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王月生安排的活動生效之時，後世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二人在根據王勝的隻言片語展開頭腦風暴。當然，在座的不止他們兩位，其他相關部門的代表和文保專家濟濟一堂。
    “情況就是這樣。如果按照對象說的千字文排序的話，犢字對應的應該是836”。
    “也就是說，你們懷疑有836箱寶物”，文物學泰鬥陳老摘下眼鏡擦了擦，繼續道，“836箱啊。這個數字什麽概念？可能我們文保係統以外的同誌不是很清楚。這麽說吧，中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文物裝箱轉運活動，就是抗日戰爭期間，在當時國民政府的統一組織下，從1933年開始，把當時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打包裝箱，先南下上海，然後轉到南京，七七事變後分南、中、北三路西遷，分別到四川的巴縣、樂山和成都。這次是多少箱呢？2118箱。為這些文物的轉運和收藏，動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說，動員了多少部門和地方不說，單說說他們的保存，先是在南京專門修建了朝天宮保存庫，在四川也是征用了很多房產。這次的836箱，至少相當於故宮文物南遷的三分之一的規模，如果是在清末那種動蕩的環境中，僅憑個人或者家族的力量，沒有官府的協助，是如何完成的，我個人難以想象”。
    “對象有沒有具體說明寶物的大致情況呢？比如，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貴金屬，還是藝術品？”兄弟部門的代號代表發言。
    “對象關於內容的描述隻有“彼之棄履，我之寶物”這八字說明”，當事人馮小姐回答。
    “如果單純從字麵解釋的話，結合對象老祖的行為，有沒有可能是當時敦煌藏經窟或者克孜爾千佛洞內的可移動文物呢？比如王月生隻砌牆保存了那些拿不走的壁畫，而其他的......我隻是說其中一種可能性啊，沒有對王月生前輩不敬的意思。而且敦煌藏經窟裏的發現迄今沒有公布，我隻能大膽假設”。地方誌專家李研究員表示。
    “李研究員的假設很有啟發”，曆史學家張教授接話，“既然大膽假設，那麽我也提出一種可能性。大家知道後麵發現了光緒皇帝的聖旨碑。能否假設王月生當時是秘密受命以民間方式保護固定文物而轉移可移動文物，然後，嗯，就像何彥升截留敦煌卷子”。見不少參會的人一臉迷茫，想起在座不少不是文物或曆史圈內人士，隻好硬著頭皮解釋。
    原來曆史上1907年和1908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和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先後從敦煌莫高窟騙購了大量珍貴文物，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國學者展示了部分敦煌珍本，引起了學界的震動。羅振玉等學者得知敦煌莫高窟仍有大量文物後，立即上書清政府學部，要求保護剩餘文物。1910年，清政府學部電令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將敦煌莫高窟剩餘文物押運至北京。何彥升派出押解委員傅寶華負責押運，但押運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文物丟失和損壞。
    文物在運輸途中經過酒泉、張掖、永登等地，每到一處都有官員和地方人士盜竊文物。文物運抵北京後，何彥升並未立即上交，而是將文物運至自己家中，與兒子何震彝、嶽父李盛鐸等人私自截留了大量文物。為了湊足數量，他們甚至將一些較長的卷子撕成兩半。眾人聽了麵麵相覷。
    “也有可能是金村文物案那樣的”，另一位文物學者表示。看還是有人迷惑的樣子，不用提醒就介紹了起來。洛陽金村位於今河南省洛陽市孟津區，是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王室的貴族墓葬群所在地。1928年，因連續暴雨導致地層塌陷，金村地下的大型墓葬群暴露。墓中陪葬品異常精美，包括青銅器、玉器、漆器等。從1928年至1932年，持續近5年的時間裏，當地村民最初因墓葬塌陷發現文物，後發展為有組織的盜墓活動。< ces angdon arner）等人主導收購，勾結中國文物販子係統性盜掘。外國古董商按墓葬“包坑”付款，村民將整座墓中器物挖空。共盜掘8座東周王族大墓，推測為周景王、周敬王等王室成員墓，出土文物超過5000件。
    流失文物已公開的如青銅器中的錯金銀禮器，如“令狐君嗣子壺”、編鍾、兵器等，工藝精湛；玉器有戰國龍形玉佩、組玉佩等，部分玉器刻有銘文；彩繪漆器、陶俑等，因保存難度大，多數損毀或流失。這些文物基本流入了歐美博物館，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懷履光主導，藏金村文物超2000件、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哈佛藝術博物館等。日本私人藏家如日本古董商山中商會購得大量金村文物。國內留存極少，僅少量殘片存於洛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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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盜掘未進行考古記錄，墓葬結構、器物組合等信息永久缺失，導致東周王室葬製研究存在重大空白。大量刻銘青銅器流失，如“?氏編鍾”銘文涉及周王室與諸侯關係，因器物分散難以釋讀。事件曝光後，中國學者馬衡、郭沫若等痛斥“文化之劫”，推動國內文物保護意識覺醒。因文物通過“合法”貿易渠道流出，追索難度極大。至今僅有零星捐贈歸還，如2015年加拿大歸還的“青銅豆”。
    這時，另一個兄弟部門用代號稱呼的參會者提問“對象關於寶物埋藏地點的信息隻有那麽多嗎？”
    “應該說他隻披露了八個字，“祖宗之地，國門之外””。
    眾人的注意力一下子從各種假設轉移到這方麵，開始是竊竊私語，然後聲音慢慢加大。“這範圍也太大了，外東北、外蒙古、外西北都可以算啊”；
    “不用那麽遠，港澳台就不是嗎？當時可都是被葡萄牙人、英國人和日本人霸占的”；
    “我覺得那個萬生石塘嶼更有可能，他家不是受封此地嘛”......
