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個叫劉禹錫的年輕人，21歲就考上了進士——這在唐朝有多難？相當於現在全國幾百萬考生裏，考進了前幾十名，直接拿到“中央公務員”入場券。更牛的是，他還和好朋友柳宗元成了“同榜進士”，倆人才華橫溢，一出道就被人看好：“這倆小夥子，以後肯定能當大官，幹大事！”
    誰能想到，12年後，33歲的劉禹錫卻賭上了前途，跟著一群人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永貞革新”。這場改革像一場閃電，亮得讓人睜不開眼，卻持續了146天就滅了。最後，他從“前途無量的青年才俊”，變成了“被流放的貶官”，一貶就是23年。
    今天就聊聊劉禹錫這場“理想與幻滅”的人生轉折——不是幹巴巴的曆史，是他怎麽從“少年得誌”到“熱血改革”，再到“摔得粉身碎骨”的真實故事。
    先說說：21歲的劉禹錫，憑啥敢說“要幹大事”？
    在唐朝，想當大官，要麽靠家世，要麽靠真本事。劉禹錫兩樣都占了點：他出身“中山劉氏”，雖然不是頂級豪門，但也是書香門第，從小跟著父親讀儒家經典，寫的文章連老師都誇“有大家風範”；更重要的是，他有真才實學，21歲就考中進士，比很多人少走了十幾年彎路。
    貞元九年（793年），長安的放榜日，人山人海。劉禹錫擠在人群裏，抬頭看見榜單上“劉禹錫”三個字，激動得手都抖了。旁邊的柳宗元拍著他的肩膀，笑著喊：“夢得（劉禹錫的字）！咱們中了！”倆年輕人站在長安街頭，看著遠處的皇宮，心裏都憋著一股勁：以後咱們要在朝堂上，為老百姓做點實事！
    那時候的劉禹錫，可不是“混個官當”的人。他寫了首《華山歌》，裏麵有句“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意思是“男子漢要是沒點特別的成就，就算當了大官，也隻是混日子”。這哪是剛中進士的年輕人說的話？簡直是把“我要匡扶社稷”的野心，明明白白寫在了詩裏。
    為啥他這麽有底氣？因為他遇到了一個“伯樂”——王叔文。
    王叔文當時是太子（後來的唐順宗）身邊的官員，很有遠見，早看出來唐朝的問題：宦官手裏握著兵權，皇帝都得讓三分；地方上的藩鎮像“土皇帝”，不交稅、不聽指揮，朝廷根本管不了；還有那些貪官汙吏，把老百姓的日子搞得苦不堪言。王叔文想改革，可缺幫手，一見到劉禹錫、柳宗元這樣有才華又有理想的年輕人，立馬就看上了：“你們跟我幹，一起把這爛攤子收拾好！”
    劉禹錫一聽，正中下懷。他那時候才二十多歲，眼裏沒有“官場險惡”，隻有“為國為民”的熱血。他跟著王叔文，每天一起討論朝政，從怎麽整頓財政，到怎麽削弱宦官權力，越聊越投機。有時候聊到半夜，王叔文拍著桌子說：“等太子登基，就大幹一場！”劉禹錫握著筆，在紙上寫滿改革計劃，心裏想：這一天，我等不及了！
    那時候的他，就像現在剛進大廠的“熱血新人”，覺得隻要有才華、有決心，就沒有幹不成的事。他還不知道，這場他滿懷期待的“改革”，會把他的人生，從雲端直接拽進泥裏。
    146天的“永貞革新”：像一場閃電，亮過之後就是黑暗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誦即位，就是唐順宗。順宗知道王叔文的改革想法，一登基就重用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永貞革新”正式開始。
    這時候的劉禹錫，33歲，被任命為屯田員外郎，還兼管財政——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中層幹部”，手裏有了實權。他終於能把想法變成行動了，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卻渾身是勁。
