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患者砍殺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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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紀案歸檔的第二周,江州市公安局刑偵總隊舉行了一場不對外公開的案例複盤會議。
    與會人員不多,卻幾乎涵蓋了中層以上警官。程望被要求做“核心偵辦人案件剖析”,時間:三十分鍾。
    他用了整整二十五分鍾,隻說了三點:
    第一:張紀並非完全失控的精神病人,他的行為具有計劃性。
    第二:他長期遊離在社會邊緣,沒有任何一處製度真正接納過他。
    第三:我們——指的是整個係統,知道他的存在,卻從未試圖理解他。
    會議室安靜得可以聽見熒光燈發出的電流聲。
    副局長點了點頭,卻沒有發言,轉而交給刑偵支隊的內部督導組總結。他們做了一份詳細的工作評估報告,用詞克製卻不失鋒利:
    “個案處理未能在事前階段提前識別風險,反映出基層單位與衛健係統的聯動機製存在天然斷層。”
    “街道與社區警務室未能形成有效反饋通道。”
    “精神科機構報告機製不清,精神病人分類模糊,評估標準流於形式。”
    最後一條,是:
    “刑偵係統對非典型極端暴力行為的預判機製需全麵梳理。”
    這些話程望都認同,卻也明白——再完整的文件,也無法改變張紀已經死了,張紀也確實殺了人。
    —
    會後,有年輕警員追上程望。他叫王昊,入警兩年,平時是支隊資料分析小組的主力。
    “程隊,”他有點猶豫地開口,“我想問一個問題。”
    “說。”
    “如果我們以後遇到這種人……你覺得,有什麽辦法能防得住嗎?”
    程望盯著他幾秒,反問:“你怕了?”
    “不是怕。”王昊低頭笑笑,“是覺得很荒唐。我們每天學那麽多理論、分析模型,抓慣了毒販殺人犯,結果最後真正殺人的,是一個拿著生鏽菜刀、靠街邊吃救濟飯的精神患者。”
    “你覺得他不是殺人犯?”
    “我知道他是。”王昊呼出一口氣,“隻是……我心裏有個聲音老在問:如果我不是警察,是不是也不會在意這種人死活。”
    程望沒立刻回應。
    他拍了拍王昊的肩膀,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太早了。但記住,警察不是來為所有人說公道話的,我們隻是——看見該看的,做能做的。”
    王昊站在原地沒動。他看著程望的背影遠去,像是意識到警察這兩個字,從來不是英雄標簽,而是一種無解負重。
    —
    五月初,公安係統啟動“精神障礙人員安全管理聯席機製試點”。試點第一批選擇的就是江州市。
    程望作為主要案件推動者之一,被臨時調入跨部門聯絡協調小組,工作內容包括:
    ? 梳理本市精神障礙患者數據庫;
    ? 指導基層民警如何初步識別高危異常行為;
    ? 製定“行為脫軌事件”的標準備案路徑;
    ? 聯絡轄區街道、社區、醫院,建立“異常幹預處置鏈”。
    這些工作繁瑣冗長,遠比追凶殺人案件更耗神。
    “我怎麽覺得你這工作,比當警察還難?”林醫生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和程望半開玩笑地說。
    “所以不是所有事都能靠抓人解決。”程望語氣淡淡,“要是不改變前麵的路,最後我們隻會越來越頻繁地撿殘局。”
    “你變了。”林醫生盯著他,“以前你不關心這些。”
    “以前我不做夢。”程望說完,沉默了幾秒,“現在會了。張紀一刀一刀剁人時,我在夢裏站著看,手上拿著我的警官證,但根本抬不起來。”
    —
    “你認為張紀案的核心教訓是什麽?”這是一份內部訪談提綱上的問題。
    程望給出的書麵答複是:
    “人在崩潰之前,從不製造聲響,除非有人靠近。但社會係統不聽聲音,它隻回應‘出事’。”
    這一答複,被引用在多份培訓資料裏,成為江州市精神障礙幹預課程的教學案例摘要語。
    —
    案件的餘波仍在小範圍內持續。
    有市人大代表在調研中提出:“應將‘個人極端事件’納入公共安全早期防控體係。”
    有區級心理援助機構提交材料,申請擴編“街道心理驛站”預算。
    也有輿論反彈——“會不會讓普通人把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當成潛在殺人犯?”
    這場複雜的社會共振中,程望始終沒有再做任何公開表態。他隻是安靜地履職,收案、閱卷、值班、開會,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嵌回原本的警察軌道中。
    唯一沒變的,是他現在開始定期抽時間,走訪一些重點社區——不是去抓人,是去“看一看有沒有什麽不對勁的人”。
    這是他主動請纓承擔的任務。
    —
    直到有一天深夜,程望整理當月簡報時,在一個工作例會上收到了王昊發來的私信。
    隻有一句話:
    “程隊,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可能沒什麽大不了,但我和一個總愛在天橋下自言自語的大爺聊了十分鍾,後來我陪他去醫院掛了心理科。他沒反抗,說謝謝。說他從沒和警察說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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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望看了很久,然後回了兩個字:
    “很好。”
    —
    這個案子,最終沒有獲獎,也沒有被媒體再做大肆報道。張紀的照片逐漸從輿論視野裏消失,那棟公寓也已經出租給了下一個外地打工者。
    江州依舊有雨,依舊有下水道裏傳來的酸臭、有街邊藥店深夜未熄的燈、有超市廣播裏重複播放的“今日特價”。
    一切恢複如常。
    可在某些人心裏,張紀那雙空洞的眼睛,會一直留在記憶深處。
    那不是凶手的眼睛。
    那是一個從沒被誰接住過的人,在失控邊緣喊出的最後一聲“我在這”。
    程望知道,他不該忘。
    他也不會。
    那天夜裏,程望值完班,從警局東側門離開,天還沒有黑透,城南街口的路燈已經亮起,照著他走出值班樓的身影,斜斜拉長。
    他習慣性地走得很慢。值完班後的沉默,就像一層看不見的罩子,把他跟整座城市隔開。
    小區對麵便利店門前,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坐在貨架邊,耳朵塞著耳機,一動不動。旁邊有個更小的孩子蹲著啃冷麵包,眼神木然。
    程望站了一會兒,沒走過去,隻看了一眼,然後繼續往前走。
    他不是救助站,也不是家長。他隻是一個警察。
    這個職業教會他,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不是非瘋即醒的。
    張紀不是瘋子,他也不是徹頭徹尾的惡人。他隻是在漫長的沉默中,學會了用最極端的方式喊出一句“我活著”。
    但沒人聽。
    而現在,程望聽見了。
    隻是,他知道,聽見,和能救,是兩回事。
    他回到家時,時間剛好過了淩晨零點,案卷擺在桌上未翻,電子屏還亮著未讀通報。程望脫下警服,洗了把冷水臉,坐回椅子上,盯著那頁紙上的死者信息。
    良久,他拿筆,默默補上最後一欄:
    【凶手狀態:死亡。】
    【案件結論:結案。】
    窗外又下雨了。
    就這樣落幕。
    可雨還沒有停。
    本案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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