    “那得啟動國家文物鑒定程序，防止文物消失，就像那個虎鎣追索案”。估計是觸到這些文保專家的癢處了，另一位也馬上提出建議，而且不用別人表情提示，直接科普：虎鎣是西周晚期青銅器，屬於古代祭祀用的水器，器身飾有虎形紋飾，故名“虎鎣”。青銅鎣存世稀少，虎鎣的銘文、形製對研究西周禮製、青銅鑄造技術具有重要意義。
    虎鎣原為清朝皇室舊藏，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時被劫掠至海外。2018年4月，英國坎特伯雷拍賣行teries）宣布拍賣虎鎣，標價約41萬英鎊，當時折合人民幣350萬元。國家文物局獲悉後，立即通過外交渠道要求終止拍賣並歸還文物，但拍賣行以“合法持有”為由拒絕。
    事件引發中國公眾強烈抗議，主流媒體批評拍賣行漠視文物原屬國權益。中國援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1970年公約），強調虎鎣為非法掠奪文物，應無償歸還。2018年4月11日，在多方壓力下，拍賣行宣布虎鎣撤拍，但未透露持有人信息。2018年12月，虎鎣持有人英國私人收藏家同意將文物無償返還中國。2019年1月，虎鎣安全運抵北京，正式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法律上，英國未簽署1970年公約的追溯條款，無法強製要求歸還1970年前流失文物。持有人聲稱虎鎣係家族“合法繼承”，但無法提供1860年後的完整流轉記錄。中方通過中英人文合作機製展開談判，強調文物返還對兩國文化遺產合作的意義。英國政府雖未直接幹預拍賣，但民間輿論壓力促使持有人讓步。
    “我倒是覺得這件事更像《聊齋誌異》手稿流失案。同樣是可能涉及國外，同樣是涉及一個家族的幾個分支，前段時間不是出了好幾個王家後人嘛，我看國家也沒辟謠，沒準就是幾支。那個案件是這麽回事……”。得，有關部門的人又長了次見識。
    蒲鬆齡臨終前立下家規“長支傳書，次支傳畫”，手稿由其長子蒲箬一支世代保存，並明確譜係命名用字。至同治年間，手稿存於蒲氏家祠。同治年間淄川戰亂，七世孫蒲價人為保護手稿，攜其闖關東至沈陽，後傳子蒲英灝。光緒二十年1894年），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借閱手稿，蒲英灝被迫先借出半部，但依克唐阿去世後未歸還，且因八國聯軍侵華導致該半部手稿下落成謎。蒲英灝去世前將剩餘半部手稿傳予五子蒲文珊。蒲文珊任西豐縣圖書館館長期間，偽滿洲國官員袁金鎧以選印名義借走手稿，後意圖強購，甚至日本領事威脅利誘，均被蒲文珊嚴拒。蒲文珊為防不測，在家中暗室藏稿，僅定期通風，連子女亦不得見。
    1947年冬，土改運動中手稿險被焚毀，幸被西豐縣幹部劉伯濤從農會舊書堆中發現並搶救，後經政府追回散佚部分，最終合為兩函四冊原八冊中的一、三、四、七冊）。1950年，蒲文珊將半部手稿捐贈給遼東省人民政府，後轉交遼寧省圖書館。經鑒定，現存手稿含蒲鬆齡真跡206篇，他人代抄31篇，係海內孤本。依克唐阿所借後來遺失的半部據推測可能毀於八國聯軍侵華或流落海外，如德國柏林博物館、蘇聯科學院等。也有傳說軍閥張宗昌曾購得部分手稿，但“文革”期間抄家後失蹤。好嘛，連傳說都上來了。
    整個會議越來越像文保係統的一次茶話會了，其他的有關部門代表簡直插不進話。
    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還是要馮小姐負責進一步調查。
    會後，馮小姐氣呼呼地跑到劉局長辦公室發牢騷，“天天讓我跟個男人混一起，真出了事組織負責嗎？”
    “不是你說的不肯去中台部門做支援工作的嘛。你這張臉都曝光了，還能派哪兒的外勤啊？”
    “曝光不也是組織的問題嘛。說好的直播有5秒鍾的延遲，為什麽當時不馬上掐斷信號？”
    “負責信號審查的也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你沒易容啊”。
    “您是露一次臉就行了，我那當時計劃就是要跟蹤一段時間的，易容了中間出紕漏怎麽辦？”
    唉，跟以前好幾次的同樣話題的爭論一樣，一筆糊塗賬。不過劉局長總懷疑小馮是為了自己繼續跟王勝廝混找組織上的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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