    他們幹了幾件大事，每一件都戳中了“痛點”：
    先拿貪官開刀：把欺壓百姓的“京兆尹”李實貶了官。李實以前在長安作威作福，老百姓恨得牙癢癢，聽說他被貶，街上的人都放鞭炮慶祝，比過年還熱鬧。
    整頓財政：取消了“宮市”和“五坊小兒”。“宮市”就是宦官打著“為皇宮采購”的名義，強搶老百姓的東西，給的錢還不夠零頭；“五坊小兒”是宦官管理的“雕、鶻、鷂、鷹、狗”五坊，整天在街上敲詐勒索。這倆製度一取消，長安的老百姓都拍手叫好：“終於能好好過日子了！”
    削弱藩鎮：拒絕了藩鎮李師古的“獻禮”，還想收回藩鎮手裏的兵權。以前藩鎮想給朝廷送點禮，其實是想拉攏關係，以後繼續當“土皇帝”，劉禹錫他們直接懟回去：“不用送，你們隻要好好交稅、聽指揮就行！”
    對付宦官：想把宦官手裏的禁軍兵權收回來。當時宦官俱文珍等人握著兵權，順宗都得看他們的臉色，劉禹錫他們覺得，不把兵權拿回來，改革就是白搭。
    你想想，這幾件事，得罪了多少人？宦官恨他們，藩鎮恨他們，還有那些被打壓的貪官汙吏，也恨他們。這些人就像一群餓狼，盯著劉禹錫他們，等著找機會反撲。
    劉禹錫他們當時沒顧上這些——他們太想快點改變現狀了。順宗身體不好，登基的時候就中風了，說話都不方便，全靠王叔文他們打理朝政。他們覺得時間不多，得抓緊幹，卻沒意識到，他們的“急”，正好給了對手可乘之機。
    宦官俱文珍先動手了。他們聯合藩鎮和反對改革的大臣，一起向順宗施壓，說王叔文他們“專權亂政”。順宗本來身體就差，被這麽一逼，根本扛不住。最後，在登基才146天的時候，順宗被迫退位，把皇位傳給了太子李純（唐憲宗）。
    唐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革新派”。王叔文被賜死，劉禹錫、柳宗元等八個人，全被貶到偏遠地方當“司馬”——這就是曆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劉禹錫接到貶謫詔書的時候，正在辦公室整理改革的奏折。太監念完詔書，他手裏的筆“啪”地掉在地上。他看著窗外，長安的天還是藍的，他知道，自己的“理想”，碎了。
    他想起幾天前，還和柳宗元一起在長安的酒肆裏喝酒，柳宗元說：“等把兵權收回來，就去華山看看，你不是寫過《華山歌》嗎？到時候再寫一首！”他當時還笑著答應，可現在，別說華山了，他連長安都待不下去了。
    這一年，劉禹錫33歲。他從“前途無量的改革骨幹”，變成了“被貶的朗州司馬”。他不知道的是，這一貶，就是23年。
    朗州的日子：窮山溝裏，他寫下“蚊子詩”，卻沒認輸
    朗州，就是現在的湖南常德。在唐朝，這地方可不是什麽好地方——偏遠、潮濕，到處是山，交通不便，跟繁華的長安比，簡直是天上地下。
    劉禹錫坐著船，走了幾個月才到朗州。下船的時候，他看著眼前的景象：低矮的房子，泥濘的小路，耳邊是聽不懂的方言，心裏像被堵了一塊石頭。他住的“司馬府”，其實就是個破院子，屋頂漏雨，牆壁發黴，到了晚上，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以前在長安，他是每天和大臣們討論朝政的“屯田員外郎”，出門有車馬，吃飯有宴席；現在在朗州，他是個沒實權的“司馬”，沒人理他，沒人跟他說話，每天隻能對著山和江發呆。
    換作別人，可能早就消沉了，劉禹錫沒認輸。他心裏的火，還沒滅。
    他看到那些欺負老百姓的小官，像宦官一樣討厭，就寫了首《聚蚊謠》，把他們比作蚊子：
    “沉沉夏夜蘭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
    意思是“夏天的晚上，蚊子在暗處嗡嗡叫，聲音大得像打雷，一開始聽著嚇人，其實就是一群會叮人的小東西”。他罵的是蚊子，其實是罵那些像蚊子一樣的權貴——你們現在得意，早晚有一天會被拍死！
