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的長安歲月，這位寫出“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詩人，在長安當的可不是“混日子”的官——28歲考中進士後，他拿著“有闕必規，有違必諫”的硬脾氣，天天給皇帝提意見，還寫了一堆“捅馬蜂窩”的諷喻詩，把中唐的貪官、苛政全扒了個底朝天。
    他的詩不是寫給文人看的“陽春白雪”，是老百姓都能聽懂的“大白話”；他發起的“新樂府運動”，不是玩文字遊戲，是要讓詩歌變成“替百姓說話的工具。
    28歲考《策林》：別人寫空話，他偏寫“百姓的苦”
    公元806年，長安的科舉考場比往年熱鬧——這一年考的是“製科”，不是常規的進士科，考的是“策論”，也就是給朝廷提治國建議，難度比一般考試大得多。28歲的白居易，揣著一遝自己寫的《策林》，走進了考場。
    別以為考策論就是“掉書袋”，當時很多考生為了討好考官，寫的全是空話：“陛下聖明，好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官員要廉潔，百姓要聽話”，全是正確的廢話，沒一點實際內容。
    白居易偏不。他寫的75篇《策林》，沒一句空話，全是盯著“百姓的苦”“官場的亂”“藩鎮的害”說的——比如寫賦稅太重，他說“百姓苦，苦在賦稅多，官吏還趁機敲詐，把百姓的糧食都搶光了”；寫官場腐敗，他說“有的官員天天喝酒享樂，不管百姓死活，這樣的官留著有啥用？”；寫藩鎮割據，他說“藩鎮像毒瘤，不早點割掉，國家早晚要出事”。
    更敢的是，他還直接批評當時的政策——比如朝廷搞“宮市”，讓太監去街頭搶百姓的東西，美其名曰“采購”，白居易在《策林》裏直接說：“宮市就是搶，太監拿著一點錢，就把百姓的東西拿走，這比強盜還狠！”
    考官們一看這《策林》，都驚著了：“這年輕人，膽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得罪人？”再仔細讀，又覺得他說得全是實話，句句戳中要害。最後，考官們一致拍板：“白居易這策論，有良心、有見識，得中！”
    放榜那天，白居易看到自己的名字，沒像其他考生那樣歡呼雀躍，反而蹲在考場外，想起了符離的日子——想起母親用米漿教他寫字，想起湘靈家種地的辛苦，想起逃荒時看到的餓肚子的百姓。他心裏想：“考上了，終於有機會替百姓說話了，可不能忘了初心。”
    沒過多久，朝廷給了他一個官——左拾遺。這個官品級不高，才八品，權力特殊：專門給皇帝提意見，不管是皇帝做錯了，還是官員有問題，都能直接說，相當於“皇帝的監督員”。
    有人勸他：“左拾遺是個得罪人的官，少說點話，別給惹麻煩。”白居易卻搖搖頭：“我考科舉、當官，不是為了混日子，是為了‘兼濟天下’，要是連話都不敢說，還當什麽官？”
    從那天起，長安城裏多了個“敢說話的左拾遺”——上朝時，別的官員都順著皇帝說，他敢站出來：“陛下，最近宮市又搶百姓的東西了，得管管！”“陛下，江南水災，百姓沒飯吃，得趕緊放糧！”有時候皇帝聽得不耐煩，臉都黑了，他還是接著說，一點不慫。
    他的同事都替他捏把汗：“白居易，你少說兩句吧，小心皇帝把你貶了！”白居易卻笑著說：“我要是怕被貶，就不當這個左拾遺了。”
    《賣炭翁》：一句“心憂炭賤願天寒”，寫盡百姓的命比炭賤
    白居易當左拾遺的時候，沒光靠嘴提意見，還把看到的百姓苦，寫成了詩——最有名的就是《賣炭翁》。這首詩不是他瞎編的，是他親眼看到的真事。
    還原下那個場景：那是個冬天，長安特別冷，寒風跟刀子似的刮。白居易早上上朝，路過長安城東的街頭，看到一個老頭，背著一筐炭，蹲在路邊發抖。老頭穿著件破單衣，臉被煙火熏得漆黑，手上全是老繭，凍得又紅又腫。
