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過後，江州的氣溫驟降，街頭行人腳步更快、話語更少。
    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內部，一場未列入計劃的案件複盤會在周五晚上悄然展開。會議由程望主持，參加者除林卿、段維外，還有預審科、法醫科、心理側寫小組成員。
    複盤對象，不是當前正在偵辦的案子，而是去年春天，一起早已結案的“跳樓自殺”事件。
    死者名叫馮瀾，三十五歲，獨居，某事業單位職工，生前無精神病史，朋友圈幹淨安靜，最後的社交動態停留在案發前一天——“你撒的網，從沒打算收我。”
    彼時結案依據為：死者無他殺跡象，手機中無可疑通訊記錄，遺書語氣平穩，符合自殺特征。
    但近期李宛青案的發酵，使得相關線索重新進入視野。
    心理側寫小組負責人周漪開場即言：“這類案件最大的問題是，我們隻看到了結尾。”
    “一個人決定死亡，是有過程的。”她繼續，“我們未能分析那個過程，就無法判斷自殺的‘真實屬性’。”
    “有人是真想結束生命，有人是希望某個回應。”她頓了頓，掃視眾人，“還有人，是被‘沉默’殺死的。”
    ?
    林卿接過話題，調出馮瀾案的所有原始資料。
    “她的遺書中未提任何親屬、朋友，整整三頁紙，隻談自己工作狀態與‘疲憊感’。”
    “我們找到她生前使用過的舊筆記本，其中一份未發送的郵件草稿寫給一個署名‘’的人，內容重複表達一種：‘我配不上你的生活’‘謝謝你曾經撿過我’。”
    周漪接道：“‘配不上’‘撿過’這類詞匯，在依戀障礙型人格中較為典型。”
    “她不是毫無情緒，而是早已被‘棄用’——在對方情感係統裏，她被封存了，而她自己還試圖維係殘存的聯係。”
    程望翻看紙質資料，問：“是誰？”
    林卿答：“我們初步鎖定一名叫梁景琛的金融公司高管，與馮瀾在2019年短暫同居，後女方搬離，無公開爭執。對方已婚，育有一子。”
    “當年詢問時，他隻說兩人‘和平分開’，未再聯係。”
    “但我們從電信數據恢複中查出，他在馮瀾自殺前一周，曾三次在她樓下徘徊，留下短暫定位。”
    “他沒進去。”林卿補充。
    “是沒進去，還是沒敢進去？”周漪反問。
    ?
    程望命人調取梁景琛過往半年內的通話與軌跡記錄，同時申請了對其進行非正式訪談的審批。
    三日後，梁景琛現身江州公安局。
    他穿著整潔，神情冷靜，言談舉止帶有典型的“精英姿態”——條理分明、善於控製語言輸出，幾乎不給情緒波動留下破綻。
    “我對馮小姐的去世深表遺憾，”他說，“但我們分手已久，期間無任何瓜葛。她是個好人，隻是可能太過敏感。”
    “你曾出現在她樓下三次。”程望拋出資料。
    “那段時間我情緒波動較大，確實經過那條街。但我沒有進樓，我怕她誤會。”他頓了頓，嘴角浮起一絲牽強笑意，“或許這也是種體貼。”
    “她死前最後一次打開微信，是在你進入那個定位區域後十分鍾。”林卿冷聲。
    梁景琛麵色微變，低下頭，卻依舊平穩道：“或許她知道我在下麵。但她也沒出來。我們都有分寸。”
    周漪一直在觀察他的眼神。
    “你當時怕什麽？”
    梁景琛沉默數秒：“怕她問我，還愛不愛她。”
    “你不想說謊，又不想說實話。”程望平靜道。
    “所以你走了。”
    “你以為不說話就不會傷人，但她死了。”
    那一刻，梁景琛眼神終於閃過一絲崩裂。
    “她為什麽要那麽極端……”他喃喃。
    “因為你給了她希望，又把希望收回。”林卿語氣鋒利，“你不肯給她身份，不肯陪她走遠，卻又每次在她即將脫離時，把她拉回來。”
    “她不是死於你離開她，而是死於你反複返回卻拒絕承認她存在的方式。”
    空氣沉重壓抑。
    “這不是刑事罪。”梁景琛低聲。
    “是。”程望點頭，“法律不能懲罰你，但我們可以記錄你。”
    “讓她的死有名字，有源頭。”
    ?
    數日後，公安局與市心理協會聯合發布《親密關係心理暴力識別手冊》，其中列出五十種“非暴力傷害特征行為”，旨在建立早期幹預機製。
    此外，由馮瀾、李宛青案件為起點的《情感驅動型死亡歸因研究報告》也正式立項，程望列為特別顧問。
    社會反響不一。
    有聲音認為公安不應涉入“感情糾紛”，也有法律專家指出“道德審判不能代替司法審判”。
    但也有更多普通人，在平台留言：
    “終於有人承認，她們不是‘太脆弱’，她們隻是太認真。”
    ?
    一個月後，馮瀾母親從外地趕來，麵見程望。
    老太太坐在接待室裏，手裏緊緊攥著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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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小時候性格好，不吵不鬧，從不惹事。我一直以為，她能活得穩當點。”
    她抬起頭，眼中布滿血絲，“你說……她是真的不想活了嗎？”
    程望久久凝視那雙混濁的眼睛，最後輕聲說：
    “她不是不想活，她是想活得有人回應。”
    老太太點點頭，抹了一把淚，把那張紙交給程望。
    是馮瀾八歲時寫的一首小詩：
    “如果有人說我好，我就不哭了；
    如果有人拉我走，我就不跳了；
    如果有人聽我說，我就等他。”
    ?
    天色已晚，江州市公安局樓道昏黃燈光中，程望獨自一人走出檔案室，手中拿著那張紙，步履緩慢。
    他知道，這個案子已經沒有“司法結局”。
    但他仍堅持把這件事完整寫入卷宗。
    他說，這是“另一種判詞”。
    是給那些未曾得到機會發聲的人，一個遲到的注腳。
    深冬的江州，夜幕降臨得早，街燈在寒風中忽明忽暗。程望獨自一人在支隊辦公樓頂層的天台，手中捧著那幾頁被雨水微微浸濕的日記與詩稿。他輕輕撫摸扉頁上李宛青與馮瀾字跡迥異卻同樣哽咽的文字。
    寒風中，程望將那張寫有“她還在等一句解釋”的紙條，別在大衣內袋。風雨中，他分明聽到自己心底的聲音：
    “你不必承擔他們的孤獨，但你必須讓他們被看見，被回應。”
    他沒有選擇離開天台，而是緩步下樓，回到支隊辦公室燈火通明的工作台前，打開電腦，敲下新的標題：
    “情感驅動型死亡預警與幹預體係建設方案”
    他知道，這既不是終點，也不是永無止境的開始，而是在無數個等待回應的人心中，燃起一絲微弱卻不滅的餘燼——那是對生命的尊重，對社會的救贖，更是他對“無情細節收割機”外號背後最溫暖的回應。
    本案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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