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這一個月的刑案密度，比去年同期多了將近三成。”林卿站在刑警隊會議室的白板前，目光掃過滿滿一牆的案情資料。
    “家庭內部矛盾、情感引發的衝突案顯著上升。你看這幾起——妻子殺夫、情人投毒、未婚同居關係引發重傷……”她話音頓了頓，瞥向角落沉默的程望，“宛青的案子，不是個例，它隻是早到了。”
    “是不是有共性？”副隊長段維抬眼，聲音帶著壓抑的疲憊。
    林卿點頭：“都是情感關係不對等、個體心理承載極限被突破，在極端情緒下做出的‘臨界性決策’。”
    “情緒爆裂點越來越低，是因為現代人太焦慮。”法醫鄭漓接話，“但焦慮不是借口。多數施害者其實是有能力選擇不做的，隻是他們知道，那個瞬間失控，‘成本’往往由別人承擔。”
    “被推下去的那個人，沒人問她之前經曆了什麽。”段維低聲。
    程望緩緩合上資料本：“有時候，殺人的動機不是仇，不是利，而是長時間的‘輕視’和‘消耗’。”
    他說話一如既往簡短，卻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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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結之後，江州市公安局啟動了對“非正常死亡”數據複核的專項行動。
    這項工作起初並未引起廣泛關注，直到某份內部統計資料在媒體上被匿名披露，公眾才第一次意識到：
    過去三年中，江州市範圍內有19起女性自殺案件，最終都未立刑案——但這些自殺者中，有8人存在穩定但“模糊不明”的親密關係，且生前有情緒崩潰、反複求助、曾寫下絕望言辭等行為。
    “我們或許遺漏了某些可以被預防的悲劇。”林卿站在資料堆前，自言自語。
    程望沒有說話。他正調閱其中一起案子的初查筆錄。
    ——案發於去年冬天，一名二十八歲的自由職業者在出租屋中自縊身亡，遺書中寫道：“我已經努力了，是不是該我下場了？”
    那時，警方查明其未遭暴力，無他人入室痕跡，排除他殺，結案為自殺。
    但如今重新審視，程望注意到兩處細節：
    一、死者手機中與某男性通話記錄密集集中於事發前一周，之後驟然中斷。
    二、屍檢報告中顯示，死者左側肩膀有舊淤痕，未被當時作為關鍵證據處理。
    “再訪她的朋友。”程望交代道，“我要知道，那一周到底發生了什麽。”
    他並不想輕率地將每起女性死亡與“情感因素”掛鉤，但這起案件中，某種“缺失的證據感”始終讓他無法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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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日後，林卿帶著回訪材料返回。
    “死者朋友說，那段時間她情緒波動很大，曾多次提到‘他說要帶我去見父母’，但又反複失約。最後一次聯係，她隻說了一句‘我被騙了’。”
    程望靠在椅子背上，雙指緩緩敲擊桌麵。
    “她以為自己有了身份、有了承諾，結果連個名字都沒留下。”林卿把照片攤在桌上，“手機裏那個‘阿岩’，我們查到了，是個有家室的地產中介，已經調走，現居雲南。”
    程望點了點頭，眼神微沉。
    “我們要給她一個結論。”他說。
    “即使不能立案，也不能讓她死得像從沒來過。”
    ?
    與此同時，李宛青案在網絡上的持續熱度，促使江州警局刑偵部門設立了一個專題小組，名為“親密關係暴力研究行動組”。
    行動組第一階段任務：梳理過往五年內所有因“感情問題”而自殺、自殘、衝突致死的非刑案線索。
    這是程望主動提出的。
    他知道，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事。大多數案件早已“結案”，重新審查既增加警力負擔，又可能陷入無法定性和責任溯源的爭議。
    但他執意要做。
    “我們不能一直等他們死了，才去追問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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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局副局長在一次會議上私下問他：“你這是怎麽了？以前你隻認物證。”
    程望答得平靜：“我還是認證據。隻不過，這一次，我想追到證據的起點。”
    那起點，有時候是一個微信備注，是一通淩晨無人接聽的電話，是一個在出租屋裏反複調低鈴聲的習慣。
    程望知道，證據不是冷冰冰地躺在案卷裏——它藏在人心被消耗殆盡之前的掙紮中。
    ?
    案件再無“後續”，但影響仍在延伸。
    檢察院聯合公安局，發起關於“情感操控與精神控製在刑事案件中的界定研究”，試圖為司法審判提供可操作性的標準。
    幾位老刑警私下議論：“現在的年輕人，感情一崩潰就要命。”
    程望沉默片刻，隻道：“我們不能把悲劇當作教訓教別人。”
    “我們隻能問一句：下一個人在哪兒等著被看見。”
    ?
    臨近年末，江州冬雨連綿。
    程望回到辦公室，一封匿名快遞正擺在他的桌上。拆開，裏麵是一疊打印紙和一張紙條。
    上麵隻寫了一句話：
    “她說，你是唯一認真聽她說話的人。”
    落款：李宛青生前閨蜜 陸果
    程望看著那張紙，半晌無語。
    那一疊打印紙，是李宛青寫下的私密日記。
    紙頁略顯斑駁，字跡卻穩重細膩，夾雜著沉思、憤怒、哀怨，還有她反複寫下的一句話：
    “我沒想死，但我好像已經消失了。”
    程望將紙張一頁頁地攤開，細細讀完，最後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頭滿城暮色。
    他想起一個采訪中，一個自殺未遂者說的話：
    “真正想死的人，不是想結束生命，是想結束痛苦。”
    而那種痛苦，往往是別人覺得“不值一提”的東西。
    ——一個推遲的承諾，一句沉默的拒絕，一場等待無回應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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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他寫下工作日誌：
    “情感犯罪，非一定有鮮血。但當事人的信任、人格、情緒被持續剝奪，最終仍會走向死亡。我們要建立的不僅是刑法防線，更是預警機製——讓人們在墜入深淵之前，先被誰拉住。”
    寫完這段話，程望久久凝視屏幕，然後關掉電腦，起身離開辦公室。
    夜色正濃，雨點悄然敲窗，仿佛一個沉默的女孩在黑暗中低聲說：
    “我還在等一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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