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們講到，諾曼底戰役，在經曆了近三個月的血腥搏殺後，以法萊斯口袋的關閉和德軍b集團軍群的覆滅而告終。盟軍，終於在法國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並像一把燒紅的尖刀，捅開了通往巴黎和德國本土的大門。德軍的西線，已經是一片搖搖欲墜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然而，就在盟軍高歌猛進、準備將納粹德國送進墳墓的時候，在德國內部，一場更為驚心動魄、更為隱秘的戰爭，也達到了它最後的、決定性的高潮。
    這場戰爭的主角，不是盟軍，而是一群德國人自己。他們的目標，不是盟軍的坦克，而是他們自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現在，讓我們把視線，從諾曼底的前線，暫時拉回到德國內部那陰雲密布的政治心髒。因為在這裏，一場旨在刺殺希特勒、推翻納粹政權的驚天密謀，即將上演。
    要說清希特勒為什麽會被刺殺，咱們得先掰扯一個底層邏輯：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上台，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人去死心塌地地效忠他。關鍵，在於他做的事情，能不能服眾。
    希特勒這個人在1940年，德軍橫掃西歐、占領巴黎之後，其個人聲望，在德國內部，達到了人生的巔峰時刻。那個時候，就算你再看不慣他，再覺得他是個瘋子，可人家就是把事兒幹成了，把德國從一戰的屈辱中，重新拉回了歐洲之巔。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反對他的人，也隻能把嘴閉上，沒什麽好說的。
    可如果……他沒幹成呢？
    尤其是“巴巴羅薩”行動之後，德軍在蘇聯的冰天雪地裏，撞得頭破血流。斯大林格勒的慘敗，北非的潰退，諾曼底的登陸……眼看著整個德意誌，都要被這個瘋子，拖進萬劫不複的深淵。這個時候，那些曾經沉默的、甚至支持過他的人，就開始動心思了。
    可問題是，當時的希特勒，早已不是什麽民選總理了。他是一個手握生殺大權的獨裁者，是一個被神話了的、至高無上的“元首”。既然合法的途徑，不可能讓他下台，那麽，剩下的選擇，就隻有一個了——用一些非常的、極端的手段，把他從物理上，消滅掉。
    說起來，希特勒的上台，本身就不是什麽民心所向、眾望所歸。他的掌權之路，充滿了各種政治上的算計、妥協和曆史的巧合。咱們簡單回顧一下，他是怎麽爬上那個位置的。
    故事，要從上世紀30年代初的德國說起。當時的大蕭條，像一場瘟疫，席卷了整個世界，德國，是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經濟崩潰，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整個社會，都籠罩在一種絕望和憤怒的氛圍中。
    而德國當時的政府——魏瑪共和國，這個德國曆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正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會裏，大大小小的政黨林立，像個菜市場一樣，天天吵架，誰也無法組建一個穩定的政府，導致政治徹底癱瘓。整個社會，在極左的共產主義和極右的法西斯主義的撕裂中，日益兩極分化。老百姓對“民主”這個詞，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
    正是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氛圍中，希特勒的納粹黨，找到了機會。在1923年，他搞過一次暴力的“啤酒館政變”，想學墨索裏尼，結果失敗了，還把自己送進了監獄。出獄後，他學聰明了，改變了策略，轉而尋求通過選舉，“合法地”掌握權力。
    納粹黨利用德國民眾對《凡爾賽條約》的屈辱感、對經濟蕭條的恐懼，以及對政治僵局的厭倦，承諾要恢複德國的強大，要給每個家庭提供就業和麵包。這些簡單粗暴的口號，為他們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然而，這裏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但經常被忽略的事實：在任何一次自由選舉中，納粹黨，從未獲得過絕對多數的選票。 它的支持率，在1932年7月的那次選舉中，達到了37的頂峰。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超過60的德國選民，沒有把票投給他們。
    所以，希特勒，並非是由人民“選上”的獨裁者。