    白居易走過去，問老頭：“這麽冷的天，怎麽不多穿點？炭賣多少錢一斤？”老頭歎了口氣，說：“家裏沒煤了，隻能上山燒炭，燒了十幾天，才燒出這一筐。本來想賣了炭，買件棉襖，再買點米，可等了一早上，也沒人買。”
    白居易正想安慰他，遠處來了兩個太監，穿著華麗的衣服，後麵跟著幾個小吏，耀武揚威地走過來。太監看到老頭的炭，指著說：“這炭不錯，宮裏要了！”小吏立馬過去，把炭筐搶過來，扔給老頭半匹布，說：“這是宮裏給的錢，夠你買炭的了，趕緊走！”
    老頭急了，抓住小吏的手：“這布不值錢，不夠買棉襖和米啊！你們不能搶我的炭！”太監一腳把老頭踹開：“大膽！宮裏要你的炭是給你麵子，再敢囉嗦，把你抓起來！”說完，就拉著炭走了。
    老頭坐在地上，看著太監的背影，哭了起來——那是他燒了十幾天的炭，是他冬天活下去的希望，就這麽被搶走了。白居易站在旁邊，心裏像被針紮一樣疼，他掏出自己的錢，遞給老頭：“大爺，這點錢你拿著，買件棉襖吧。”老頭接過錢，千恩萬謝，抹著眼淚走了。
    那天上朝，白居易就跟皇帝說“宮市害民”的事，可皇帝隻是說“知道了，會查的”，就沒下文了。白居易知道，光靠嘴說沒用，得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讓朝廷不得不管。
    晚上回到家，他坐在油燈下，想起早上的場景，拿起筆，寫下了《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這一句，寫得太戳心了——老頭身上穿得那麽薄，本該盼著天暖和點，可他卻盼著天更冷，因為天越冷，炭越好賣，他才能活下去。這種矛盾的心理，把百姓的“苦”寫到了骨子裏：不是不怕冷，是怕餓肚子，命比炭還賤。
    詩寫完後，白居易讀了一遍又一遍，眼淚都掉下來了。他把詩抄了好多份，分給朋友，讓他們傳出去。沒幾天，《賣炭翁》就傳遍了長安——老百姓讀了，都想起自己被宮市欺負的事，哭得稀裏嘩啦；官員讀了，有的臉紅，有的罵白居易“多管閑事”；連宮裏的太監，看到詩都不敢隨便去街頭搶東西了。
    有人問白居易：“你寫這首詩，不怕太監報複你嗎？”白居易說：“我怕的不是報複，是沒人替百姓說話。隻要能讓宮市停了，我就算被報複，也值了。”
    《觀刈麥》：“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農民的苦比太陽還毒
    除了《賣炭翁》，白居易還寫了首《觀刈麥》，寫的是農民割麥子的苦。這首詩也是他親眼所見，比《賣炭翁》更接地氣。
    那是個夏天，長安周邊的麥子熟了，白居易借著下鄉考察的機會，去了郊區的農田。那天太陽特別大，地麵曬得能燙死人，他穿著長衫，走了沒幾步就滿頭大汗，可農民們還在田裏割麥子，連帽子都沒戴。
    他走到一個老農身邊，老農彎著腰割麥，汗珠子像豆子一樣往下掉，滴在麥地裏，衣服全濕透了，貼在背上。白居易遞給他一碗水，說：“大爺，這麽熱的天，歇會兒吧。”老農接過水，一口氣喝完，說：“歇不得啊！夏天天短，現在不割，萬一遇到下雨，麥子就爛在地裏了，一年的收成就沒了。”
    白居易看著老農的手，全是裂口，有的還在流血，心裏酸酸的。他又走到田埂邊，看到一個老婦人，抱著個孩子，在地裏撿農民掉的麥穗。白居易問她：“大娘，你怎麽不回家？這麽熱的天，孩子會中暑的。”
    老婦人歎氣道：“家裏的麥子都被官府收走交稅了，沒糧食吃，來撿點麥穗，不然孩子就得餓肚子。”她懷裏的孩子，小臉蠟黃，瘦得隻剩骨頭，睜著大眼睛，看著田裏的麥子，咽了咽口水。
    白居易的心像被揪了一下——農民們在太陽下拚命割麥，累得快死了，可收來的麥子，大多被官府搶走，自己隻能撿點麥穗過日子。他想起在長安當官，每天有飯吃、有茶喝，不用曬太陽、不用割麥，心裏特別愧疚。
