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漏三更，油燈芯爆出個火星，照亮了縣誌上“洛城膏腴”四個字。
    萬曆年間的洛城，曾是漕運樞紐，碼頭上商船連綿十裏，倉廩裏的糧食能堆成山。
    可如今書頁間夾著的，卻是崇禎年間的災荒圖——餓殍遍野，流民如蟻，圖旁還有時任知縣的夾注：“鬥米千錢，官倉無粟，問之布政司，答曰"京餉緊急，無暇及此"。”
    我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往事像潮水般湧來，帶著墨香與黴味，混著科舉策論上被朱砂劃掉的字句。
    十八歲那年，我背著幹糧步行三百裏去應鄉試，鞋底磨穿了，就用破布裹著腳走。
    走到一半，幹糧吃完了，隻能在路邊的野地裏挖些野菜充饑。
    放榜那日，我在榜下站了三個時辰，直到看見“魏東來”三個字排在第七，才敢相信自己中了舉人。
    可到了會試，我在策論裏寫了“藩鎮跋扈，鹽政蠹壞”，主考官看了竟把卷子摔在地上，朱砂筆在“鹽政”二字上畫了個血紅的圈：“這等狂生，若讓他入仕，豈不是要掀了朝堂？”
    後來我才知道，那主考官的親家，正是兩淮鹽運使，每年光“餘鹽”的孝敬就有上萬兩。
    落第那日，我在京城的茶肆裏遇見張大人。
    他見我對著殘卷流淚，便要了去看，看完後拍著我肩說：“好文章！可惜生不逢時。”
    他指的“時”，是如今策論首重“頌聖”，次講“祥瑞”，至於民生疾苦、朝政弊端，早被寫進了《科場禁忌》的頭一條。
    後來是他力薦我入了國子監，可同窗們都笑我是“野路子”，說我不懂官場的“規矩”——他們在太學裏背的不是聖賢書，而是《中樞政考》裏的“迎送禮儀”、《督撫便覽》中的“饋遺數目”。
    有次我在國子監的碑刻裏發現塊南宋殘碑，上麵刻著“諫官言事，雖黜勿罪”，可如今的碑趺上，卻被人刻了句“禍從口出，病從言入”。
    在國子監的日子，是我這輩子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我與同舍的陳兄、劉兄常常在月下論政，我們讀範仲淹，讀海瑞，幻想著有朝一日能澄清吏治，讓百姓“樂歲終身飽”。
    陳兄曾指著太液池說：“東來，他日你我若為封疆大吏，定要讓這天下無饑寒。”
    可如今，陳兄已在京官任上步步高升，上次見他，他袖中掉出張“炭敬”的禮單，上麵列著各省巡撫所奉的炭資數目。
    而他正忙著修訂《捐官則例》，給那些用銀子買官的富商定品級。
    我這才明白，當年我們在國子監裏讀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早被他們換成了“先官場之利而利”。
    我曾在國子監的碑刻裏見過劉大人年輕時的名字——那時他是太學生劉仲文，在“諫官言事碑”旁題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他中進士後被派往揚州鹽運司，首月便因查獲三船私鹽觸怒鹽商。
    那夜他被綁在運河邊的柳樹上，三十大板下去，脊骨發出碎裂聲。
    鹽運使王大人撐著油紙傘來看他，靴底碾過他咳出的血沫：“劉賢侄，這揚州的鹽，是朝廷的命脈，也是你我的命脈。”
    半月後，他娶了王大人的獨女，婚房的紅綢下，藏著鹽商送來的“賀禮”——二十道蓋著戶部關防的浮引勘合。
    他曾在洞房夜對著銅鏡揭開創口，看見血痂下新生的肉，像極了鹽引上的朱砂印。
    從那以後，他靴底總沾著鹽粒，袖口總藏著“浮引勘合”。
    如今他案頭的《鹽法考成》，某頁用朱筆圈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旁邊是他批注的小字：“非吾願，實乃官場漕規耳。”
    更痛的是婉娘。
    那年揚州的三月三，她在瘦西湖的詩會上吟“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鬢邊的海棠簪子隨聲輕顫。
    我當時正被鹽商刁難，那鹽商非說我的詩稿抄襲，要我當眾道歉。
    她卻撥開人群，將一錠銀子拍在桌上：“這位先生的詩稿，我買了。”
    後來才知道，她是揚州最大的鹽商之女，卻偏偏愛往書齋跑——她父親的賬房裏，鎖著一摞摞《鹽引勘合》，每道勘合都對應著上千引官鹽，而她的繡房裏，卻藏著我送她的《杜工部集》，書頁間夾著她抄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她父親第一次見我時，正坐在鋪著波斯地毯的客廳裏數銀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發白的青衫，嘴角撇成個鄙夷的弧度：“魏舉人？嗬，舉人能換幾擔鹽？”
    後來我做了揚州同知，他依舊瞧不上我，說我“芝麻官，難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頓鹽政被彈劾，他竟在宴會上拍手稱快：“我就說嘛，寒門出不了鳳凰。”
    他不知道，我查封的那些私鹽，恰是他用“合法”的《餘鹽割沒簿》轉運的，每割沒一引官鹽，他就能從鹽運使那裏分得三成利。
    婉娘被禁足那日，我隔著朱漆大門喊她名字。
    門內傳來她壓抑的哭聲，還有瓷器摔碎的聲響。
    “東來，”她的聲音透過門縫飄出來，帶著血沫似的顫抖，“你我之間，隔著的不是門第，是這世道的冰牆。你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我靠在門上，聽著她的哭聲，拳頭緊緊攥起，指甲幾乎掐進了掌心。
    那一刻，我恨自己的無能，恨這世道的不公——更恨那本寫滿“鹽引數目”“稅銀分例”的《鹽法通誌》，它像道無形的牆，隔開了我們，也隔開了無數個像我們這樣的人。
    油燈突然滅了，屋子裏陷入一片漆黑。
    我摸索著找到腰間的玉佩，冰涼的玉質貼著皮膚，仿佛能感受到她指尖殘留的溫度。
    原來這十年寒窗，換來的不過是從一個牢籠，跌進另一個更深的泥沼——這牢籠不是某個人設的，而是由一張張公文、一條條則例、一樁樁“合情合理”的潛規則砌成的。
    可若就此認命，又怎對得起祖父的期許，對得起婉娘那雙含淚的眼？
    我坐在黑暗中，摸到枕邊的《農政全書》，觸到恩師寫的“為民者”三字，眼神漸漸堅定：就算這製度是堵冰牆，我也要在洛城鑿出個洞來，讓光透進來。
    《農政全書》的紙頁被油燈烤得發脆，恩師題字的“為民者”三字在晨光中泛白。
    更夫敲過五更時，我摸出王順藏在櫃底的粗布短打，袖口還留著前任知縣補釘的線頭——這衣服穿在身上，竟比官服更合身。
    窗外的老槐樹落了最後一片殘葉，正砸在我昨夜磨墨的硯台上，墨汁未幹，凝成個歪歪扭扭的“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