    他權力的最終獲得，源於一場致命的、在幕後進行的政治交易。
    1933年1月30日，年邁的、已經有些糊塗的魏瑪共和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元帥，在一群保守派精英比如前總理弗朗茨·馮·帕彭）的慫恿下，正式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
    這群保守派的政客，天真地以為，他們可以利用希特勒在民間的聲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議程。他們甚至還自信地認為，自己完全能夠“控製”住這個來自奧地利的下士。帕彭甚至私下對朋友說：“別擔心，我們已經把他‘框’住了。”
    然而，他們框住的，不是一隻貓，而是一頭猛虎。
    上任之後，希特勒立刻開始了他瓦解民主製度的行動。1933年2月27日，德國國會大廈，離奇地起火。這起至今仍存有爭議的“國會縱火案”，成了希特勒完美的借口。他以此為由，宣稱是共產黨人要發動暴亂，並說服興登堡總統，簽署了《國會縱火法令》。該法令，中止了憲法所保障的幾乎所有公民自由，為納粹建立一個警察國家，鋪平了道路。
    緊接著，在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向國會，提交了著名的《授權法》。該法案，將允許他的政府，在未來四年內，無需國會批準，即可自行立法。這無異於，讓國會自己投票，宣布自己死亡。
    為了確保法案通過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誘的手段。此時，所有共產黨的國會議員，早已被逮捕或流亡。納粹的衝鋒隊，在會場內外，營造出了一種恐怖的、肅殺的氣氛，恐嚇著其他黨派的議員。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並通過向天主教中央黨，作出一些保護教會利益的虛假承諾，希特勒最終，獲得了足夠的支持票。
    在所有的黨派中，隻有勇敢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全體投了反對票。
    《授權法》的通過，標誌著魏瑪共和國的正式死亡。希特勒，利用了民主的程序，合法地，終結了民主。
    這種“合法革命”的悖論，為整個第三帝國的曆史，奠定了基調。也為日後那些密謀反抗他的人，製造了一個深刻的、痛苦的道德困境：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他們將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經宣誓效忠的法律，刺殺自己曾經宣誓效忠的元首。
    與納粹的宣傳機器所描繪的那種，全民狂熱、萬眾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在第三帝國的鐵幕之下，反抗的暗流，從未停息過。
    這些抵抗，並非是一個統一的、有組織的運動。它更像是一片由動機各異、組織分散的團體和個人所組成的、複雜的光譜。其性質，也從最初的意識形態鬥爭，逐漸演變為一場德國內部精英階層的良知危機。
    最初的敵人：左翼的抵抗
    納粹上台後，最先遭到殘酷鎮壓的，是他們的政治死敵：德國共產黨kpd）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他們的組織，被迅速取締，成員被大規模地逮捕，並成為了第一批被送往達豪等集中營的囚犯。
    然而，鎮壓，並未完全撲滅反抗的火焰。尤其是在工人階級中根基深厚的共產黨，迅速轉入了地下。他們建立了龐大的秘密網絡，尤其是在柏林等工業中心。這些地下組織，冒著被蓋世太保抓捕和處決的巨大風險，偷偷地印發傳單，傳播反納粹的信息，試圖在工人階級中，維持抵抗的火種。但這種抵抗，代價是極其高昂的。蓋世太保的無情追捕，使得這些網絡，像韭菜一樣，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
    教會的良知危機
    德國的基督教教會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對納粹政權的反應，是極其複雜且充滿矛盾的，遠非一個簡單的“反抗”或“合作”的故事。
    在納粹上台初期，許多教會的領袖，都對其表示歡迎。他們天真地將納粹，視為抵禦“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一道堅固壁壘，並認同其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1933年，梵蒂岡甚至還與納粹德國，簽訂了《政教協定》，希望以此來保障天主教會自身的權益。而希特勒，則借此，獲得了重要的國際外交承認。
    然而，隨著納粹政權的極權主義和反基督教的本質，日益暴露，教會的內部分化，也開始加劇。
