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人垂頭喪氣地被帶進了派出所，白熾燈將審訊室照得慘白。劉阿姨相機裏的照片很快被警察衝洗出來，一疊帶著藥水味的照片攤在桌上，每張都清晰記錄著胡胖子的醜態。在鐵證如山的證據麵前，胡胖子耷拉著腦袋，被治安拘留七天。而我因防衛過當站在角落，攥緊的拳頭還在微微發顫，好在身為未成年人，隻是被警察嚴肅地口頭教育一番，這場風波才勉強算翻篇。
    暮色漸濃時，我跟著媽媽走進她租住的平房。穿過斑駁的朱漆大門，一股陳舊的黴味混著潮濕氣息撲麵而來。直到站在院子中央，我才注意到這棟建築奇特的格局——除了中間那片不到五平米、能看見巴掌大天空的露天區域，其餘地方全被低矮的房屋圍得嚴嚴實實。媽媽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聲音裏帶著幾分感慨："這叫四合院兒。"可我盯著四周傾斜的屋簷和牆皮剝落的磚牆，實在喜歡不起來，唯有一進門那麵貼著精美壁畫瓷磚的影壁牆除外，瓷麵上的花鳥圖案在暮色裏泛著溫潤的光，倒像是這破舊院落裏唯一的亮色。
    當晚，劉阿姨風風火火地把胡胖子的行李一股腦打包扔到了院外。隨著那木鐵門重重關上，四合院裏終於隻剩下我們母子倆。夜色深沉，媽媽卻沒忘記此行的目的——送我上學。山東的開學日期比東北早了一大截，我們連好好喘口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媽媽就攥著皺巴巴的地址條，帶著我七拐八繞找到了二舅爺王安。二舅爺是個熱心腸的人，一聽我的情況，布滿皺紋的臉上滿是關切，接下來的日子裏，他不辭辛勞地帶著我們母子跑遍了城裏所有的中學，皮鞋踏過青石板路的聲響，成了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記憶。
    二舅爺擦著額頭的汗珠，把最後一所中學的報名表遞給我時，夕陽正把校門口的銅字招牌烤得發燙。教導主任推了推金絲眼鏡，指尖劃過我東北老家帶來的成績單，鏡片後的目光像手術刀般鋒利：“數學37分，英語剛過及格線？我們這兒期末平均分都比這高。”他的鋼筆尖重重戳在試卷上，藍墨水洇開的痕跡像朵難堪的花。
    我攥著磨破邊角的帆布書包，聽著走廊裏此起彼伏的英語晨讀聲，突然意識到山東的課堂像架精密的機器。教室裏懸掛的倒計時牌刺痛雙眼，後排學生課桌下堆著半人高的習題集，連課間操時間都有人抱著單詞本背誦。當我在課堂測驗上對著幾何輔助線手足無措時，鄰桌女生已經開始刷競賽題；東北課堂上用來起哄的下課鈴，在這裏成了此起彼伏的翻書聲。
    媽媽蹲在路燈下給老家的老師打電話，攥著聽筒的手在發抖：“郭老師，您說這孩子在東北明明能排中遊......”電話那頭的聲音混著電流聲傳來：“山東高考競爭太激烈，題型難度也不一樣啊。”她掛斷電話後，路燈把影子拉得老長，發梢沾著的柳絮在風裏飄，像落了一頭霜。
    連續被七所學校婉拒後，二舅爺的皮鞋底磨得發白。最後一家民辦中學的校長翻著我的材料直搖頭：“我們今年名額滿了，況且......”他頓了頓，“這成績跟不上進度，怕是要耽誤其他孩子。”離開時，媽媽默默把我護在身後，我卻聽見她跟二舅爺低聲商量：“要不......讓孩子留一級？”梧桐葉沙沙作響，蓋住了她聲音裏的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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