    回到長安後，他寫下了《觀刈麥》：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腳踩在被太陽曬燙的土地上，後背被太陽烤得像著火一樣，這畫麵感太強了，誰讀了都能想到農民的辛苦。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更是絕：農民們已經累得沒力氣了，卻不覺得熱，隻盼著白天能長一點，好多割點麥子。不是不怕熱，是怕沒飯吃，是怕一年的辛苦白費。
    這首詩比《賣炭翁》更通俗，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能聽懂——有人把詩念給長安街頭的老婦人聽，老婦人聽完，哭著說：“這寫的就是我們啊！夏天割麥，真是把命都快搭上了！”
    白居易寫這首詩，不是為了“同情農民”，是為了“罵官員”——他在詩的最後寫：“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意思是“我沒什麽功勞，沒種過田，卻拿著三百石的俸祿，年底還有餘糧，想起農民的苦，我心裏特別愧疚，整天都忘不了”。
    這話看似是自責，其實是在罵那些當官的：“你們拿著俸祿，不替農民做事，還搶他們的糧食，難道不覺得愧疚嗎？”
    新樂府運動：和元稹聯手，讓詩歌變成“替百姓說話的武器”
    白居易寫《賣炭翁》《觀刈麥》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當時詩壇上的詩，要麽是寫風花雪月的，比如“春花秋月何時了”；要麽是寫神仙鬼怪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關心。他覺得，詩歌不應該是“文人的玩物”，應該是“替百姓說話的工具”，應該反映現實、解決問題。
    正好，他的好朋友元稹也有同樣的想法。元稹和白居易是同科進士，也看不慣當時詩壇的風氣，也想寫反映百姓疾苦的詩。有一天，倆人在白居易家裏喝酒，聊起這事，越聊越投機。
    元稹說：“現在的詩，都在玩文字遊戲，沒人管百姓的死活，得改改這風氣！”白居易說：“對！應該發起一個運動，寫一種新的詩，叫‘新樂府’，就寫百姓的苦、官場的黑，用通俗的語言，讓老百姓都能懂，讓朝廷不得不重視！”
    就這樣，新樂府運動開始了。白居易和元稹還提出了一個文學宣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章應該為時代而寫，詩歌應該為現實而作，不能****，不能無病**。
    為了推動這個運動，白居易寫了《新樂府》五十首，全是反映現實的：《杜陵叟》寫農民被貪官欺負，糧食被搶走；《繚綾》寫織錦的女子辛苦織出的綾羅，被皇帝和妃子浪費；《新豐折臂翁》寫老百姓為了躲避兵役，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斷。
    元稹也寫了《新題樂府》十二首，比如《田家詞》寫農民被賦稅逼得家破人亡，《織婦詞》寫織婦織到手指流血，卻換不來一頓飽飯。
    他們還帶動了其他詩人，比如張籍、王建，也跟著寫新樂府詩。張籍寫《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王建寫《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這些詩，語言通俗，像說話一樣，老百姓都能聽懂；內容真實，全是他們身邊的事，所以很快就傳遍了全國——有的農民把詩抄在牆上，提醒“別被貪官騙了”；有的官員看到詩，怕被罵，不敢再隨便敲詐百姓；連皇帝都看到了這些詩，不得不下命令，整頓賦稅、禁止宮市。