    一部分狂熱的神職人員，特別是新教中的“德意誌基督徒”運動，瘋狂地支持納粹，甚至試圖將納粹的種族主義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的教義中。
    另一部分有良知的神職人員，則開始警醒，並形成了抵抗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以馬丁·尼莫拉牧師和迪特裏希·潘霍華牧師為代表的“認信教會”。他們公開反對國家對教會事務的幹預，並因此遭到了納粹的殘酷鎮壓，許多牧師被逮捕入獄。
    盡管存在這樣的抵抗，但總體而言，德國的教會作為一個整體，在納粹犯下的最深重的罪行麵前，表現出了令人不安的、可恥的沉默。
    在1938年11月，那場針對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大屠殺期間，幾乎沒有一位教會的領袖，站出來公開譴責暴行。更甚者，許多地方的教會，還主動向納粹當局，提供了他們保存的、幾個世紀以來的教區洗禮記錄。而這些記錄，被納粹用來甄別和追查那些有猶太血統的“非雅利安人”，從而在客觀上，協助了納粹的種族迫害政策。
    教會的抵抗，大多局限於維護自身的獨立性，而未能將矛頭，指向納粹政權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保守派的覺醒與施陶芬貝格的轉變
    最終，對希特勒構成最致命威脅的抵抗力量，並非來自外部的政治反對派，也不是來自教會的良知，而是來自這個政權內部的核心精英——一群保守的德國貴族、高級文官和國防軍的高級軍官。
    他們中的大多數，並非是民主主義者。他們是傳統的、信奉榮譽和秩序的普魯士愛國者。他們反對希特勒，起初並非是出於對納粹意識形態的憎惡，而是源於一種非常務實的擔憂，那就是：希特勒這個瘋子、這個來自奧地利的下士，他那套魯莽和狂熱的賭博式外交和軍事政策，最終會將德意誌，引向徹底的毀滅。
    這個圈子的核心人物，包括萊比錫市的前市長卡爾·格德勒他後來被密謀集團，內定為刺殺成功後的新政府總理），以及德國陸軍的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將軍。貝克將軍，早在1938年，就因為反對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險計劃，而憤然辭職。他預見到，這將引發一場德國根本無法獲勝的世界大戰。
    然而，將這種保守派的憂慮，最終轉變為一場驚天動地的刺殺行動的，是一個人的出現。他的名字，叫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
    施陶芬貝格的轉變曆程，是整個德國抵抗運動的縮影。
    他出身於德國南部一個古老的天主教貴族家庭，是一位英俊、儒雅、富有才華的職業軍官。在納粹上台初期，他也曾一度被希特勒那套複興民族、重振軍備的口號所吸引，並對希特勒的某些政策，表示過支持。
    但他的虔誠信仰和與生俱來的貴族正義感，使他無法容忍納粹政權的粗鄙和無法無天。特別是“水晶之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納粹對教會的不斷打壓，讓他感到了深深的厭惡。
    而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他被派往東線戰場之後。在那裏，他親眼目睹了黨衛軍的“特別行動隊”，對猶太人、蘇聯戰俘和無辜的平民，所進行的、係統性的、工業化的大屠殺。
    戰爭的殘酷，與政權的罪惡，像一柄重錘，徹底擊碎了他對希特勒僅存的任何幻想。他的反抗動機，從最初的、政治和軍事上的考量，升華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沉重的道德責任。
    正如他後來對他的一位同伴所言，刺殺希特勒，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必要，更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如果不這麽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然而，這些精英密謀者的處境，是極其孤獨的。納粹政權通過其成功的經濟政策至少在戰前）和無孔不入的宣傳機器，確實在相當一部分德國民眾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與此同時，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建立的恐怖統治，使得任何公開的反對聲音，都會被迅速地扼殺。整個社會，被原子化了，人們生活在恐懼和相互猜疑之中。
    這導致了曆史學家漢斯·蒙森所說的“沒有人民的抵抗運動”。
