還著有兵書《司馬法》，主張用兵需謹慎，最好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武，繼司馬穰苴之後，輔佐吳王闔閭攻破郢都，成就非凡，其著作《孫子兵法》被譽為兵學經典。
    《孫子兵法》開篇即指出：戰爭是國家的大事，關係到生死存亡，必須慎重對待。
    由此可見，孫武的軍事思想深受司馬穰苴慎戰理念的影響。
    兵家學問代代傳承，孫武被尊為兵聖，離不開司馬穰苴的奠基。
    同時，他也受到薑子牙等前人的啟發，但司馬穰苴的影響更為深遠。
    孫武所著《孫子兵法》，堪稱兵學巔峰之作。
    繼孫武之後，戰神吳起嶄露頭角。
    盡管吳起私德有瑕疵，但他文武兼備，治國安邦，著有兵書《吳子》。
    吳起一生戰功卓著，曾以老弱之兵擊敗強齊，訓練魏武卒令諸侯畏懼，西壓秦國，東擴疆土，變法強楚。
    尤其是陰晉之戰，五萬魏武卒大敗五十萬秦軍，令人震驚。
    吳起不同於司馬穰苴和孫武，他主張軍功至上，強調實戰能力。
    同時，他也是兵家從慎戰轉向主戰的關鍵人物。
    他推行募兵製，魏武卒成為職業軍人，憑借戰功晉升，渴望在戰場上建功立業。
    從戰爭禮法到兵法慎戰，再到軍功精兵主義的主戰，兵家思想不斷演進。
    商鞅借鑒吳起的兵法，創立軍功爵位製度，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轉變。
    尹尚深吸一口氣，說道：“軍功爵位製度保障了晉升的渠道，斬殺敵人記功確保了晉升的公平，再加上全國實行的什伍連坐與鄉裏製度，秦國逐漸走向了古典軍國主義的道路。
    在商鞅的推動下，兵家從主戰轉向求戰，甚至開始依賴戰爭。
    尤其是白起的崛起……”
    “依老夫之見，秦國的古典軍國主義本不該如此激進！
    但白起一生征戰，殺敵百萬，被稱作‘殺神’，也助長了秦國的戰爭欲望！
    幸好有呂不韋出現，稍稍壓製了秦國的戰意，雖然他不幸死去，卻也減緩了秦國的殺戮之勢。
    否則，始皇帝清除軍中功臣時，影響恐怕會更深遠！”
    至此，尹尚得出結論：兵家最初對戰爭持謹慎態度，但隨著時代發展，戰爭變得難以控製，兵家迅速走向了古典軍國主義。
    兵家的發展經曆了六次變化：司馬穰苴從禮法轉為軍法；孫武將兵法推向極致；吳起由慎戰轉為精兵；商鞅由精兵轉為軍國；白起讓軍國主義如火上澆油；嬴政統一六國，霸道達到頂峰，但也埋下了隱患。
    尹尚的軍武改革，正是為了消除這些隱患。
    “如今天下已定，老夫希望兵家將領能有所退讓。”尹尚問扶蘇：“你覺得應退到哪一步？”
    扶蘇沉思後回答：“老師想要減緩秦國戰車的速度，應先回到軍功精兵主義，再重新恢複兵家的慎戰思想。”
    尹尚點頭同意：“北邊的大月氏和東胡仍在，待初冬時節，李信便可再次發動閃電戰。”
    閃電戰需選好時機，北方邊境的寒冬前最為合適。
    李信掃蕩草原部落，即使斬敵不多，也能摧毀其生存資源，使其在寒冬中餓死。
    自古以來，天寒地凍都是殘酷的災難，對草原部落尤為致命。
    物資受損，他們隻能等死於嚴冬之中。
    至於百越之地，應以精兵配合  逐步滲透。
    尹尚沉思片刻後說道：“拓展疆土勢在必行，但不可因百越之戰而使秦國國力耗盡。”
    帝國剛剛建立，百業待興。
    茂陵需要修建，馳道亟待修築，長城還需連接。
    南北征戰可以展開，但不能傾盡全國之力。
    對北方速戰速決，難以大幅提升軍備生產。
    因此，南征百越，實為軍功勳貴晉升的階梯。
    換句話說，古典軍國主義不能突然刹車，否則容易引發內亂。
    秦國中層將領是軍隊的骨幹，若損失過重，戰鬥力必將衰退。
    因此，尹尚認為征伐百越應如戰車般緩行，以防急停導致翻覆。
    扶蘇恍然大悟：“先生，我明白了。
    那先登、斬將、奪旗、陷陣四種方法，正是為軍功精兵而設！”
    尹尚點頭：“秦國以往大軍出動的情形，應該停止。