    他看到有人兩麵三刀，一會兒說改革好，一會兒又罵改革派，就寫了《百舌吟》，把這種人比作“百舌鳥”：
    “笙簧百囀音韻多，黃鶯吞聲燕無語。”
    意思是“百舌鳥會學各種聲音，把黃鶯的聲音都蓋過了，其實沒什麽真本事”。他就是要告訴那些人：你們別裝了，誰不知道你們是牆頭草？
    他還寫了篇《砥石賦》，裏麵說“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意思是“石頭能把鈍刀子磨快，法律能把愚昧變成智慧”。他這是在說：就算改革失敗了，我還是覺得改革是對的，就像砥石能磨快刀子一樣，法律和改革，早晚能把唐朝的“毛病”治好！
    在朗州的日子，他過得很苦。夏天又熱又潮，他得了風濕，一到陰雨天就腿疼；冬天沒有暖氣，他裹著薄被子看書，手凍得握不住筆。他沒放棄讀書，沒放棄寫詩，更沒放棄自己的理想。
    有時候，他會去江邊散步，看著江水流向遠方，心裏想：總有一天，我會回到長安，再幹一番大事。可他沒想到，這一天，他等了23年。
    有一次，他收到柳宗元的信，柳宗元被貶到永州，日子也不好過。信裏說：“夢得，我昨天去了永州的西山，想起以前在長安一起爬山的日子，心裏真不是滋味。可我沒認輸，你也別認輸啊！”劉禹錫看完信，眼淚掉了下來，他拿起筆回信：“子厚（柳宗元的字），我沒認輸。朗州的江很好，山也很好，我在這裏寫了很多詩，等咱們回去，一起給皇上看，讓他知道，咱們還能為國家做事！”
    那時候的他們，就像兩個在黑暗裏互相打氣的朋友，雖然隔著千山萬水，卻憑著心裏的那點熱血，撐著往前走。
    劉禹錫在朗州待了8年。這8年裏，他沒閑著：他學當地的方言，聽民間的歌謠，把感慨寫進詩裏；他還教老百姓讀書寫字，告訴他們“就算日子苦，也要有希望”。當地的老百姓都喜歡他，覺得這個“貶官”不一樣，沒有架子，還真心對他們好。
    後來有人問他：“你在朗州那麽苦，怎麽還能寫出那麽有勁兒的詩？”劉禹錫笑著說：“苦算什麽？我心裏有要幹的事，這點苦，不算啥。”
    他不知道的是，朗州是他貶謫生涯的起點。接下來的十幾年，他還會被貶到連州、夔州、和州，走了大半個中國。可不管到哪裏，他都像在朗州一樣，沒認輸，沒消沉——因為他心裏的那團火，從21歲中進士那天起，就沒滅過。
    這場“幻滅”，到底教會了他什麽？
    “永貞革新”失敗後，很多人都替劉禹錫可惜：要是他沒參與改革，憑著他的才華，肯定能當大官，過好日子。可劉禹錫從來沒後悔過。
    後來他在《子劉子自傳》裏寫：“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順宗即位，遂委政王叔文，而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他說起那段日子，沒有抱怨，隻有懷念——懷念那種“為了理想，拚盡全力”的時光。
    這場“幻滅”，沒把他打垮，反而讓他更懂人生了。以前的他，是個“熱血青年”，覺得隻要有理想，就能幹成大事；後來的他，知道了“官場險惡”，知道了“理想有時候會輸給現實”，他還是沒放棄理想。
    他在貶謫路上寫的詩，不再是年輕時那種“丈夫無特達”的激昂，多了點“沉舟側畔千帆過”的豁達。
    21歲的劉禹錫，憑著才華和熱血，走上了官場；33歲的劉禹錫，憑著理想和勇氣，參與了改革；被貶後的劉禹錫，憑著堅韌和豁達，活成了“詩豪”。
    他的“永貞革新”雖然失敗了，他的故事，卻告訴我們：年輕時的理想，哪怕碎了，也不是白碎的——它會變成你心裏的火，在你走夜路的時候，照亮你往前走的路。
    就像劉禹錫在朗州的那個晚上，蚊子嗡嗡叫，屋頂漏著雨，他還是點著燈，在紙上寫著詩。他知道，這盞燈不熄，這枝筆不停，他的理想，就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