    施陶芬貝格和他的同伴們，都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一個道德的真空中行動。他們試圖拯救的德國人民，很可能在事後，會將他們視為卑鄙的、在背後捅刀子的叛徒。這種沉重的、不被理解的心理負擔，伴隨了他們行動的每一步。
    在1944年7月20日那決定性的一天到來之前，密謀集團，已經進行了一係列大膽、周密，但最終都因為各種離奇的原因而失敗的刺殺行動。
    這些“血色的預演”，不僅展現了他們日益堅定的決心，也凸顯了希特勒那匪夷所思的、如同開了外掛一般的運氣。命運的天平，似乎總是在最後一刻，向這位獨裁者傾斜。
    1943年3月，密謀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央集團軍群的作戰指揮官，亨寧·馮·特雷斯科夫少將，策劃了一次極其精妙的行動，代號“火花”。
    計劃是這樣的：在希特勒視察位於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團軍群總部後，將一枚定時炸彈，神不知鬼不覺地，帶上他返回東普魯士“狼穴”總部的專機。
    炸彈本身，就是一件精心製作的“藝術品”。它由英國製造的高性能塑膠炸藥製成，配備了無聲的、通過腐蝕金屬絲來引爆的酸性化學定時引信。為了掩人耳目，這塊炸藥，被巧妙地偽裝在一個包裹裏，看起來，就像是兩瓶準備送給朋友的、高檔的法國君度力嬌酒。
    行動當天，特雷斯科夫的副官，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負責執行這最關鍵的一步。他找到了希特勒隨行人員中的海因茨·布蘭特上校——請記住這個名字，他正是日後在“狼穴”的會議室裏，無意中移動了施陶芬貝格炸彈的那個人——並請求他，將這個“禮物”，順便帶回德國，交給一位朋友。
    就在希特勒登機前，施拉布倫多夫用一把鉗子，悄悄地捏碎了引信的玻璃管，啟動了定時器。然後，他將這個致命的包裹，交給了毫無戒心的布蘭特上校。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對在斯摩棱斯克的密謀者們來說，是無比煎熬的等待。按照計劃，飛機將在起飛約30分鍾後，在空中爆炸。
    然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們等來的，卻是希特勒的專機，已經安全降落在“狼穴”總部的消息。
    刺殺，失敗了。事後分析，極有可能是因為飛機的貨艙內，沒有加溫設備。北歐高空的極度嚴寒，凍結了引信裏的化學酸液，使其失靈了。
    更驚心動魄的，還在後麵。為了防止炸彈事後因為溫度回升而爆炸，並暴露整個計劃，施拉布倫多夫不得不立刻找借口，搭乘下一班飛機，火速飛往“狼穴”。他以“拿錯了東西”為由，從布蘭特上校那裏，麵不改色心不跳地，換回了那個致命的包裹，並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火花行動”的失敗，並未讓密謀者們氣餒，反而激發了他們更決絕的勇氣。僅僅八天之後，他們就策劃了下一次行動。這一次，賭注，是刺客自己的生命。
    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計劃前往柏林的軍械庫，參觀一場繳獲的蘇軍武器展覽。魯道夫·克裏斯托夫·馮·格斯多夫上校，自告奮勇地，擔當了這次自殺式襲擊的主角。作為這次展覽的解說專家，他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希特勒。
    他的計劃，簡單而致命：在他的大衣左右兩個口袋裏，各藏一枚炸彈。在希特勒進入展廳後，他立即啟動化學引信，然後，像個影子一樣，緊緊地跟在希特勒身邊，與他同歸於盡。
    他選擇的是10分鍾的引信，而根據日程安排，希特勒預定的參觀時間是30分鍾。這似乎是足夠的時間了。
    然而，命運，再一次，跟他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行動當天，希特勒似乎對這次展覽，表現得意興闌珊，情緒不高。他一言不發地，在展廳裏匆匆穿行。格斯多夫在希特勒進入展廳的瞬間，便按下了引信。但希特勒，僅僅逗留了不到兩分鍾，就徑直走向出口，離開了。
    時間，完全不夠了！格斯多夫的心髒，幾乎跳到了嗓子眼。他以最快的速度，飛速衝進了最近的男廁所，在炸彈爆炸前的最後幾秒鍾，用顫抖的手，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希特勒，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連續的失敗，讓密謀集團意識到，僅僅殺死希特勒，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刺殺成功的同時，發動一場全國性的政變，在納粹高層陷入混亂的權力真空中，迅速地控製國家。
