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書咱們說到，法國戰敗投降，這個在一戰時期立下赫赫戰功的法蘭西英雄貝當元帥選擇了屈辱的合作當了“法奸”，整個國家似乎都陷入了黑暗。但就在這最黑暗的時刻，一個高大的身影，毅然決然地飛往了倫敦，準備點燃反抗的火種。他就是夏爾·戴高樂。
    這位在當時還不太出名的將軍，是如何在法國崩潰的時刻，挺身而出，扛起“自由法國”這麵大旗的呢？他跟法國高層那些大佬們，又有著怎樣複雜的過往？這一回，咱們就來聊聊這位性格孤高、意誌如鋼的將軍——戴高樂。
    夏爾·戴高樂，1890年出生在法國北部裏爾一個信奉天主教、充滿愛國主義和傳統文化氛圍的知識分子家庭。他爹亨利·戴高樂，是個曆史和文學教授，更是一位親身參加過1870年普法戰爭的老兵。在那場讓法國割地賠款、喪失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屈辱戰爭中，老戴高樂先生作為一名普通士兵，目睹了法軍的潰敗和國家的恥辱。
    這種家國情懷和對德國的警惕，可以說是從小就刻在了小戴高樂的骨子裏。 耳濡目染之下，小戴高樂從小就對軍事和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跟別的孩子不一樣，他似乎天生就帶著一種憂鬱、高傲，還有點“救世主”情結。在他年僅15歲的時候，這小子就寫了一部幻想小說，在故事裏，他自己搖身一變，成了“戴高樂將軍”，率領著20萬法軍，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打敗了德國侵略者，拯救了法蘭西！ 瞧瞧，小小年紀，這“誌向”就不是一般的大！他似乎早就把自己的人生，和法蘭西的命運給捆綁在了一起。
    懷揣著這份報國之心，年輕的戴高樂沒走他爹那條教書育人的路，而是選擇了投筆從戎。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才華，他成功考入了被譽為“法國西點軍校”的——聖西爾軍校，這可是當時法國陸軍軍官的搖籃。
    進了軍校，戴高樂那“與眾不同”的勁兒就更明顯了。那時候，軍校裏最時髦、最受追捧的是啥？是騎兵！跨上高頭大馬，揮舞著馬刀衝鋒陷陣，那叫一個威風凜凜，帥氣逼人！可戴高樂偏偏對這些不感冒，他一門心思地鑽研起了當時還不太受重視的炮兵戰術和步兵協同。 他覺得，未來的戰爭，光靠騎兵那點衝擊力是不夠的，得靠火力和步兵協同。
    他這些想法，在當時以騎兵為榮、思想還比較保守的軍校裏，自然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再加上他本人性格又比較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天生帶著點距離感， 也不太擅長跟同學們搞關係、拉幫結派。所以啊，他在軍校裏朋友不多，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圖書館裏啃書本、研究戰史，就是在去圖書館的路上。 活脫脫一個“學霸”加“孤狼”的形象。
    不過，“怪才”歸“怪才”，學習成績是實打實的。三年後1912年），戴高樂以優異的成績從聖西爾軍校畢業。
    畢業之後，戴高樂被授予少尉軍銜後來在一戰前晉升為中尉），分配到了駐紮在阿拉斯的第33步兵團。也正是在這裏，他遇到了他軍旅生涯中第一位、也是對他影響至深的一位“貴人”。
    誰呢？就是時任第33步兵團團長的菲利普·貝當上校！
    那時候的貝當，還不是後來那個飽受爭議的維希政府首腦，而是一位治軍嚴謹、頗具威望、在軍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對這個身材高大、思想獨特、雖然有點“刺兒頭”但才華橫溢的年輕下屬戴高樂，是頗為賞識的。貝當經常在軍事會議上點名讓戴高樂發言，甚至還引用過戴高樂文章裏的觀點。可以說，貝當是戴高樂早期的“伯樂”和重要的導師。當然，戴高樂也因為這份“知遇之恩”，對貝當一直心存敬意，直到後來兩人因為對待德國的態度而徹底決裂，那是後話）
    就這樣，年輕的戴高樂，在他的“貴人”貝當的麾下，開始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軍旅生涯。他磨練著自己的軍事技能，也進一步思考著未來戰爭的形態。而一場即將席卷整個歐洲的更大風暴，也正在悄然醞釀之中……