    有人罵白居易和元稹：“你們寫這些詩，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撥百姓和朝廷的關係！”白居易卻反駁：“我們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幫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們把苦寫出來，朝廷才能解決問題，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這不是幫朝廷是什麽？”
    確實，新樂府運動沒白搞——朝廷後來真的廢除了“宮市”，減輕了部分地區的賦稅，還懲罰了幾個貪汙的官員。雖然這些改變不能徹底解決中唐的問題，但至少讓老百姓的日子好過了一點，也讓更多文人開始關注現實，不再隻寫風花雪月。
    鋒芒畢露的代價：被罵“多管閑事”，卻沒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長安當左拾遺的那幾年，活得像一把“鋒芒畢露的刀子”——敢給皇帝提意見，敢寫詩歌罵貪官，敢發起運動改變詩壇風氣，得罪了不少人。
    有次，一個貪官被白居易寫詩罵了，懷恨在心，就跟皇帝說：“白居易這個人，太狂了，天天寫些破詩罵朝廷，還煽動百姓，這樣的人不能留在長安！”皇帝本來就覺得白居易有時候太囉嗦，聽了貪官的話，就想把白居易貶走。
    幸好有幾個正直的官員替白居易說話：“白居易雖然說話直，但他是為了百姓、為了朝廷，要是把他貶走了，誰還敢給陛下提意見？誰還敢替百姓說話？”皇帝這才沒貶他。
    白居易知道後，沒覺得害怕，反而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給朋友的信裏寫：“我這輩子，就想替百姓說話，就算得罪人，就算被貶，也不會改。要是因為怕得罪人就不說話，我對不起少年時的初心，對不起母親的教導，也對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他沒忘少年時的經曆——沒忘逃荒時看到的餓肚子的百姓，沒忘母親用米漿教他寫字時說的“讀書要為百姓”，沒忘湘靈說的“要記得寫老百姓的事”。正是這些經曆，讓他在長安的官場裏，沒被磨掉棱角，沒變成隻會說空話的官員。
    後來，白居易因為替朋友說話，還是被貶到了江州，也就是寫《琵琶行》的地方。臨走前，他把寫的新樂府詩整理好，交給朋友，說：“我走了以後，你接著把這些詩傳下去，別讓大家忘了百姓的苦。”
    朋友點點頭，說：“你放心，你的詩會一直傳下去，你的初心，也會有人記得。”
    長安的日子，不是逐“當官的夢”，是逐“替百姓說話的夢”
    白居易在長安的那幾年，不是來“逐當官的夢”的，是來逐“替百姓說話的夢”的——28歲考《策林》，是為了有機會提建議；當左拾遺，是為了敢給皇帝說真話；寫《賣炭翁》《觀刈麥》，是為了讓百姓的苦被看見；發起新樂府運動，是為了讓詩歌變成“武器”。
    他的詩，沒有華麗的詞藻，卻比任何“陽春白雪”都有力量；他的人，沒有圓滑的處世技巧，卻比任何“老謀深算”的官員都有良心。他就像長安城裏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唐的黑暗，溫暖了受苦的百姓。
    現在讀《賣炭翁》《觀刈麥》，還能感受到那種直擊人心的疼——不是因為詩寫得好，是因為詩裏的人、詩裏的苦，太真實了，真實到讓我們想起那些為了生活拚命的人，想起那些被忽視的底層百姓。
    白居易在長安的日子，雖然沒當多大的官，雖然得罪了不少人，被貶走了，但他沒白來——他讓更多人知道，詩歌可以替百姓說話，官員可以為百姓做事，初心可以一直堅守。這就是白居易，那個在長安拿著筆當“刀子”的諫官，那個一輩子“為百姓寫詩”的詩人，那個沒忘初心的“詩王”。