    為此，他們構思出了一個堪稱天才的、釜底抽薪式的計劃。他們沒有憑空創造一個漏洞百出的政變方案，而是決定“劫持”德軍一個現成的、由希特勒親自批準的官方應急預案——“女武神行動”。
    “女武神行動”的原始目的，是授權德國國內的後備軍，在國家陷入緊急狀態時比如，盟軍的大規模轟炸，導致社會秩序崩潰，或者，被強製勞動的數百萬外國勞工，發動全國性的暴亂），迅速地接管政府的關鍵部門，逮捕暴亂分子，維持國內的穩定。
    特雷斯科夫和當時在後備軍擔任要職的弗裏德裏希·奧爾布裏希特將軍等人，對這份官方的計劃，進行了巧妙而係統的修改和補充。
    他們草擬了一係列新的、秘密的補充命令。其核心內容是：一旦接到“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死！”的密電，後備軍，將立即啟動“女武神”預案。但行動的目標，被他們偷偷地篡改為：立刻逮捕納粹黨和黨衛軍的所有高級官員，占領政府大樓、廣播電台和所有的通訊中心。
    為了讓執行命令的後備軍部隊，能夠信服，他們還編造了一個天衣無縫的謊言：一個由黨衛軍領導的激進派別，刺殺了元首，並企圖發動政變。而光榮的德國國防軍，正在采取果斷行動，撥亂反正，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這個計劃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利用了德國軍隊那根深蒂固的、如同機器一般精確的服從天性和嚴密的指揮體係，試圖讓整個後備軍，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推翻納粹政權的工具。
    這件“合法”的外衣，為1944年7月20日那場最終的行動，提供了完美的掩護。
    1944年7月20日，這是曆史的轉折點，是陰謀、勇氣、厄運與悲劇，交織在一起的一天。密謀者們，將他們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一個小小的、裝有炸彈的公文包上。
    這一天，施陶芬貝格上校，抵達了位於東普魯士拉斯滕堡森林深處的德軍最高指揮部——“狼穴”。他此行的官方任務，是在軍事會議上，向希特勒匯報後備軍的情況。
    然而，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變化，卻從一開始，就為整個計劃，蒙上了一層致命的陰影。
    由於當天天氣異常炎熱，會議的地點，被臨時從那個密不透風的、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地下掩體，改到了地麵上一間有多個窗戶的、大型的木製營房裏。
    這個決定，是災難性的。在一個封閉的混凝土空間內，炸彈的衝擊波，會被堅硬的牆壁反複反射，其威力，足以殺死室內的每一個人。而在一個脆弱的木屋裏，巨大的衝擊波，會輕易地從門窗逸散出去，威力將大打折扣。
    會議開始前，施陶芬貝格以“天氣太熱，需要更換一件幹淨的襯衫”為借口，與他的副官，維爾納·馮·哈夫滕中尉，進入了一間準備室。在這裏，他開始執行最關鍵，也最艱難的步驟：給炸彈，裝上引信。
    由於他在北非戰場上，失去了右臂，左手也隻剩下了三根手指，這個需要精細操作的動作，對他來說，異常困難。正當他緊張地操作時，一名衛兵在門外敲門催促，說會議即將開始，元首正在等他。
    在倉促之間，施陶芬貝格隻來得及，為他帶來的兩塊炸藥中的一塊，裝上了引信。這意味著，炸彈的威力，在進入會場前，就已經被削減了一半。
    中午12點30分左右，施陶芬貝格進入了擁擠的會議室。根據幸存的目擊者，阿道夫·霍伊辛格將軍的回憶，當時，希特勒正與二十多名高級將領和參謀，圍著一張巨大的、厚重的橡木地圖桌，聽取東線戰況的匯報。
    施陶芬貝格利用自己聽力受損這也是他在戰爭中留下的傷殘）的借口，設法站到了一個離希特勒很近的位置。然後，他悄悄地，將那個裝有已經啟動了定時引信的炸彈的公文包，放在了桌子下麵，靠近希特勒的腳邊。
    幾分鍾後，一個預先安排好的、來自柏林的電話，打了進來，找施陶芬貝格。他以此為由，向希特勒和凱特爾元帥告罪，然後，匆匆地離開了會議室。
    就在他離開後，那個決定了曆史走向的、不經意的瞬間，發生了。
    海因茨·布蘭特上校——是的，又是他——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桌上的地圖，覺得腳邊的那個公文包，有些礙事。於是，他便隨手，或者說隨腳，將它向旁邊推了一下，把它推到了那張巨大的、由實心橡木製成的、厚重的桌子腿的另一側。
    這個不經意的動作，將一塊堅固厚實的木頭，嚴嚴實實地，擋在了希特勒和那枚即將爆炸的炸彈之間。
    12點42分，炸彈，爆炸了。
    那這場爆炸後的結局，又將如何呢？整個德國的命運，又將走向何方？我們下一回，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