    好景不長，或者說，考驗年輕軍官成色的最好“熔爐”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戴高樂和他所在的第33步兵團，自然是第一批被派往前線的部隊。打起仗來，這位高個子、平時有點“悶”的年輕軍官此時已晉升為上尉），簡直像換了個人！作戰極其勇猛，經常是身先士卒，衝在最前麵。當然，衝得猛，受傷的幾率也大。在一戰頭兩年，他就先後三次負傷，小腿中彈、手臂骨折……簡直成了戰地醫院的常客。但每次傷好了，他又嗷嗷叫著重返前線，那股子強勁兒，誰也攔不住。
    真正的“大劫”，發生在了1916年慘烈無比的凡爾登戰役中。在一次德軍的猛烈進攻中，戴高樂率領他的連隊死守陣地，打得異常頑強。激戰中，他再次身負重傷被刺刀捅穿了大腿，還有毒氣中毒），當場昏死過去。等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了德國人的擔架上，成了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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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戴高樂被俘、在德國戰俘營裏苦熬歲月、琢磨著怎麽越獄的時候，他曾經的團長、那位慧眼識珠的菲利普·貝當，卻因為在凡爾登戰役中指揮得力、成功頂住了德軍排山倒海的進攻喊出了“他們絕不能通過！”的口號），聲望和軍銜是坐著火箭往上漲！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從1916年初到1917年中），他就從一個上校團長，一路飆升為集團軍司令後來更成為法軍總司令），最終成為了拯救凡爾登、乃至拯救法蘭西的民族英雄！ 一師一徒，一個成了階下囚，一個成了救國星，這命運的對比，也是夠強烈的。
    對於一個視榮譽和祖國高於一切的軍人來說，當戰俘無疑是巨大的恥辱。但戴高樂可不是那種會乖乖認命的人！在接下來的兩年多戰俘生涯中，他被關押在德國不同的戰俘營裏。幹啥呢？主要幹兩件事：一是學習德語、研究德國知己知彼嘛）；二是琢磨著怎麽越獄！，因為在戴高樂看來，即便戰爭結束，與德國的再次開戰也僅僅是時間問題！
    戴高樂先後策劃並實施了五次越獄行動！ 挖地道、翻牆頭、化妝……各種招數都試過。可惜啊，大概是因為他那1米96的大個子實在太顯眼了，每次都還沒跑遠就被德國人給抓了回來，還被關了更長時間的禁閉。但這五次失敗的越獄，反而更能體現出他那永不放棄、極其堅韌的性格。他就是那種“隻要我還有一口氣，就得跟你對著幹”的主兒！
    一戰結束，戴高樂終於回到了法國。戰後的幾年裏，他繼續在軍隊中任職，也在思考著戰爭的未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再次塑造了他的軍事思想。
    1919年到1921年，戴高樂被派往剛剛獲得獨立、正在與蘇維埃俄國進行殊死搏鬥的波蘭，擔任法國軍事顧問團的成員，負責培訓波蘭軍官。
    在波蘭那廣袤的平原上，戴高樂第一次近距離、大規模地觀察到了坦克在實際作戰中的運用！而且啊，說出來您可能都想不到，很多人以為坦克大規模集群作戰是德國人發明的，其實不然！在蘇波戰爭中，波蘭人為了對抗蘇俄的騎兵和步兵，就已經開始嚐試集中使用他們手裏那些雖然很老舊的）坦克，發動衝擊了！可以說，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坦克集群作戰，還真就是波蘭人先搞起來的！
    戴高樂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心裏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看到，即使是那些性能不咋地的“小鐵皮車”，一旦集中起來，配合得當，就能對步兵和騎兵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他徹底堅信：坦克，這種鋼鐵怪獸，絕不僅僅是步兵的輔助工具！它將是未來陸地戰爭的主宰！ 誰能掌握集中使用、快速機動的裝甲部隊，誰就能贏得未來的戰爭！這種思想的火花，在他心中熊熊燃燒起來。
