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線再次來到九龍城寨。王月生給在香港主持九龍城寨工作的陳啟沅派了一位老營學員配合工作，公開身份是城寨義務學堂的老師。其他的都由二人自己摸索。陳掌櫃在商場長袖善舞，王月生派來的老營學員劉輝也是畢業後在王氏的商隊曆練了幾年，見多識廣。二人本都以為一塊不過40畝地出頭、已經被清空的寨子，自己手頭還有英國人“濕租”，即連人帶槍，以集體放假的名義派過來的30名印度兵護衛。生哥讓自己組織個千把流民過來把城寨收拾一番、從中擇優選一批人留下來繼續發展，是手到擒來的事情。不過，當他們把生哥的要求仔細體會了一番之後，卻發覺非常棘手。
    首先就是生哥要求這批人把寨子內部的所有事情全部包下來。換言之，除了那30名印度士兵幫助他們看門護院外，寨牆之內的事情，從吃喝拉撒，到最後起新樓，全要這些人幹，而且要讓他們學會民主選舉、社區自治。第一階段目標就是在不超過3個月的時間裏完成城寨的清理和300戶臨時住宅的建設，包括300戶家庭的各種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務，並且要求初步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社區管理體係，前期投入不超過1萬銀元。
    其實，這都是王月生少年時愛看那些諸如《魯濱遜漂流記》、《神秘島》等在封閉的環境下自我救贖、逐步升級生活質量的小說的影響。也是想先在一個比較簡單的環境裏做一些社會實驗。所以，他不會真的對二人撒手不管，還是參照1906年舊金山地震後，華人社區自發搭建“互助工棚”的事跡，模糊掉敏感信息後，發給二人做參考。而且答應可以墊支6000銀元的物資，等待社區順利運行後通過提留或者其他方式轉移支付。
    如果將王月生提供的參考消息中被模糊掉的信息補全的話，那就是1906年4月18日，舊金山裏氏7.9級大地震引發的火災幾乎摧毀了整座城市。其中華人聚居的唐人街位於市中心，靠近港口，因木質建築密集、消防設施薄弱，受損尤為嚴重。
    地震後，舊金山約80建築被毀，約30萬人無家可歸。華人社區麵臨三重困境：
    主流排斥：白人主導的市政府一度禁止華人在原唐人街區域重建，認為“華人建築易燃”，試圖將華人驅趕到城市邊緣；
    資源匱乏：華人家產多毀於火災，資金短缺，無法依賴政府或慈善機構，當時美國慈善組織對華人的援助有限且帶有歧視；
    文化認同：華人迫切需要保留社區紐帶，如宗祠、行會場所，避免因分散安置導致傳統瓦解。
    華人社區憑借長期形成的互助傳統與緊密的組織網絡，在災後迅速自發搭建“互助工棚”utua aid shantytons），成為受災家庭過渡期的核心生存空間。互助工棚的核心目標是：以最低成本快速搭建臨時住所，同時維護社區自治，為永久重建爭取時間與資源。
    這種模式以“社區主導、資源整合、功能複合”為特征，不僅解決了臨時棲身問題，更成為災後重建的文化與經濟樞紐。
    組織架構是“中華會館+行會+宗親會”的三級聯動
    華人社區的組織基礎是“六大公司”，即中華總會館下屬的六個地方會館，代表廣東不同方言群體，以及各行業行會，如雜貨行、洗衣行、餐館行，和宗親會，如陳氏、李氏宗親會。災後，這些組織迅速整合，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的管理體係：
    中華總會館作為決策層統籌全局，如選址、與市政府談判、分配外部援助；發布《災後公約》，規定工棚使用規則；
    行會+宗親會作為執行層分片負責，如雜貨行負責物資采購，洗衣行負責衛生管理；組織勞動力，按行業分工。
    基層是家庭互助小組， 同方言、同籍貫的每1015戶組成“同鄉小組”，負責具體搭建、日常維護與矛盾調解。
    互助工棚的建材與資金主要依賴內部挖潛與海外支持：
    華人社區組織“清墟隊”，從被毀的唐人街廢墟中回收可用材料：將燒焦但未斷裂的房梁、門窗框等經簡單處理後用作工棚框架；將燒變形的鐵皮、銅器熔鑄成釘子、掛鉤；破碎的磚石鋪地防潮、破損的家具拆解為支撐結構；
    舊金山華人通過僑批海外華工匯款）聯係美洲、澳洲的華人社群，發起“捐資建棚”運動。例如：古巴華人社團捐贈了200箱鐵釘與防水布；加拿大溫哥華中華會館匯款5000美元當時約合後世15萬美元）用於購買木材；澳大利亞墨爾本華商捐贈了成捆的竹席用於臨時遮雨。
    無家可歸的家庭通過參與工棚搭建換取“工分”，工分可兌換口糧、工具或優先選擇工棚位置。例如：