    必須讓秦軍內部競爭，優中選優，才能贏得銳士之名！”
    戰國四大強軍：齊國的技擊之士，魏國的武卒，趙國的邊騎，秦國的銳士。
    秦銳士的標準極為嚴苛，上馬可對抗趙國騎兵，下馬則勝過魏國步卒。
    尤其是鐵鷹銳士，二十萬秦軍中，僅能選出三遷。
    鐵鷹銳士，乃戰國最強！
    扶蘇提起秦國昔日的先登銳士，尹尚笑道：“老夫所說的四法，正是源自先登製度！”
    秦國先登銳士，如同精英敢死隊，攻城拔寨，衝鋒在前，難度極高。
    軍法製度需有依據，才能贏得將士的信服。
    尹尚並非空談之人，他傳授的道理都有出處，並非憑空捏造。
    據說，秦國攻城時步驟嚴謹，先登銳士扮演關鍵角色，但在此之前——
    尹尚稍作停頓後繼續說道：攻城方往往傷亡慘重，墨家長期占據中原，促使各國守城準備與器械大幅升級。
    因此，秦軍先鋒大將常驅使敵國民眾、奴隸和俘虜作為前鋒，消耗守城器械與箭矢。
    待守城方力量減弱，且大將確信必勝之時，才派遣先登銳士，一舉攻城。
    此法雖減少己方傷亡，卻損害了秦軍的威名。
    墨家也有兵法，但與《司馬法》《孫子兵法》等宏觀戰略不同，墨家兵法注重實際，細致入微，能夠精確落實到基層。
    以《墨子·備城篇》為例，詳細記載了守城的方法：城門需設置懸門、溝塹和機關，門長二丈，寬八尺，左右門扇緊貼，縫隙僅三寸，門上覆蓋的土不超過二寸。
    溝塹深一丈五，寬度與門扇相同，長度根據人力而定，末端設懸門，僅容一人通過。
    敵人到來時，各門鑿孔並覆蓋幕布，每孔係繩，繩長四尺。
    城樓四角建高樓，守城子弟居於其上，監視敵情，包括敵人的進退左右動向，失職者處死。
    由此可見，墨家兵法注重具體實踐，而非《孫子兵法》中的抽象戰略理念，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或“以正合，以奇勝”等。
    這種宏大的戰略兵法，若沒有指揮萬人的能力，研讀也是徒勞。
    再觀墨家兵法，即便最底層的士兵，也能依照詳盡的守城手冊行動，各司其職，秩序井然。
    這也正是中原城池難以被攻破的關鍵。
    昔日，通武侯王賁攻打魏國都城大梁時，不惜引黃河水灌城，隻因大梁城防固若金湯。
    “漠視中原百姓的性命，將他們當作棄子，其後果極為嚴重，導致秦軍前線的中下層將領心態逐漸變化，秦軍的思想體係悄然失控。”尹尚語氣略帶沉重，“如今大秦各地的官員多出身軍旅，他們自然不會將中原普通百姓當作同類。”
    “這些人，曾是他們眼中的攻城器械，消耗品。”
    “他們對生命的冷酷，加上軍國主義將領對戰爭的依賴，形成了一種難以解決的治理困境。
    他們甚至故意挑動某些地區的民眾反抗，以此榨取大量財富，並在叛亂中獲取戰功。”
    “從頭到尾，他們隻在乎利益……這種影響，太過深遠！”
    反抗，已不可避免。
    大秦的軍功爵製決定了，秦吏不怕百姓反抗，隻怕無功可立、無路可升。
    因此，軍事改革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於戰鬥力。
    扶蘇震驚地問：“如此說來，中原底層百姓即使被壓榨至死，被迫造反，最終也會成為秦吏功勞簿上的一頁？”
    扶蘇深感這種連鎖反應之可怕。
    的確，任誰身為秦吏，恐怕都難以抗拒這樣的 ：既能剝削百姓，又能在逼反之後立下功勞，形成一個完美的利益循環。
    至於朝廷想要出台政策限製秦吏逼迫百姓造反……新朝初建，中原偶有小規模動亂，本就正常。
    若因百姓反抗而嚴懲官員，大秦官僚係統恐怕會迅速崩潰。
    因為亂民與盜匪往往難以分辨，全麵  也並不現實。
    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實現，至少眼下大秦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