    從波蘭回來後，戴高樂就成了法國軍界一個堅定的“坦克製勝論”鼓吹者。他開始潛心研究裝甲兵戰術，並且在1934年出版了一本影響深遠雖然當時在法國沒啥人理他）的軍事著作——《建立職業軍》，後來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未來的陸軍》。
    在這本書裏，他石破天驚地提出：
    馬奇諾防線靠不住！ 未來的戰爭是運動戰，不是陣地戰！指望一道靜態的防線來保衛國家，那是自欺欺人！
    必須建立獨立的裝甲師！ 法國應該組建一支完全由職業軍人構成、裝備精良、高度摩托化、擁有強大火力和機動性、能夠獨立遂行縱深突破任務的裝甲部隊！這支部隊將是未來戰場上的“決定性力量”！
    空地協同是關鍵！ 裝甲部隊的突擊，必須得到強大空中力量的密切配合和支援！
    您聽聽，這不就是後來德國人玩的“閃電戰”的那一套理論嗎？ 戴高樂在1934年就提出來了！可以說，他絕對是當時法國軍界乃至世界軍界，少數幾個預見到未來戰爭形態的“先知”之一！
    可結果呢？“先知”在自己的家鄉，往往是不受歡迎的。
    當時法國軍政高層，腦袋裏裝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和對馬奇諾防線的迷信。他們覺得戴高樂這小子簡直是“離經叛道”、“嘩眾取寵”！
    老將軍們說： “坦克？那玩意兒跑得是快，可皮薄餡大，碰上反坦克炮就是個死！還是得靠步兵和重炮穩紮穩打！”
    政客們說： “修馬奇諾防線花了那麽多錢，你現在說沒用了？還讓我們再花錢搞什麽裝甲師？沒錢！
    就連他那位曾經對他青眼有加、如今已是法蘭西軍界泰山北鬥的“恩師”貝當元帥，雖然在一戰後對戴高樂這位才華出眾的“愛徒”頗為照顧和提攜， 在軍界給了他不少機會比如推薦他去軍事學院任教、在最高軍事委員會工作等），但在軍事思想上，這位靠著凡爾登防禦戰成名的老帥，骨子裏還是更相信步兵和塹壕的作用，對於戴高樂這套把坦克捧上天、強調高速進攻的“裝甲軍理論”，始終是抱著懷疑甚至是不讚成的態度。 連“恩師”都不完全支持甚至可能覺得這學生有點“忘本”，不走正道），其他那些思想更保守的老將軍們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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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戴高樂的書在法國沒賣出幾本，他的理論被束之高閣，他本人也因為思想“過於超前”，在軍界的晉升之路一直不太順暢，甚至受到排擠。有趣的是，反倒是德國人把他的書翻譯過去，認真研究了一番...這裏麵就有後來的“閃電戰”之父古德裏安）
    就這樣，懷才不遇的戴高樂熬到了1940年。當德國人的坦克真的像他預言的那樣，以“閃電般”的速度撕裂了法軍防線時，法國高層才在慌亂中想起了這個曾經的“烏鴉嘴”。
    他們匆忙給了戴高樂一個臨時拚湊起來的第4裝甲師的指揮權。戴高樂臨危受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指揮著他那裝備參差不齊的坦克部隊，在蒙科爾內等地，硬是朝著德軍不可一世的裝甲矛頭側翼，發動了幾次雖敗猶榮的反擊！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法國坦克兵不是不能打，法國坦克也不是不如德國坦克，關鍵在於怎麽用！他的反擊雖然沒能扭轉戰局，但卻是在一片潰敗中罕見的亮點，也為他贏得了“準將”的軍銜和國防部次長的職位。
    然而，個人的努力無法挽救體製的失敗。當他眼看著法國高層在失敗麵前驚慌失措、爭吵不休，尤其是當他得知自己的恩師貝當元帥竟然準備向德國屈膝投降、組建維希政府當“法奸”的時候，戴高樂內心的痛苦、憤怒和掙紮可想而知！
    當時貝當組建新政府後，還希望把戴高樂這位他曾經賞識的門生留在身邊，甚至有意讓他擔任維希法國的國防方麵要職。 但這讓戴高樂陷入了巨大的兩難境地：一邊，是曾經提攜自己、對自己多次照顧有加的恩師；另一邊，是他誓死效忠、如今卻即將淪喪的祖國法蘭西的自由和榮譽。
    是選擇留在維希政府，或許能在體製內做些事情，但難免背上與侵略者合作的罵名？還是選擇一條前途未卜、甚至可能被視為“叛國”的流亡抵抗之路？
