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刑與反腐的爭議暫告一段落，朱標思索片刻，又提出另一項關乎民生的新政：“除了律法調整，江浙地區的賦稅問題，也該在新政中一並解決。”
    他語氣沉重地說道：“洪武年間，‘江浙賦獨重’是朝野皆知的現狀。江浙一帶地處富饒，魚米之鄉、商賈雲集，本是大明的經濟重心，但父皇當年為了打壓當地地主士紳的勢力——他們在元末多依附張士誠，對大明一統天下多有抵觸，故而在政治上限製其地位，經濟上予以壓製，規定江浙地區的賦稅要比其他省份高出數倍。就拿蘇鬆二府來說，每畝田的賦稅幾乎是河南、山東的三倍之多。”
    “沉重的賦稅讓當地百姓不堪重負，”朱標補充道，“即便江浙土地肥沃，可高額賦稅之下，百姓一年勞作所得，大半都要上繳官府，自己所剩無幾。長期處於這種高壓狀態，百姓的生產積極性被嚴重打擊，不少人甚至放棄耕作，逃荒他鄉，反而影響了當地的經濟民生。這些年，朝堂一直都在商議此事，卻始終沒有定論。如今朕即位，理應解決這個積弊。”
    說到這裏，朱標眼中閃過一絲堅定：“朕決定，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這是新帝即位後慣例的仁政，讓天下百姓都能感受到承天朝的恩惠。除此之外，專門針對江浙地區的地主士紳與百姓，再額外進行減賦——將蘇鬆二府的賦稅降至與周邊省份持平的水平，其他江浙州縣也酌情減免三成，徹底改變‘江浙賦獨重’的局麵。”
    朱雄英當即表示支持，笑著說道：“父皇此舉甚善！如今大明早已不是當年財政拮據的模樣，光是三大水師的商稅、關稅收入，去年就高達三千多萬兩，再加上嶺北商路與各地屯田的收益，國庫充盈，完全有能力為百姓減輕負擔。沒必要再靠著壓榨江南百姓來充實國庫，減賦之後，百姓生產積極性提高，江南的經濟必然會更加繁榮，長遠來看，對朝廷更是有利無害。”
    朱高熾聽後，也緩緩點頭，臉上並無反對之意：“喪標這個決策很有必要，江南是大明的經濟命脈，讓當地百姓安居樂業，才能讓這根命脈持續煥發生機。減賦既能收攏民心，又能促進生產，確實是雙贏之舉。”
    話音一轉，朱高熾話鋒變得嚴肅起來，著重提出一點：“不過，有一件事必須明確規定——蘇鬆等地的官員，不得入職戶部！這是老朱當年定下的規矩，如今新政推行，這條規矩絕不能變更，必須作為底線堅守。”
    朱標與朱雄英聞言，皆是一愣，朱標不解地問道：“高熾，減賦本就是為了安撫江南，為何還要限製蘇鬆官員入職戶部？”
    朱高熾解釋道：“父皇，大哥，道理其實很簡單。戶部掌管天下賦稅、錢糧調度，是朝廷財政的核心部門。蘇鬆等地的官員，大多出身當地士紳地主家庭，與江南的士紳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一旦讓這些地方出身的官員進入戶部任職，他們自然會想著為江南謀福利——這並非是懷疑他們的品行，而是人之常情，鄉土情結與利益關聯，難免會影響他們的決策。”
    他進一步剖析：“他們會不會真心為江南百姓謀福利，尚且兩說，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必然會想方設法地為江南士紳謀福利。比如在賦稅製定上，可能會進一步向江南傾斜，想方設法降低江南的賦稅負擔，卻忽視了其他地區的公平；在錢糧調度上，也可能優先保障江南的物資供應，損害其他省份的利益。長此以往，不僅會破壞天下賦稅的公平性，還可能引發其他地區的不滿，甚至導致朝堂派係林立，影響統治穩定。”
    “老朱當年定下這條規矩，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朱高熾補充道，“他深知江南士紳勢力龐大，若讓其滲透進戶部，必然會借助職權為自身謀利，打破朝廷的財政平衡。如今我們可以減少江南賦稅，讓百姓受益，但絕不能讓江南士紳的手伸進戶部，不能給他們幹預天下財政的機會。這是維護朝廷財政公平、防止派係勾結的底線，絕不能動搖！”
    朱標與朱雄英聽後，皆是恍然大悟，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朱標感慨道：“高熾考慮得果然周全！朕隻想著減賦惠民，卻忽略了背後的潛在風險。若不是你提醒，恐怕會留下隱患。這條規矩確實必須堅守，絕不能更改。”
    朱雄英也附和道：“高熾說得沒錯，江南士紳勢力本就雄厚，若再讓他們掌控戶部的部分權力，後果不堪設想。減賦是為了民生，而限製蘇鬆官員入職戶部，是為了朝堂穩定與財政公平，二者並不衝突，反而能相互保障。”
    說著，朱標當即讓人取來紙筆，將“蘇鬆等地官員不得入職戶部”這一條明確寫進新政章程之中，語氣堅定地說道：“就按高熾說的辦，這條規矩作為鐵律，載入章程，後世子孫也需恪守，不得擅自更改。”
    朱高熾見狀，心中鬆了口氣：“如此一來，減賦新政既能惠及江南百姓，又能守住底線，防止士紳勢力滲透，可謂萬無一失。”
    曆史上朱允炆這蠢貨就是聽信了士紳縉紳的讒言，即位後急不可耐地對江浙地主進行減賦，不僅大幅降低賦稅標準，規定“畝毋逾一鬥”，更是打破洪武朝鐵律，允許“蘇、鬆人仍得官戶部”。
    這一決策直接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大量江南士紳出身的官員湧入戶部，他們掌權後便徹底淪為江南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全然不顧天下財政公平。
    為了維護自身與背後士紳集團的利益，他們一邊持續壓低江南賦稅，將負擔轉嫁給其他地區百姓，導致非江浙省份賦稅愈發沉重，民怨沸騰；一邊利用職權大肆篡改賦稅章程，為江南士紳偷稅漏稅、兼並土地大開方便之門。
    原本就勢力雄厚的江南士紳，在政策庇護與官員縱容下，迅速瘋狂擴張，大量兼並農民土地，致使無數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流民，社會矛盾急劇激化。
    而戶部被江南勢力把控後，朝廷財政調度徹底失衡，各地軍需、賑災款項屢屢被克扣挪用，地方治理陷入癱瘓。更嚴重的是，江南士紳通過戶部不斷滲透朝堂，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相互勾結、黨同伐異，朝堂風氣日益腐敗，政令不通、吏治混亂成為常態。
    朱允炆本想以減賦收攏士紳人心，卻不料養虎為患，最終既失去了天下百姓的支持，又被士紳集團裹挾，加劇了統治危機，為後來靖難之役的敗亡埋下了致命隱患。
    正因為如此，朱高熾才會提醒朱標，不要犯下這種愚蠢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