    成年男性負責搬運、搭建，每日計10工分；
    婦女負責整理材料、後勤，每日計8工分；
    兒童撿拾碎木、傳遞工具，每日計5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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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工棚選址考慮了三個條件：
    靠近未被汙染的溪流或公共水井，如舊金山灣沿岸的淡水井；
    遠離易燃物如未清理的木料堆、山體滑坡區；
    盡量靠近原唐人街核心區，如都板街、幹尼街，保留社區文化地標如天後廟、宗親會館。
    搭建技術以“因地製宜、快速實用”為原則：
    以回收木材為框架，用竹籬笆或鐵皮做圍擋，頂部覆蓋防水布或燒焦的木板防雨；
    工棚呈“梳式排列”，每排58間，間距2米通風，公共區域如廚房、廁所、洗衣處集中設置；
    地麵鋪碎磚或木板防潮，牆角堆放沙袋防火，每間工棚門口掛“xx行會宗親會”的標識，強化歸屬感。
    日常管理采用“公約約束+服務複合”。互助工棚不僅是住所，更是災後社區的“微型治理中心”，管理規則通過《工棚公約》明確，由中華總會館頒布，各戶簽字遵守：
    口糧由“膳食委員會”統一采購，大米、鹹菜為主，按家庭人口分配，兒童多者額外補貼；
    工具如鐵鍬、斧頭等登記造冊，損壞需賠償，用勞動抵償；
    設立“衛生隊”，婦女為主，每日清理垃圾、用石灰水消毒；
    廁所設“輪值清潔員”，糞便集中處理，避免汙染水源。
    青壯年組成“護棚隊”，每晚巡邏，防止盜竊。災後物資短缺，曾發生白人小偷潛入工棚事件；
    與舊金山警察局協商，設立“華人事務聯絡官”減少衝突；
    恢複宗親會館的祭祀活動，如天後誕，組織兒童學習《三字經》；
    設立“調解室”，由鄉紳主持，解決家庭糾紛，如財產分配爭議。
    互助工棚的運作不僅是內部互助，更是對主流社會歧視的反抗。舊金山當局曾試圖以“衛生隱患”、“火災風險”為由拆除工棚，中華總會館聯合律師團援引《加州憲法》“私有財產保護條款”，華人雖無投票權，但擁有財產權。最終迫使政府承認工棚的“臨時合法性”，並同意提供少量消防設備支持。
    白人慈善機構雖提供少量援助，如舊金山救濟委員會捐贈麵粉，但要求華人“分散居住”以“融入主流”。華人社區明確拒絕，強調“互助工棚是保護文化認同的必要空間”，並通過媒體發聲，如《中西日報》，爭取輿論支持。
    工棚區逐漸成為災後經濟的萌芽地。洗衣行在工棚旁支起臨時洗衣攤，利用廢墟中的鐵鍋燒水；小商販在工棚區擺攤售賣從墨西哥走私入境的罐頭、火柴；華人醫生開設“工棚診所”，用傳統草藥+簡單西藥治病。
    典型案例如都板街工棚區的運作。都板街dupont street，後世格蘭特大道）是唐人街核心區，地震後90建築被毀。中華總會館在此設立“第一互助工棚區”，容納約500戶家庭，約2000人，其運作模式最具代表性：
    由六大公司之一的“廣府會館”牽頭，聯合雜貨行、餐館行組成管理委員會。保留了原唐人街的“騎樓”結構，部分未完全燒毀的二樓走廊被加固為公共走廊，工棚沿走廊排列，形成“半封閉社區”。設立“華童學校”，用廢墟中的木板搭課桌，由留美華僑教師授課。開設“婦女工坊”縫補衣物、編織竹籃，成品出售換取收入。1907年，隨著永久重建啟動，都板街工棚區逐步拆除，原址重建了更堅固的磚石建築，成為唐人街複興的起點。
    1906年舊金山華人互助工棚的運作，展現了底層社區在災難中的“自組織能力”：通過保留宗祠、行會館等傳統空間和祭祀、教育等習俗，抵禦了主流社會的文化同化；通過資源循環廢墟回收）、跨洋網絡僑批援助）和勞動互助，突破了外部資源的限製；通過明確的規則與集體行動，將“弱勢群體”轉化為“命運共同體”，為現代社區的災害應對提供了“非官方自治”的範本。
    正如當時《舊金山紀事報》雖帶有偏見）所記載：“華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廢墟上建起了比白人社區更有序的臨時家園——他們不需要慈善，隻需要團結。”這種“互助工棚”模式，本質上是華人社區用傳統智慧與集體力量書寫的“災後生存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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