    戴高樂沒有猶豫太久。他那顆高傲而堅定的心告訴他：絕不能當“法奸”！絕不能向納粹德國低頭！ 他決心離開法國，到當時唯一還在抵抗德國的盟友英國去，繼續戰鬥！
    於是，他開始秘密聯係當時在法國的英國聯絡官，丘吉爾的私人代表——愛德華·斯皮爾斯將軍。 在得到丘吉爾的默許後，就在1940年6月17日早上，當貝當發表尋求停戰講話的廣播還在空中回蕩時，戴高樂借口去機場為即將返回倫敦的斯皮爾斯將軍送行。在機場上，就在飛機即將起飛的那一刻，他趁著眾人不注意或許是斯皮爾斯有意配合），猛地跳上了英軍的飛機！ 飛機隨即起飛，載著這位未來的“自由法國”領袖，飛離了即將沉淪的祖國，飛向了充滿不確定性的倫敦！這場“勝利大逃亡”，堪稱驚險！
    戴高樂這一走，無疑是徹底與貝當和維希政權決裂了！這也徹底惹惱了他的恩師貝當。 貝當政府很快就宣布開除戴高樂的軍籍，並以“叛國罪”進行了缺席審判，判處他死刑！ 一對曾經的師生、戰友，就這樣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
    到了倫敦，戴高樂幾乎一無所有，但他有一樣東西是誰也剝奪不了的——那就是他的信念和聲音！
    1940年6月18日， 就在他抵達倫敦的第二天，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的電波，戴高樂向所有能收聽到廣播的法國人，發表了他那篇足以載入史冊的《告法國人民書》！
    他用他那特有的、莊嚴而洪亮的聲音宣告：“法國輸掉了一場戰役，但法國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他指出，導致失敗的是敵人的機械化力量和戰術，而不是法蘭西民族的勇氣。他強調，這場戰爭是世界性的戰爭，法國並非孤立無援，它擁有廣闊的海外帝國，可以依靠英國的海上力量，還可以指望美國的工業資源。他還號召所有在世界各地、不願屈服的法國士兵、工程師、技術工人，加入到他的行列中來，團結起來，繼續抵抗！ 他最後用那句擲地有聲的話結束了他的演說：“無論發生什麽，法蘭西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
    這篇演說，雖然當時在法國本土聽到的人可能並不多維希政府嚴密封鎖消息），但它卻像一顆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它成為了“自由法國”運動誕生的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法國沒有死！抵抗，仍在繼續！
    而剛剛上任、急需盟友共同對抗德國的丘吉爾政府，也對戴高樂的行動給予了關鍵支持。英國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認戴高樂所領導的“自由法國”是“代表所有繼續戰鬥的自由法國人的合法機構”， 並為他在倫敦設立總部、招募人員、組建軍隊提供了必要的幫助和便利。英國的這一“第一時間”的承認，對於當時力量極其弱小的“自由法國”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意義重大！ 它給了戴高樂一個合法性的基礎，也讓他那星星之火，有了燎原的可能。
    戴高樂是憑借著一股不屈的意誌和對法蘭西的無限忠誠來到了倫敦，開始了艱難的抵抗事業。但此刻的他，在丘吉爾和英國政府眼中，還隻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政治資本和軍事力量的“流亡者”。 如何支持他，如何讓他那“自由法國”的旗幟真正發揮作用，那還是後話。
    對於身處戰爭最前沿、獨自麵對納粹德國巨大威脅的丘吉爾來說，眼前最迫在眉睫、最讓他頭疼的問題，根本不是怎麽扶持戴高樂，而是怎麽處理那支停泊在地中海和法國港口、實力依然完整的法國海軍艦隊！ 這支強大的力量，一旦落入希特勒之手，將對英國的海上生命線構成致命威脅！丘吉爾夜不能寐，反複權衡。他不敢相信維希政府的保證，更不敢相信希特勒的“承諾”。
    為了大英帝國的生存，他似乎隻剩下一個選擇，一個極其痛苦、甚至可能永遠無法被法國人原諒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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